道德心理学进路的康德道德动机结构澄清

休谟提出驱动人类行为的根本力量是情感或欲望。康德接受休谟在动机问题上的内在主义进路,但反对休谟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认为可以通过从“欲求能力”到“道德关切”推出“理性单独可以作为行动的动机”。不过,出于人的完善性和行动完整性的要求,康德并没有拒斥义务论对后果的需要,动机和后果以一种更深刻的内在逻辑在康德义务论中得到了合理的安置。     

生态危机的经济哲学探析——人类追求财富“欲望”的三个向度

生态危机实质上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导源于近代以来人性当中追求财富"欲望"的激活、充盈和非理性冲动。探究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必须把人类追求财富的欲望作为其形成的逻辑预设。在以追求财富欲望为基始的批判反思坐标系中,"经济理性"、"科技理性"和"消费暴力"构成了三个不同的批判向度。自然变为"他者",生态"被宰制"直至引发难以拯救的灾难性恶果,必然关涉到人类追求财富欲望的这三个向度。     

休谟道德哲学的道义论倾向

休谟道德理论包含多种理论倾向以致显得较为庞杂,其中最为明显的是情感主义和功利主义倾向,同时暗含道义论倾向。借助孔孟儒家的道义论理论,有助于澄清休谟道义论的特征和地位。儒家伦理在本质上属于情感道义论,它与休谟的道义论旨趣颇为接近。从二者对道德根源和仁爱动机的论述展开比较,看出二者的理论交点和分歧点,从而能够加深对二者理论体系的理解和认识,并澄清休谟道德理论中各种倾向之间的关系。     

休谟论爱与正义的关系及其启示

休谟从人的自利和资源短缺的矛盾出发探讨了社会的起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正义的起源,指出自利是正义的原始动机。在深刻分析爱的特有内涵的基础上,休谟认为作为自然情感的爱因其“偏私”性质应是自利的主要内容,因此,他的自利作为正义的原始动机也可归结为偏私的爱是正义的原始动机。休谟所谓偏私的爱是正义的原始动机所强调的是,偏私的爱是正义的消极动机而非积极动机,即正义是控制偏私的爱(自利)的产物,所以,他关于爱与正义的理论给了人们两个重要的启示:其一,爱作为自然情感无法直接产生正义(以及正义社会)；其二,公平的正义(以及公平的正义社会)乃是人类的明智选择。     

劳动价值论的历史考察

劳动价值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都是首先用来说明私有财产关系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以前的思想家并非没有看到劳动在使用价值和财富形成中的作用。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与历史上劳动人民伦理道德中的价值观，存在相通之处。在近代，启蒙学者最先从理论上把财产权利的起源归结于劳动。把完全凭个人劳动占有的财产以外的财产看做社会公有的，这并非仅是社会主义者的主张。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并不是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来看待的“公平”和“正义”，而是要根除私有财产关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根本分野在于是否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暂时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主张把他们的劳动价值论直接应用于社会主义社会，但却并非没有留下研究的余地。我们应当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出发，开展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研究。     

情感与理性之间的彷徨——解析休谟的《趣味的标准》

在18世纪的英国,趣味成为美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意指审美判断的特殊能力。休谟的美学同样是围绕趣味这一概念展开的,并且在新的哲学体系中,用情感和想象的规律阐述了趣味的内涵。然而,休谟由此也面临着与同时代美学家一样的问题,即趣味判断是否具有客观性。面对这个难题,休谟写出《趣味的标准》一文,其中他既坚持趣味的情感属性,又求助于理性,这导致他把趣味判断转化为理性认识或事实判断,最后把趣味的标准定义为正确的理性认识所需要的一系列品质。这虽然保证了趣味的客观性,但却背离了审美判断的本质。同时,休谟仅关注事实意义上的标准,忽略了价值意义上的标准,因而没有完全说明趣味差异的根源。不过,他的哲学仍然为弥补这些缺憾提供启发,即理性认识可以确定事实意义上的标准,情感可以解释价值意义上的标准。     

情感与理性之间的彷徨--解析休谟的《趣味的标准》

在18世纪的英国，趣味成为美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意指审美判断的特殊能力。休谟的美学同样是围绕趣味这一概念展开的，并且在新的哲学体系中，用情感和想象的规律阐述了趣味的内涵。然而，休谟由此也面临着与同时代美学家一样的问题，即趣味判断是否具有客观性。面对这个难题，休谟写出《趣味的标准》一文，其中他既坚持趣味的情感属性，又求助于理性，这导致他把趣味判断转化为理性认识或事实判断，最后把趣味的标准定义为正确的理性认识所需要的一系列品质。这虽然保证了趣味的客观性，但却背离了审美判断的本质。同时，休谟仅关注事实意义上的标准，忽略了价值意义上的标准，因而没有完全说明趣味差异的根源。不过，他的哲学仍然为弥补这些缺憾提供启发，即理性认识可以确定事实意义上的标准，情感可以解释价值意义上的标准。     

当代西方道德动机理论研究阐微

道德动机问题是当代道德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它所要澄清的是欲望和理由究竟哪一个在行动者的行动激发中发挥着更基础和更根本的作用。动机休谟主义理论主张道德动机来自被恰当定义的欲望,动机康德主义理论认为行动的动机来自不依赖欲望的理由。这一问题对伦理学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最终的论断是欲望占据基础地位,那么这在规范伦理学层面将得出情感主义的结论,在元伦理学层面将得出非认知主义和非实在主义的结论;反之,如果最终的论断是不依赖欲望的理由占据基础地位,在规范伦理学层面将导向理性主义,在元伦理学层面将导向认知主义和实在主义。     

阿·马歇尔的“效率消费”理论述评

阿·马歇尔(1842—1924)在其1890年初版的主要经济学著作《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绪论中说:研究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经济学是旧的经济学。但在第三篇《论欲望及其满足》中,却专门写了一节《消费理论在经济学中的地位》。虽然他在这里表面上不同意班费尔德的“消费理论是经济学的科学基础”以及杰文斯等人欲望或消费刺激生产的观点。但是在骨子里,马歇     

规范辩护与动机解释——康德与休谟的分歧及其当代弥合

规范辩护是一种元伦理学分析,它不是应用特殊的道德规范去辩护具体的行为,而是追问道德之所以具有规范性力量的理由或根据。对道德要求的权威进行规范辩护就是要说明规范性的来源,外在主义、内在主义和建构主义代表了规范性来源的三种立场。康德主张理性必然也是实践的,休谟则坚持实践理性的工具主义和动机怀疑主义。康德回答了道德的客观性问题,休谟则回答了道德的动机有效性问题。在两者基础上提出的欲望-信念的动机解释框架,既可以看做是对康德与休谟的调和,也可以视为解决道德客观性与动机有效性相统一的有效路径。     

社会财富的基本性质、实体与分类

"人本位世界"是经济学的基础平台。在此基础上,社会财富具有四个基本性质:人类有用性或效用性、劳动性或稀缺性、物质性和社会历史性。社会财富实体与物理学中的光一样,也具有两象性,即自然物质和对象化劳动这两个实体,其中对象化劳动是财富的社会实体,构成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按不同的标准,社会财富可以划分为:有形财富与无形财富、生理财富与心理财富、以物质形式满足需要的财富与以意识形式满足需要的财富。     

“基督教化的斯多亚主义”与功利主义精神——论弗兰西斯·哈奇森的自然情感理论

休谟和斯密的光芒有时竟遮蔽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全景,以致弗兰西斯·哈奇森的思想一直未受学界充分的重视。韦伯为解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考察了"天职"这一概念;同样,弗兰西斯·哈奇森在"基督教化的斯多亚主义"伦理与功利主义精神之间也完成了一个切换:提出了以自然性情(包括道德感在内)这一新的人学建构理论。"基督教化的斯多亚主义"伦理是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们的基本特征。从"遵循自然"到"遵循自然情感"的新的心灵构造、自然情感和人的社会本性学说,为从注重自控与内在自由的斯多亚主义向动机论的功利主义之公共福利与进取精神的过渡提供了基础。     

原级价值判断和次级价值判断——对“休谟问题”的反向求解

休谟对由"是"到"应该"问题给出了否定答案,这一问题成为之后伦理学必须研究的问题之一,对于"休谟问题"的解决,情感主义、规定主义、社群主义或商谈伦理学都不能在休谟提出问题的范围内给出合理解读。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可以推导出原级价值判断和次级价值判断,以此为前提,"休谟问题"只能存在于事实判断与次级价值判断之间,从而实现对"休谟问题"的解答。     

经济伦理学的研究纬度——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之间

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如何联接 ,是经济伦理学无法回避的一个理论话题。“休谟的铡刀”在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划上了一道鸿沟。《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指出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严重分离 ,铸就了当代经济学的一大缺陷 ,也造成了伦理学的贫困 ;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相通的语境和联系的桥梁 ,是“伦理相关的动机观”和“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的价值分析与价值判断问题 ,这正是我们今天研究经济伦理的一个纬度     

当代美德伦理背景下的休谟“同情”原则研究

利用"同情"来解释道德问题是休谟道德哲学的独特标志。休谟的"同情"其实是用想象来再现他人的某种情感。通过对主观"同情"进行修正,不把"同情"局限在解释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交流上,而看作是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具有的一种倾向,从而使之成为普遍的道德判断依据和贯穿其道德哲学的线索。有了"同情"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共鸣和互感,使人们超越自爱之心,"仁慈"和"正义"的道德感和美德才得以形成。在当代美德伦理复兴的进程中,美德伦理学的任务在于重新确认道德行为者的心理情感倾向和内在的行为动机,但却遭遇诸多批评和质疑。重新回顾"同情"原则,依赖情感机制,对于美德伦理学的合理性、社会道德规范的可行性解释、道德规范的确立和普遍化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理性与情感的统一：康德意志理论疏解

一般认为,康德的义务论主张道德行为的动机或者根据是纯粹理性以及对法则的意识,而非感性情感或者欲望,这一点决定着行为的道德属性。对此,情感主义者提出了大量批评,站在休谟主义的立场上,他们认为道德动机的根据应该是在以同情为主的情感而非理性之中,而康德的“理性中心主义”将导致认知与行动上的诸多困难。情感主义者们并未真正理解康德伦理学中“意志”以及“理性”的复杂含义。实际上,康德并未将理性与情感简单地对立起来,而是将二者结合于更加具有统一性意义的“意志”或者“理性”概念之中,或可将其称为意志Ⅱ或者理性Ⅱ,与仅仅包含纯粹理性及其法则的意志Ⅰ和仅仅具备认知能力的理性Ⅰ不同,它们已经蕴涵了以“敬重”为核心的情感要素,即康德所说的“实践性情感”。同时,在围绕康德的“道德动机”问题上,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解——理性主义与情感主义,其真实的分歧并不那么大。纯粹理性以及对法则的意识是理论意义上的根本性动机,而作为“尊重”的道德情感是其现象性反映,在现实运作中理性与情感是同时发生的,但在逻辑意义上,纯粹理性以及对法则的意识确实是在先的。     

论休谟的情感论及其美学思想

一、知性论、情感论——休谟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 要研究休谟(1711——1776)的美学思想,首先应该弄清楚的是他的情感理论。因为休谟正是在他的名著《人性论》中,通过对情感的产生、原因、性质以及不同类别的情感的研究,旁及到了美或美感,从而树立了他的虽不系统却相当明确的美学观。虽然《人性论》中的美学观点很零散,但只要将其放在整个情感理论的背景上去考察,就可看出他的美论的基本框架。     

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基础：审美人性的复归

马尔库塞为了找到20世纪20年代初欧洲工人运动转入低潮的原因,试图从构建完满丰富的感性人性入手,以培养出不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操控的自由主体为目标,走上了一条审美政治解放之路,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体现出来的乌托邦式的未来观为他提供了最有力的理论支持。马尔库塞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一文中重新解释了《手稿》,重新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奠基于审美人性的复归之上。他揭示了人性中包含异化和超越两种向度的可能性,而这两者之间必须通过人的此在本身的存在——“劳动”作为中介进行联系。马尔库塞将人性中的情感解放的哲学起点定位在劳动的哲学概念上,在人性的内部寻求异化劳动的根源,从而放弃了对私有制结构的深入研究。他把人性定位在劳动中自由、自觉的人类审美精神本能,缺少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生产实践底色。《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开启了马尔库塞以后的“人性—美感—爱欲—游戏—新感性—新左派—审美之维”的政治美学研究路向,其美感政治学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境遇中人的生命与资本流通之间的张力问题研究具有时效性。     

马克思的对象化理论的哲学意义

<正> 在马克思的早期重要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对象化”理论.在这一理论中,哲学和经济学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第一,马克思从经济学的意义上把对象化理解为创造某种对象的劳动过程.他指出,劳动产品就是凝结在某个对象中的亦即在该对象的对象化过程中的劳动,“劳动的实现就是劳动的对象化.”(《手稿》P、     

略析休谟道德起源论的情感主义特征

文章试图对休谟在道德起源问题上的情感主义方法做一分析 ,认为休谟在运用同情或情感类推这一实验推理方法上有其独有的理性和机制上的特征 ,休谟以个人价值构成的社会化即情感类推的理性功利机制来阐明道德的形成 ,并以此消解个人与社会及阶级矛盾 ,这一情感类推、泛化的情感主义方法为后来之功利主义者继承与光大 ,并对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