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慈精神与现代家庭伦理的建构

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富含“孝慈”精神，重视父慈子孝。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经历了痛苦的历史转型。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更是从政治上、制度上、经济上推动了新型家庭伦理的建设。文化大革命严重地冲击了传统家庭伦理，而改革开放后对经济因素的强调也同样在传统与现代家庭伦理之间形成碰撞与冲突。在今天的家庭伦理的建构中，传统的“孝慈”精神应当成为有益的思想资源，做出新的贡献。     

孝慈精神对现代家庭伦理的重要意义

孝与慈是传统家庭伦理的基本规范,而支撑这种基本规范的是孝慈精神。孝慈精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养育的、调节家庭长辈与晚辈之间利益关系的价值理念,即长辈应关心爱护晚辈以尽慈道、晚辈应敬爱长辈以尽孝道的思想意识。孝慈精神对于构建现代家庭伦理具有三重意义：一是家庭纵向伦理关系的内在需求;二是现代家庭功能实现的伦理保证;三是构建现代家庭伦理的重要资源。     

家庭伦理近现代转型下的孝慈精神之嬗变

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国“被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此进程中,中国传统家庭伦理也开始了艰难的近现代转型。家庭伦理近现代转型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三个阶段均具有自己特殊的背景和特点。在各历史阶段,孝慈精神都始终未能摆脱被批判、被摒弃的命运。事实上,孝慈精神植根于血缘亲情,具有人类生活的普遍性,既适用于传统社会,也有用于现代社会,理应在批判继承的前提下成为构建现代家庭伦理的有益资源。     

数据规训与身体焦虑：量化身体的多重实践及其伦理取向

数据化生存是现代社会生活的认知图式与实践表征之一。在数据赋值的话语实践体系中,量化身体代表着全新的评价模式和意义价值,其所代表的技术价值成为自我身体对照与确认的参考体系。通过自我身体数值化、身体追踪精准化、身体展示立体化,量化技术与自然身体之间形塑了互动关系。量化技术与自然身体之间的互动实践凸显着身体伦理困境,数据量化的逻辑呈现遮蔽了主体存在,量化指标的意义确认与赋值分割着自然身体与理想身体之间的差距,自然身体迎合了当代身体工业,并始终处于“被衡量”“被评价”的焦虑状态。数据化生存语境下,技术取向与身体伦理的统一性、凸显“关心自己”的价值原则、伦理评估与风险控制的双向进路,则可用以调整量化技术与身体意象之间失衡的伦理关系。     

论集体主义伦理价值观的历史发展趋势

人类社会是在集体的劳动创造中发展起来的，因而集体主义就成为一种衡量满足个人和社会需要的必不可少的价值准则。基于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两大伦理关系，处理（或调整）个人与集体、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使之保持和谐与协调，就成为人类社会不同历史时代伦理价值原则的主要内容。随着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集体主义的伦理价值观发展为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伦理价值观。放眼世界，只有当全球各国和人民都能把集体主义的伦理道德原则和价值准则自觉地放在第一位，人类才能真正最有效地防止环境污染、维护生态平衡、“保护地球”、“拯救地球”，从而拯救人类自身！     

“消费主义设计”的困境与出路

“消费主义设计”理论的核心原则是以设计的手段来创造“人为的废弃”．其宗旨就是“促进浪费。创造浪费”。长期以来．人们将这种设计原则看成是经济增长和繁荣的推动力，但随着过度消费带来的社会、经济、环境问题以及人自身的异化．其弊端随之显现出来。在对“消费主义设计”的反思中，设计道德和伦理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并由此形成了一种迥异于形式美学的设计价值观，特别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介入。更为设计伦理的建设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途径。     

中华传统“义”德的历史底蕴和现代弘扬

作为中国传统道德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义”德蕴含了“衡量人们行为的准则”“导引人们的正向价值目标”以及“体现侠义道义精神”等。传统“义”德的伦理要求，主要体现在如何处理义与利、义与忠、义与孝等人伦关系实践中。自春秋以来，“义”德在社会中不仅是统治者治国的纲维，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亦是正人君子结交的原则，涵育个体人格的依据。传统“义”德不仅可以指导个人价值选择，为社会道德建设提供宝贵资源，同时也为我国处理国际关系提供了重要的价值理念。弘扬传统“义”德，须与时俱进，弃糟扬精，并与道德建设相结合，将其纳入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构建和时代新人（特别是青少年）培育的实践中，丰富其时代内涵，方能赓续其永恒价值。     

人权与国际伦理：基于世界主义视角的探究

人权为国际伦理确立价值基准。人权价值和人权理念使国际伦理的规范性角色得到日益强化的认可,使个体成为国际伦理的道德主体并获得独立的国际人格,国际伦理因人权伦理的普遍性而被赋予正当性内涵。作为人权价值及其普遍性体现之一的人权国际化,面临不干预原则与人权原则之间的张力、国际伦理认知差异导致的人权伦理冲突以及道德合法性与政治有效性之间的非对称性等伦理挑战。对于上述问题,世界主义人权伦理不认同对国际社会的“黑格尔伦理”认知,强调其“康德伦理”判断,论证作为无差别的存在者的个体不应该面对差别化的道德地位和人权境遇,诉求每位个体拥有复合式的公民身份和完整的人权保护机制。     

论当今中国社会的伦理价值导向

当今中国社会的伦理价值导向是一个争议颇多的问题。个人本位主义、合理利己主义、虚假的集体主义等等，由于其种种局限性，不能作为现时代的伦理价值导向。“新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一方面摈弃了无视个人利益、目的与手段错位的虚假的集体主义的说教，另一方面，它以利益作为现实的基础，以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其出发点和归宿，是个性实现的必要条件。这一新集体主义原则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表现为一种互利的现实原则，应该成为当今社会的伦理价值导向。     

福利经济学:最具伦理意蕴的经济学说

经济问题与伦理问题不能截然分开。以建立社会福利为目标的新旧福利经济学,其伦理源泉直接来自于功利主义理论。同时也因其所特有的价值判断性质而显示出浓烈的伦理意蕴。福利经济学虽然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社会效用的最大化以及社会的物质生产与分配,但是,这种研究本身在客观上也体现出了人类在伦理道德方面的需求,比如对“家庭幸福”、“精神愉快”、“友谊”、“自由”、“正义”等等的需求。福利经济学在其理论上和对实践的诉求上,也突出地体现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强烈关怀。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的“社”与“祖”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社”与“祖”意指土地、祖先，涉及相关文化伦理、世界观、信仰、礼制、仪式、社会维度。“社”与“祖”的认知逻辑为“天人合一”，促成的是宇宙、社会与个人的相互混融，承载着“亲”、“和”、“孝”、“序”等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建构并调适着人地关系、人神关系、人际关系，塑造了社会的基本架构模式。“社”和“祖”不仅是民族文化的肇始和根源，也是我国传统文化遗产体系中的核心与载体，其所秉持的伦理价值、文化价值、社会意义和时代意义都是值得深入思考和尊崇的。     

民族伦理的和谐价值——以民族生态伦理为考察视角

生态伦理学作为一种新型的伦理，对其性质和特征的理解，凸现着其独特的价值认识原则。在民族生态伦理的和谐价值视野中，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又集中体现在价值主体与三个价值客体（即自然客体、社会客体和思维客体）之间的关系。民族伦理通过不同社会的价值观念体现于不同的价值领域，现代价值观念才会具有多样性、开放性。     

“甲型H1N1”流感防控中的公共卫生伦理难题

今年3月全球暴发“甲型H1N1”流感疫情,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甲型H1N1”流感的应对工作。在“甲型H1N1”流感防控中,在公共卫生伦理原则之间出现了相互冲突的伦理难题。只有遵循公共卫生伦理学中的四大基本原则：效用性原则、尊重原则、共济原则、相称性原则,才能够解决目前出现的难题。解决这些难题对于公共卫生机构和工作人员在应对的行动上有着重大的意义。     

略论生态伦理、天人合一与集体主义的统一

生态伦理旨在确立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作为一个伦理原则 ,它的价值指向也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这种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与社会主义道德的原则———集体主义的内在要求是一致的。从本质上说 ,三者都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     

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部乡土小说中的孝亲伦理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部乡土小说关注现代社会变迁进程中乡村人伦关系的嬗变。作家探讨乡村亲子伦理从传统转向现代：颂扬传统的父慈子孝,批判“父为予纲”的守旧;赞扬现代亲子间平等互敬意识,审视代际伦理差异中的父子冲突。作家尤为质疑并否定现代经济发展中,人极度追求金钱与物质欲望导致孝亲伦理的极端异化现象：父子倒孝、金钱物化与亲子相弑。作家面对传统伦理美德在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悄然流失,深切地呼唤其实质精神的回归。     

广告伦理中的“公平”——理论与实践的对话

公平是广告伦理的核心概念。在理论上，公平源自“不伤害”的先验公理，能够与广告的信息共享和价值共创的关系本质相契合，并发展出结构化的广告伦理价值体系；公平的“等利害交换”原则蕴含着直觉正义和理性博弈，奠定了广告主和消费者之间“得所当得”的积极伦理关系；消费者因具有“劝服知识”(Persuasion Knowledge)和“道德性广告素养”(Moral Advertising Literacy)而能够成为公平原则的道德行为主体。在实践中，广告行业组织将公平视为重要的自律原则，包含广义公平、竞争公平和对消费者的公平三层含义，同时，公平与其他伦理原则一起形成无结构的共现关系；媒体对广告失范行为的舆论监督聚焦于司法惩戒和单向的消费者关护；消费者对广告的认知和评判则表现出对抗性的“等害交换”特征。综上，在理论和实践这两个范畴中，广告公平的属性、伦理学取径、地位、含义以及公平关系背后的主体这五个认识维度都存在着分歧，笔者尝试开启理论和实践的双向对话，旨在消除成见，为广告伦理建设提供新的思路。     

濒死与重生：论儒家生命伦理学价值基点之再造

儒家生命伦理思想之传统始于先秦时期对人性的探讨,这一时期人本主义光辉是"人是目的"这一生命伦理原则的第一次集中展现。进入工业文明之后,社会治理的重心从秩序追求转向效用追求,人类伦理精神之光整体黯淡下去,呈现出一种"弥散性"的价值生态。儒家生命伦理思想传统在近代遭遇的挫折是人类道德形态演进历史的"快放",从重视生命伦理到陷入生命价值虚无之中,"变"与"常"之间的张力展示了中国近现代伦理学的形态演进过程,在这一由"濒死"到"重生"的蜕变中,儒家生命伦理学开始重新寻求价值重建的基点。     

苏绰经济伦理思想及其渊源初探

本文是西魏改革家苏绰伦理思想系列研究之二。苏绰经济伦理思想的要点是 :肯定发展经济对国家政权巩固的社会伦理价值 ;“先足其衣食 ,然后教化随之”的伦理政治目的 ;“均赋役”、“有无相通 ,使得兼济”的经济公平原则 ;人类生产与自然规律相协调的伦理原则。苏绰经济伦理思想的本质就在于把伦理道德的无形作用与经济发展的有形效果有机地统一起来 ,使之成为实现其“王道”理想的两翼 ,它进一步体现了中国古代经济与伦理结合的特征     

儒家父职的道德属性及其当代反思

儒家父职存在与当前家庭建设并行不悖的丰富思想资源,但学界对此鲜有关注。作为当代中国父职的本土化前身,儒家父职与道德有很强的亲和性关系。因此,通过厘清儒家父职与道德的关系,辨析儒家父职内在道德属性的双重效用的具体内涵,最后结合当前家庭建设现实予以反思,指出需要增进“亲亲之爱”的伦理情谊,培育良好家教家风,消解因道德属性的消极效用造成的家庭性别角色固化、亲子情感疏离等负面影响;同时挖掘道德属性的积极效用中“成己成物”的公共性价值内涵,推动家风国风有机结合,从而实现儒家父职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论中国佛教伦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世界各大宗教和伦理传统中都有为现代伦理可资利用的精神资源,就中国文化传统而言,佛教伦理的思想资源不可忽视。佛教的基本义理及平等原则、慈悲救济观念、戒杀护生理念、明心见性的关怀等佛教伦理观念,丰富了中国传统伦理的内容。强化了中土道德教化的信仰力量,增强了世俗伦理的约束力。作为宗教伦理,中国佛教以其普遍性、超越性特征在中土传统社会中成为一种有效的劝善化俗之道,在现代社会中具有缓解现代危机、增进义务责任等普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