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哲学“自然主义解读”中的“越界使用”问题及其后果

诺曼·肯普·斯密斯的工作使“自然主义”成为对休谟哲学的主流解读之一,这种解读要求理性不能对情感进行“越界使用”。但是,通过澄清休谟的理性概念,我们发现,根据休谟的理论系统,“越界使用”是无法避免的。“越界使用”的出现使休谟的自然主义解读最终归于失败,自然主义解读失败的后果是休谟的经验推理没有获得恰当的形而上学解释。     

从“深奥哲学”到“简易哲学”:休谟对理性形而上学的解构

休谟竭力批判理性形而上学的哲学方法论,力求为哲学重新奠基。经验主义哲学方法对于解构理性形而上学的结构和体系具有毁灭性作用。休谟将一切观念最终都还原为印象,一切观念都可以从印象中寻找到初始根据。在休谟看来,印象优先于观念的原则普遍有效。精神世界的观念之间的相互吸引作用与自然世界的自然事物之间的作用具有相似性。与理性形而上学不同,休谟借助于人在经验和观察基础上养成的习惯界定一般观念或抽象观念,并借助于语言寻求一般性。在反驳笛卡尔自我观念的虚妄性基础上,休谟将自我观念严格地限定在经验与观察的印象基础之上加以阐明,即在原始知觉印象的基础上借助于经验和观察的方法对自我观念进行哲学辩论、辨正和改造。     

休谟道德哲学初探

休谟道德哲学初探赵林捷一、休谟道哲学的基本观点在休漠看来，传统道德哲学混淆了科学与道德的界限。按传统观点，道德善恶的区分是由理性而来，或者“德只是对于理性的符合”［１］，或者说德与恶包含在经验特性中，而这特性能在某行为中观察到或推论出来。休漠从根本上...     

“无”中生“有”:论马利坦“诗性直觉”之直觉

直觉在传统认识论中被视为向理性认识提供材料而低理性一等的认识方式。诗学中的艺术直觉也多被视为与理性对立的情感认识方式。在理性主义神学思想的指导下,马利坦"诗性直觉"改造了传统的审美直觉观,发现了艺术直觉中潜在的理智认识性特点。基于理智性认识特点,诗性直觉所把握的是一种形式的情感。在呈现人们幽深无意识深处对实在的意向性情感时,诗性直觉还展现出趋向灵魂之"神"的创造性和超越性。     

休谟对传统哲学的消解

在康德眼中,没有人有象休谟哲学那样对传统哲学的摧毁来得如此沉重的了。①如果我们把近代西方哲学看成是一个由笛卡尔的“建构”(Construction),经休谟的“消解”(Decon struction),最后到康德的“重建”(Reconstruction)的发展过程,那么休谟哲学就更应置于一个显著的位置。另外,现代西方哲学界纷扬“体谟重新复活”,声言休谟问题尚未解决,依然存在,那么,休谟究竟提出了什么问题呢?本文试说明:休谟哲学是从认识论出发,消解传统的形而上学,但最终结果不仅消解了传统的形而上学,而且由于导向一种反理性主义而消解了认识论,并想把这一消解置于哲学史背景中加以考察。     

休谟经验论与现代西方哲学思想的"神会"

休谟拒绝上帝、纯粹理性、物质实体作为他的经验论的基础,也否认有抽象观念存在,从而拒绝一般原理和规律成为他的经验论的基石,标明了休谟对形而上学的反对,这些与现代西方哲学家对传统哲学形而上学基础的清算有着深刻的一致性;休谟在经验论中对理性的拒绝及对信念和习惯等非理性因素的发现,与现代西方哲学家对理性的全方位的批判和对非理性主义成分的开掘,又有着极端的相似性;休谟经验论的人性基础与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与现代西方哲学中哲学的生存哲学转向和日常生活转向不谋而合.这就是他们之间的"神会".     

金岳霖“共相的关联”理论研究

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过程中,重视和建构形而上学体系是其重要的特征。针对休谟问题对归纳原则的解构以及导致形上学的虚无状态,金岳霖在形而上学的地位和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形而上学命题,并且在《论道》中利用共相的关联理论,重新建立了逻辑的形上学,同时也为普遍的科学知识的基础提供了保证。     

莱布尼茨论“最完美国家的道德世界”——从《形而上学序论》到《单子论》

受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近代德国的文化精神结构呈现祛魅化态势,启示神学式微,理性神学兴起。在理性神学语境下,莱布尼茨最完美国家的道德世界即是在“神学信仰”与“哲学理性”的双重向度上建构的。同时,“预定和谐”体系是莱布尼茨道德哲学建构的理论基石。在《形而上学序论》中,莱布尼茨最早提出了“道德世界”概念,建构了“道德世界”的“草图”。随着“实体论”向“单子论”过渡,在《单子论》中,莱布尼茨细致地描画了单子与上帝单子之间的道德关系,与此同时,在单子精神自由状态基础上,他建构了一个理想的“道德世界”图景。     

论康德对形而上学的实践转化——基于对哲学“哥白尼革命”意义之重释的探究

将形而上学从思辨领域拓展到实践领域是康德批判哲学的一项重要关切。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康德指出，通过哲学领域的一场革命可以使得形而上学成为科学，这场革命一般被称为“哥白尼革命”,由于形而上学分为自然与道德形而上学，“革命”除了用来回答如何使自然形而上学成为科学之外，还要用来回答如何使道德形而上学成为科学。但是对传统自然形而上学的批判却无法直接导向对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这里蕴含了从自然领域向道德领域的跨越问题，因此“革命”需要承担起解释此“跨越”的任务，而按经典方式理解“革命”却无法超出思辨领域实现“跨越”。经典理解忽视了“革命”的历史发生学语境，天文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并非由哥白尼本人所制造，而是由哥白尼所引发、并在牛顿力学中得以完成的革命，将其纳入康德的思想语境中，可以揭示出哲学“哥白尼革命”的实质，表明它并非知识与对象间关系颠倒，而是发生在从事认知的心灵能力本身中的转变，其外延可依康德的认识论拓展到实践领域。借助知性和理性能力在理论与实践维度的不同运用，论证康德如何通过“革命”实现形而上学的“跨越”,它呈现为递进式的实践转化过程，以此为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奠定根基。     

论近代理性派认识论哲学的终结——康德与近代认识论哲学的最后终结

休谟的经验批判终结了近代经验派认识论哲学,从而开始了近代认识论哲学的终结,但是近代认识论哲学的最后终结则是由康德来完成的.沿着休谟开辟的怀疑论道路,近代认识论哲学的任务就必然是理性的批判,康德的知识论决定了其理性批判的基本内容,正是通过对人类知性与感性直观的批判,康德彻底否定了一切人类理智的形而上学,把知识完全限制在一切出现中,这也就否定了近代认识论哲学的前提,从而在终结近代理性派认识论哲学的同时,也堵死了近代认识论哲学一切可能的存在路线.     

“理性”的反思与解构“自然法”——休谟对契约论政治哲学的批判

在近代西方,以霍布斯、洛克和卢梭为代表的契约论政治哲学家以自然法和自然状态学说为基础论证和建构了自己的政治哲学,并长期居于主流地位。而在休谟看来,契约论根本上是理性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它的理论基础和框架是自然法和自然状态学说,而"自然法"理论中的"理性"概念存在着根本上的混乱。通过批判契约论的基本观点和预设,休谟促成了后来19世纪功利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     

理性的蜕变与拒斥形而上学的三种路径

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实质上是一种建构在理性基础上的理性主义哲学。随着理性自身的发展, 理性形而上学遭遇了现代西方哲学的拒斥。现代西方哲学依据对理性的态度,形成了实证主义、人本主义和马克思哲学拒斥传统形而上学的三种致思路径。     

从“自我”观评罗蒂的伦理思想

罗蒂在解读尼采、弗洛伊德等哲学家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自我”观,异常肯定地认为“我们是谁”应取代“人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而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罗蒂从人的社会化生存境遇出发,对西方理性道德哲学研究传统的分析反思、对“我们是谁”这一问题的关注,构成了他思考构建无形而上学基础的人类未来协同之新伦理学的基础性框架。     

康德伦理学的奠基——以《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为中心

在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一著中,他试图为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从而为道德命令的实施提供理论基础。在这一形而上学理论体系推演中,包括三个主要的理论环节,即从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识过渡到哲学的道德理性知识,由通俗的道德哲学过渡到道德形而上学,最后由道德形而上学过渡到纯粹实践理性的批判。这一理论体系为康德伦理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对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的实践转化

一门探究“存在之为存在”和“实体”的学问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把握为形而上学。康德在摧毁了一种知性的旧的形而上学之余,着力建构的是道德形而上学,其中理论理性上的原因概念与其说被抛弃毋宁说是被转化为实践意义上的根据或原因。在亚氏的形而上学中,“四因说”扮演了形而上学探究中的重要角色,那么在康德的实践的形而上学里面,如何理解康德将传统理论理性中的“四因说”转换并纳入到实践理性的根据或原因的讨论之中,则是把握康德伦理学内在结构的一个新角度。     

从康德到海德格尔之形而上学追寻

海德格尔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阐释为形而上学的一次奠基活动,由此将康德为形而上学奠定的基础归结为先验想象力。但是,康德由先验想象力到“统觉”的退缩和未能阐明认识有限性的存在论后果,显示了这一奠基的不牢靠性。由此,海德格尔从此在的生存论建构出发,实现了形而上学奠基的置换---基础存在论。基础存在论为形而上学奠基的关键在于具体澄清了作为时间性的“操心”。海德格尔通过源初时间性建构起操心之结构的整体性,从而完成了其在形而上学的奠基。海德格尔所奠基的这一形而上学扭转了传统形而上学的致思取向,将哲学的使命规定为对人的“实际生命”的关涉。     

康德道德哲学详解

对康德道德哲学三个层次结构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即通俗道德哲学、道德形而上学、实践理性批判。指出康德立足于普通人的道德意识而抽象出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由此派生出三种表达方式把道德意识逐步引向自由意志的自我立法,使得行动主体具有了人格的尊严,并激发起“敬重”的道德情感,并最终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确立了自由意志在人类道德行为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对康德道德哲学进行梳理的同时,还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资源进行了批判式的剖析和评价,认为东西方在道德领域应该加强对话和交流,从中吸取值得借鉴的道德观念。     

普遍性原则与自由原则：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理念探源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来源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问题。一般认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有两个来源：一是休谟;二是卢梭。康德在对休谟的“因果大原理”分析与批判的基础上明确区分了“自然”与“自由”,从而为“道德”提供“地盘”;卢梭社会契约论展现出来的“普遍性原则”和“自由原则”促成了康德对先验纯粹的“道德法则”与“意志自律”原则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建构。除了休谟和卢梭,莱布尼茨也是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重要来源,其理性灵魂单子的“自发性”与“自决性”思想开启了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自由”理论---“先验自由”与“实践的自由”。     

康德的“自由”本体论

康德通过实践理性对自由的假设确立了自由的本体论意义,形而上学的性质发生了由“实在”（认识论的）向“理想”（价值论的）的转变。康德变革形而上学的传统而成为“道德形而上学”,“自由”就成为道德形而上学唯一能够由实践理性论证的本体论范畴,纯粹哲学的自由本体论是有限的本体论。纯粹理性批判的结果就是：一方面论定了人类理性的有限,另一方面辨护了宗教信仰合理。之后的黑格尔通过辨证法赋予理性以无限的能力,完成了整个形而上学彻底地哲学本体论的任务,与此同时,自由本体也消融于“绝对理念”的哲学本体论。马克思在对德国思辨哲学唯心主义宗教倾向的彻底批判中,在继承康德自由本体思想的同时,找到了人的自由解放的现实道路——社会实践批判,从而彻底摆脱了自我异化对宗教的虚假的依附关系,自由本体就得以在真正人道主义的意义上确立、完成     

从“经验”到“民主”——论杜威政治哲学理论建构的内在逻辑

“民主”问题是杜威政治哲学思考的核心问题。杜威从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到建立新的经验哲学的思考路径,亦即从逻辑上可以理解为从传统哲学所重点关注的“哲学家的问题”到“人的问题”的思考逻辑。只有理解了这个内在逻辑线索,我们才能够全面和正确理解其政治哲学的总体逻辑结构。杜威在解决了哲学所应该关注和研究的内容以及“经验”与“民主”关系的基础上,才最终确立了其政治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