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以文为戏”论

"文以明道"并非韩愈古文理论的核心,有意"明道"之作也并非韩愈作品中的精华,过分强调韩愈散文的"明道"作用,无异于买椟还珠.与此相反,"以文为戏"更能体现韩愈文学创作的独特性.韩愈"文以明道"说在理论上并无多少创见,但韩愈对"以文为戏"的理论阐述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却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建立在认识文学自身价值的基础上,视文学的审美追求超过直接的功利目的,因而更值得重视.     

韩愈的"柳赞"与柳宗元的"韩辩"说

韩愈和柳宗元共处中唐,因命运的差异,少有机会共处,二人彼此的赏识,更多是声气相应的文章推许。韩愈在柳宗元死后,对柳宗元多有赞誉,侧重于柳的才性和文章之法。柳宗元生前为韩愈作过多次辩解,一则因韩愈为人师辩,且不像韩愈不避师名而为师,而是避师名而为人师;二则因韩愈以文为戏辩,认同文以为戏,以求为文的创新,彰扬了新的审美趣味和创作取向,支撑了文以明道之外的新文学观。     

论韩愈对《文心雕龙》创作思想的认同与借鉴

以创作思想为例,论述韩愈对<文心雕龙>之认同与借鉴.韩愈创作思想主张以情为主,强调"不平"之思、感激怨怼、"勃然不释"之情对文学的感召、激发,与<文心雕龙>"立文本源"之"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一脉相承.创作修养上,二者皆主"虚静"说,主张多积累、多体验;文学风格上,韩愈认同刘勰之风格多样化的主张,坚守执正驭奇的基本指导思想.韩愈从创作思想上,认同与借鉴刘勰之理论主张,从而建立了正确而通达的基本文学理论,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     

论韩愈文论观的矛盾与统一

本文分析韩愈提出的三组矛盾的文学审美命题，包括“修辞明道”与“以文为戏”、“师古贤人”与“陈言务去”、“不平则鸣”与“其言蔼如”，揭示出韩愈文论观表面的矛盾性与内在的统一点，认为这种理论上的互相补充呼应，对立而统一，使得韩愈的文学思想成为自给自足的圆满系统。     

现代主义文学的"末路"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技巧革新--约翰·巴思的《末路》所展现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写作技巧

美国作家巴思所倡导的小说技巧革新的思想在其早期作品中已有所表现:作者通过戏拟和语言游戏等后现代主义文学表现手法揭示了以存在主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的危机,预示着现代主义文学已经走入困境,也预示着以‘语言’为中心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到来。     

浅谈韩愈的"自树立,不因循"

韩愈独创性的古文,被誉为"文起八代之衰",对当时和后代散文诗歌的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而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与他的"自树立,不因循"的文学主张有关.本文从韩愈的"自树立,不因循"的文学主张谈起,证之以"自树立,不因循"的文学实践,充分阐述了"自树立,不因循"的精神对韩愈创作的影响力.     

论朱熹对韩愈的接受

韩愈是朱熹所推崇的＂五君子＂之一,朱熹在思想、文学等方面对韩愈多有接受。在思想方面,朱熹对韩愈的＂道统观＂、＂心性论＂、＂师道＂都做出不同程度的接受;在文学方面,朱熹对韩愈的接受则更多,特别对韩愈古文创作做出了充分肯定;对于韩愈的人品,朱熹是较多地予以否定和指责的。我们可以从朱熹对韩愈各方面的不同接受中认识到朱熹的双重身份与双重成就,即朱熹是一位具有理学家身份的文学家。     

戏之发生考——中国戏曲起源新说

戏曲构成要素中,与动作有关的戏、与曲唱有关的乐是重要的因子,而前者无疑是最重要的因子。关于戏之发生,前辈学人多有考述,然诸说皆有局限。笔者从古人造字之法来探求"戏"字本原,考证"戏"字本义为"军事号令",作为"军事号令"的"戏",与后世戏曲之戏有极深的渊源;"游戏(演戏)"原指"军事号令的演练","游戏"演化为优人扮演的"优戏","戏"之内涵发生变化,标志戏曲之戏真正发生。因与军事及战争有关,"游戏(演戏)""戏"的出现当不晚于国家的建立。与军事有关的"游戏(演戏)""戏",从其产生起便与乐相关联,后来演化为舞蹈化、程式化的动作,再与其他元素综合,最终演进为成熟的戏曲。     

屈原与韩愈的政治观试比较

本文通过对屈原与韩愈的政治观的试比较,认为:一、屈原与韩愈在关于政治权力来源的问题上有不同看法:屈原认为政治权力来自"祖先鬼",韩愈则认为来自天之"道";二、屈原和韩愈的施政措施也有所不同:屈原的施政措施具有非政治功利性的特点,而韩愈的施政措施具有儒学政治功利性的特点;三、在政治家角色观方面,韩愈比屈原有更强的谋生观念和儒家制欲观念.文章的结论是:由韩愈的事功可以推知,儒学政治家的政治观较少地受到屈原政治观的影响,屈原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文学和其个人人格方面.     

韩愈、柳宗元与古文运动

中唐时期的文风虚浮、文章空洞,文人多不通事务,却热衷于名利。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以韩愈、柳宗元等人为首的有识之士掀起了一场古文运动。韩愈的"不平则鸣"主张和柳宗元的"文以明道"思想对后世文学和儒学复兴都有很大影响。     

韩愈与潮州若干史实辨析

韩愈因谏迎佛骨而贬谪潮州,治潮虽八月,却留下了影响深远的功绩与传说,一直为研究者所重,然众说纷坛。本文着力于考古、文献资料的探索,力图就韩愈治潮时潮州的自然环境、人文社会环境、经济环境以及众所周知的韩愈捐俸兴学、解放奴隶、移风易俗等相关问题作出新的解释,得出新的见解。     

一曲自我放逐的悲歌——论於梨华的“留学生文学”

台湾当代的"留学生文学"是由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而形成风气的.於梨华小说的创作主题是表现"无根的一代"和"觉醒的一代",同时以批判的态度审视了东西方文化的弊端.有学者将於梨华定位于现代派作家,但实际上无论在审美观点还是技巧运用上,她都不是一个纯粹的现代派.     

论韩愈《毛颖传》的托讽旨意与俳谐艺术

韩愈《毛颖传》并非是抒发作者有才而不能见用的感慨,或是揭露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而是曲折表达了韩愈对体现在官员致仕问题上的君臣之道的理解,在这个问题上,韩愈与白居易、裴度等人所代表的意见存在分歧,从中折射出元和士人政治态度的分殊。《毛颖传》通过微末之物模仿庄重之举产生俳谐意趣,这一笔法与中唐以至五代某些流行的文学观念存在冲突,因此对此文的批评基本上出现于这个时期,宋代以后,韩愈的地位受到充分尊重,对此文的评价转而以肯定为主。     

论韩学与苏学中的“海”“潮”之变

韩愈与苏轼博大其文,深邃其思,曰海曰潮均不为过。故学界以“海”、“潮”形之,始称“韩海苏潮”,继谓“韩潮苏海”。称海称潮,位置之变,反映了韩学与苏学界对韩愈、苏轼二人合乎实际的重新认识和了解。韩浑灏流转,势如长江秋注,潮之喻更切;苏海涵地负,澜翻波卷,其博其深非海不足以形之。韩潮苏海内容为何,正是关键之所在。     

韩愈、苏轼岭海诗文风格之变比较论

韩愈与苏轼经历潮、惠岭海之贬后,其诗文风格都发生了一些变化,都趋向于平易。但两人平易之内涵与实质大不相同。韩愈是由贞元时期的奇险而回归平易,但因惯性思维的内驱力,其平易中犹存雄奇之风、排奡之气。至于苏轼,自然平易本来就是其一贯追求,但因其学问之博,才气之肆,使其在漫不经心的咏唱中,不免有研炼之语、雄鸷之气,无意于工而无不工,无意于奇而无不奇。     

严羽"兴趣"说臆解

严羽论诗,唯标"兴趣",以"兴趣"作为审视诗歌艺术高下、优劣的标准。"兴趣"说也是他对诗歌本质特征的概括。本文从"兴趣"说的含义、"兴趣"的获取途径两方面展开论述,以求获得最接近严羽本人观点的"兴趣"说的解释。     

论郁达夫传记文学的“文学”取向

郁达夫有关传记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并未受到深入的、充分的认识。在传记文学的理论提倡方面,郁达夫具有文学自觉,主张把传记文学与史学彻底区别开来。在他传写作方面,他对传主的选择包含了某种身份的认同,除与传主进行直接的交流或单独的抒发外,作品一般也体现了作者与读者沟通交流的意向。在自传写作方面,他注意选取关键性事件,侧重表现"内心的变革过程",有意回避宏大的历史叙述而注重重要生活画面的描绘,对叙事视角和叙事话语的运用也体现了进行叙事实验的艺术自觉。总之,郁达夫强调传记文学的文学性,并且身体力行,大胆尝试,这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都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论韩愈《鳄鱼文》的文体及其渊源

韩愈《鳄鱼文》文体的认定历来有多种说法。有的将它看作是游戏文字,有的看作是祭文,笔者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篇用来驱除鳄鱼的檄文。其在修辞手法上,与梁昭明太子萧统《文选》中所收的檄文,如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非常相似。而其直接灵感来源,很有可能是南朝竺道爽的《檄太山文》。该文收于《弘明集》,与《鳄鱼文》一样,其所讨伐的对象与一般檄文不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敌方,而是自然界的神灵。韩愈虽然排佛,其实佛教对其文学创作影响很大,已有论者指出,《弘明集》是他所喜爱的一本案头佛教读物。     

韩柳文道关系论的三个层次

文道关系是韩柳古文理论的核心。在这方面,人们多看到韩柳"文以明道"的论述,其实,韩柳的文道关系论包含了三个层次,一是文以明道,一是文本于道,一是道归于文。正因为后两个层次的存在,韩柳得以保持文学的相对独立性,他们的道论才成为文论而不是纯粹的思想论。缺少任何一个层次,对于韩柳文道关系的理解都不全面。     

韩愈《听颖师弹琴》所及乐器辨析

韩愈《听颖师弹琴》中所及乐器的争辩起自欧阳修与苏轼的一次对话，此后千百年来，骚人墨客围绕这一话题进行了绵延不断的探讨，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不一。除了对史上有关文献进行归类辨析之外，以音的四种基本属性相对应并结合史上诸贤之推臆，对韩诗中所及乐器进行推论，认为韩愈诗中所及乐器当为古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