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的理论基石

确定法治的治国方略和具体措施 ,是人类进步与文明的表现 ,也是人类苦苦思索和价值选择的结果。法治的理论基石为民主治国论、权力控制论、法治优越论。民主治国、权力控制均离不开法治的确认与保障。法治优越于人治是人类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总结     

群体性事件法治成因分析

法治意识、法治知识、法治制度,是群体性事件法治成因的三个重要方面。理性地对其进行分析与思考,有助于群体行为秩序化观念的培养和增强,有利于社会稳定。     

独具特质的“政府法治论”——《中国特色政府法治论研究》简评

行政法理论基础是行政法据以存在的观念基础与思想前提。政府法治论是源于本土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基础学说,其提出与论证也是不断得到证明的实践历程。《中国特色政府法治论研究》突破了“行政法学理论基础”纷争的传统窠臼;形成了自洽性与开放性的理论体系;建构了法治主义维度下现代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回应了真实世界里的理论问题。     

论实现法治的技术基础

法治不仅要有观念的支撑,精心的制度安排,而且要有使法治观念和制度发挥自己作用的技术基础。否则,法治就不可能实现。法治的技术是实现法治的手段和方法,它产生于实现法治的需要。法治的技术包括:生成法律的技术和法律实现的技术。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基本原理论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法治的概念、本质、作用机制等根本性问题进行了全面阐发,形成了习近平法治基本原理论。这一理论创造性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治原理理论,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法治基本原理领域的理论突破与创新。习近平法治基本原理论涵盖了法治概念论、法治本质论、法治作用机制论、法治功能论、法治发展论、厉行法治理据论等,具有人民性、辩证性、创新性和实践性等鲜明属性,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理论指南和实践遵循。     

法治中国建设需要“法治之理”

法治之理是以实现公平正义、权利自由、和谐秩序为目标,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和法律方法为手段的政治行为之理;它也是一种尊重法律规则和程序,理性运用和有效约制权力,并根据法律进行思维的法治意识形态。对于传统中国以权力为中心的政治行为方式来说,强化意识形态中的法治之理,属于观念层面的变革。在思维过程中讲究法治之理,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化的先决条件。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需要用法治之理打量中国,为中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提供符合实际的理论支撑,进而把发现问题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思维方式常态化。     

论法治信仰

法治应被信仰,这是实现现代法治的基础和主导观念。本文从法治信仰的观念价值、法治信仰的价值构成、法治信仰的表现等三个方面对法治信仰进行了分析,认为法治信仰不同于法律信仰;教育是培植法治信仰的可选择手段;法治信仰的目的是要建立法治自由。     

中国的法治建设论纲

中国法治建设的关键在于必须具备法治的精神和反映法治精神的制度 ,中国法治的启动方式应采取政府强行推动与社会双轨驱动法治的模式。中国法治实现的路径应从五个方面着手。     

法治之源

法治的理论和制度形态均可追溯到古希腊城邦政治。而城邦政治孕育是在多里安人入侵后特定历史情景中制度、观念、经济、组织形态变异成形 ,并经过系列的改革才得以确立起来的。作者通过对多安人入侵后“黑暗时代”历史的追踪 ,对形成城邦政治的条件过程进行了梳理 ,并对其法治形态和精神作了描述 ,从而初步揭示了法治起源之迷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监察法治思维体系论

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深刻的监察法治思维,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形成了立体多层的监察法治思维体系.从理论维度上看,囊括了党的领导思维、人民主体思维、中国法治思维、全面反腐思维;从实践向度上看,强调将党的领导贯彻于反腐实践,通过法治反腐来增进人民幸福,促使监察制度优势转化为监督治理效能,凭借高质量监督推进反腐工作高质量发展.监察法治思维体系集中表达了新时代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持续深化的基本逻辑与核心要义,即党以法治的方式实现对公权力运行的全面监督.习近平法治思想发展了监察法治思维并引领监察法治实践迈向新高度,促进全面依法治国中党的领导更有制度体现,反腐为民更具制度效能,法治方式更有人才支撑,全面反腐更具法治保障.     

论国际商事仲裁程序的法律适用规则

国际商事仲裁程序包括仲裁程序法和仲裁规则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组成部分,其法律适用规则不能按照一般学者的观点统一进行研究,而应分别探讨.仲裁程序法的确定存在着“本座论”和“非地方化”两种理论;仲裁规则的适用主要应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经济法形式:基于规范多样性的理论思考

经济法规范的多样性给其形式的定位带来困难。如果认识到不同规范功能的一致性,并从法律分层理论上作适当推动,这一困难将得到克服。从规范功能配合的角度分析,经济法通过规范合力达到立法目的,实现目的规范与手段规范的结合、公法规范和私法规范的结合,因此,形式上不是单纯的经济行政法,而是保护特定经济权益的"应用法"。明确经济法形式既利于将其与行政法区分,也利于深入理解其与众不同的结构性规制方式。     

法律的经济分析: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的生成逻辑及现实启示

马克思通过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 ,寻找到了启开法律奥秘之门的钥匙 ,创造性地形成了经济基础决定法律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回溯马克思当年探求真理的艰辛历程 ,剖析这位探索者的探索道路 ,对于准确把握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的精要 ,并指导我们今天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条件下的法治建设 ,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理性重构和“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结合

西方理性是关注超验世界的普遍理性,它为人们提供一个严密逻辑的世界观.逻辑使法律的外在手段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形式.但建立在普遍逻辑基础上的道德是绝对的道德,人们无法用它去规范社会行动.中国传统理性是关注经验世界的经验价值理性,不关注普遍逻辑 .没有建立起逻辑,法律的外在手段难以实现.它是多样的、相对的,建立起了能较好地用于规范社会行动的经验的多层次的道德.要实现"法治"和"德治"的结合,必须重构理性.重构的理性必须是多样性和普遍性、价值和真理相统一的理性.在马克思的实践观基础上能建构起这一理性即"实践的理性"."实践的理性"具有双重品格,能实现"法治"和"德治"的结合.     

商法理念的司法实现

商法理念是商法自身的目标,包括基本理念和特有理念两个层次,商法的基本理念以商法作为特别私法为依据,商法的特有理念即适用商法应遵循的商法特色。司法实现商法理念的核心是公平。通过司法来实现商法理念有助于正确理解和适用复杂的商法,突出商事审判的特质并发展商法。商法的基本理念包括公平和诚实信用理念,商法的特有理念包括维持商事营业、信赖保护和保护交易安全的理念。     

授权规则与哈特法律本体论的建构

奥斯丁的"命令论"的根本问题,在于没有给规则应有的地位.由此,哈特将规则引进法律本体之中.但是,只有义务规则的社会,其规则体系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而这些缺陷的克服必须依赖于义务规则之外的授权规则.由于授权规则的引入,不仅可以有效地克服单纯义务规则导致的诸多缺陷,更重要的价值还在于通过授权规则与义务规则的结合,一种新的法律本体论,即法律是义务规则与授权规则相结合的"规则论",开始浮出水面.     

理性重构和“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结合

西方理性是关注超验世界的普遍理性,它为人们提供一个严密逻辑的世界观。逻辑使法律的外在手段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形式。但建立在普遍逻辑基础上的道德是绝对的道德,人们无法用它去规范社会行动。中国传统理性是关注经验世界的经验价值理性,不关注普遍逻辑,是多样的、相对的。没有建立起逻辑,法律的外在手段难以实现。它使多样的、相对的,能较好地用于规范社会行动的经验的多层次的道德建立了起来。要实现“法治”和“德治”的结合,必须重构理性。重构的理性必须是多样性和普遍性、价值和真理相统一的理性。在马克思的实践观基础上能建构起这一理性即“实践的理性”。“实践的理性”具有双重品格,能实现“法治”和“德治”的结合。      

WTO规则在我国适用的法律问题简析

“入世”对我国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其中冲击最大的就是 WTO的规则在我国的适用问题。为此试从我国目前实践做法入手 ,并结合国内学界对此的理论研究 ,提出 WTO在我国适用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可行性的建议 ,以期政府和实践机关作为理论参考 ,从而为我国在 WTO的竞争机制中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     

宏观调控法与WTO规则接轨初论

由于加入世贸组织后,世贸组织规则已成为我国经济立法的一项重大依据,随着外部环境和内部机制的变化,必然对我国的宏观调控提出更高的要求,如何利用和遵循世贸规则,调整和完善我国的宏观调控立法,实现宏观经济目标,将是国内经济法学界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商法通则的法律意义与基本架构

商主体对商事法律规范的特殊需求——实践主义至上、法律的确定性、法律革新性与进步性、法律的相对稳定性是商法独立性的内在依据,商事关系相对于民事关系的特殊性是商法独立性的外在表现。在直面商法独立性这一核心问题之后,必须回归商事立法模式本身,民法典模式、商法典模式无法解决现行商事立法现状产生的不足,商法通则是解决其不足的必由之路。在对主要国家商法典立法体例与基本架构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建议我国商法通则应采折中主义立法例,通则的基本架构应包括总则、商人、商事登记、商号及营业转让、商业账簿、经理权、商业辅助人、商事代理人、商行为一般规定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