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诉关系比较研究

侦诉关系是刑事诉讼中一对重要的、基本的法律关系,其准确定位对于优化审前程序构造具有重大意义.大陆法系的侦诉合一模式与英美法系国家的侦诉分立模式是历史形成的结果,无所谓孰优孰劣.从发展趋势看,两大法系侦诉关系模式越来越趋于协调和接近.我国应当在坚持侦诉分立的前提下,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强侦诉之间的合作以及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引导和监督,以切实提高侦查、起诉的效率,有效地保障人权.     

侦诉一体化：我国检警关系之重塑

检警关系是刑事诉讼关系的基本内容之一,定位准确、线条流畅的检警关系对于诉讼机制的协调运作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在配合制约原则指导下构建的检警配合制约模式,却导致了我国检警关系的错位。我国应当在借鉴国外处理检警关系的经验基础上,以侦诉一体化为目标模式,对我国检警关系予以重构。     

我国侦诉关系模式之反思与重构

刑事诉讼中侦诉关系的模式是刑事诉讼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科学构建这一关系,对于国家刑事司法权的有效运作具有重要意义。如何在保持侦诉之间密切联系的同时,既能保证检察官从公诉的角度履行侦查的领导、监控职能,以准确、客观、公正地追诉犯罪,又能充分发挥警察从维护社会治安和控制犯罪的角度积极主动地进行侦查,以满足侦查效率的要求,是处理侦诉关系的关键所在。     

侦诉关系比较研究

侦诉关系是刑事诉讼中一对重要的、基本的法律关系,其准确定位对于优化审前程序构造具有重大意义。大陆法系的侦诉合一模式与英美法系国家的侦诉分立模式是历史形成的结果,无所谓孰优孰劣。从发展趋势看,两大法系侦诉关系模式越来越趋于协调和接近。我国应当在坚持侦诉分立的前提下,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强侦诉之间的合作以及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引导和监督,以切实提高侦查、起诉的效率,有效地保障人权。     

论如何构建我国新型的检警关系模式

我国的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是建立在分工负责基础上的配合、制约关系,这种检警关系模式一方面有利于发挥侦查机关的优势和积极性;另一方面通过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有利于防止侦查权的滥用,体现了"参与"和"控制"的统一。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目前的检警关系模式已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诸如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配合有余,但制约不足,以致不能真正形成打击犯罪的合力等;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滞后性和被动性,致使对侦查行为缺乏有力的制约和纠正;侦查机关侦查终结的刑事案件在质量上难以达到公诉的要求,案件的退查率上升,不诉率居高不下,诉讼效率低等等。为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在不违背现行立法精神的前提下,探索建立检警监督协作机制———侦捕诉协作机制,是相对合理的选择。     

轻微刑事案件侦、捕、诉联动机制构建

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既有诉讼职能的一致性,也有职业思维与能力上的差异性。侦查权应然层面属于行使公诉权的检察机关,而具体实施侦查权的主体则应当多元化。在现有刑事诉讼体制不做大的修改之前提下,侦检关系的务实抉择是构建切实可行的侦、捕、诉联动机制,以使轻微刑事案件办理既符合诉讼效率的要求,又不偏离公正的轨道。     

民事审判范围的扩张与限制

在诉审分立的制度中,民事一审法院审判范围应坚持诉审一致原则,包括诉讼请求在内的诉的要素决定着法院审判的范围。但在诉讼实践中,无论是当事人主义还是职权主义民事诉讼模式,法院审判范围存在必要的超越诉的要素范围的合理扩张,包括法定的合理扩张和为实现诉权目的而作出的法理性合理扩张。即便如此,法院审判的范围不能随意逾越诉的范围自由审判,在诉权制约审判权的制度框架内,自然事实说的诉讼标的和诉讼请求的裁判主题,对审判范围具有约束和限制功能。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规则的中国路径——以审判阶段非法供述排除为视角的分析

目前,我国审判阶段“排非”程序的适用情况较为混乱,缺乏一种稳定的程序模式.我国最初设立的“诉中诉”程序模式正在走向消亡,转而采用的是“不完全的诉中诉”模式.而“完全的诉前诉”模式应是最理想的“排非”程序选择.但出于我国整体制度环境和倾向保护辩方诉权的考虑,目前较为可行的是采取以“诉前诉”为主、以“诉中诉”为辅的“折衷的诉前诉”模式.以此为蓝图,可对我国“排非”程序规则进行有益的修正和完善.     

当前司法改革背景下"侦审联结"的有限正当化

"侦审联结"是对刑事诉讼实践中一种特定现象的概括提法,其可作为相对中性的工具性概念.在大陆法系传统国家的诉讼实践中,往往同时存在"以案卷移送为依托的侦审连接"和"以庭审证据调查为依托的侦审连接".理论界讨论的"侦审联结",属于"以案卷移送为依托的侦审连接"在实践中的一种具体类型,相应的批判则是以庭审实质化改革为语境的.对比较法的考察表明,在认罪认罚从宽的改革语境中,大陆法系传统国家普遍认可"侦审联结"的有限正当化.我国在认罪认罚从宽改革中,可以借鉴这些改革经验,但是在具体展开有限正当化时,要正视我国制定实践与域外的实质差异和差距,从多方面入手推进改革实践.     

试论和谐司法语境下诉调对接机制之完善

诉调对接与和谐司法关系密切,其本身具备解纷、效率及秩序三大价值。但该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存在案件受理类型不明确、诉前调解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人民调解员物质保障不力、对接模式存在不公正隐患等问题。因此,应明确诉前调解受理范围,规范诉前调解期限,建立合理的人民调解员选任机制,加强人民调解物质保障,实现诉前法官与诉讼法官的分立。     

从权力本源看刑事侦检关系

侦检关系是我国刑事司法程序改革面临的重要问题。检察权的本源是公诉权,侦查权是公诉权的必然发展。世界范围内的侦检关系表现出在职能分工上的相对独立性、在实际运行中的紧密合作性和在发展趋势上逐渐走向一体化等特征。我国现有的侦检关系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错位现象,应从侦检督导型改革出发,以侦检一体化为目标重构我国的侦检关系。     

国外刑事检察权限之比较研究

国外检察机关虽然大多属于一种行政机关,但各国检察机关的刑事检察权限并不完全相同。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是否有侦查权、起诉自由裁量权的大小及限制、是否有刑罚执行权上。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有诉讼价值观念、权力观念方面的因素,也有诉讼传统、刑罚目的不同的因素。因此,我们改革过程中借鉴国外检察制度时不能不考虑这些因素。     

论侦查权的配置与制约

我国侦查权配置与制约具有多个主体享有侦查权、侦查手段多样灵活等特点,同时也存在侦查权的行使较少受到限制与制约,侦查主体分散、效率不高和法外侦查正当化等问题。为此,应当遵循保障人权、控辩平衡、资源整合、权力受制的原则,对我国侦查权的配置与制约进行优化,具体包括:建立廉政署统一行使职务犯罪的侦查权,扩大被控诉方的权利,强化人民检察院的侦查监督职能等。     

对法治与人治问题的再思考

法治与人治,都是统治者治国的方式。但统治者是实行法治,还是实行人治,对国家和社会以及人民群众来说,却有着极不相同的治理效果,尤其是时国家的繁荣昌盛,长治久安,以及老百姓幸福安康来讲,意义非常重大。本文拟从法治的含义、内容以及与人治的比较中,探讨法治对推动社会进步、国家强大、百姓康乐的深远意义。     

论我国侦查权监督控制机制的完善

侦查权监督控制机制对防止侦查权滥用具有重要作用。当前我国侦查权监督控制机制主要存在主体权威性缺失、监控范围狭窄、监控方式缺乏操作性和监控时间滞后性等缺陷。应通过强化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权与自循环监督、扩大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权利、公安机关主动避免侦查权力滥用三方面来着手完善我国的侦查权监督控制机制。     

预防和减少反倾销指控探析

目前 ,我国反倾销工作的最重要环节是预防和减少反倾销指控 ,本文针对我国屡遭反倾销指控的状况 ,如部分产品出口贸易秩序比较混乱、产品价格低、出口结构失衡等 ,分析并指出应当采取建立完善的情报预警机制、加大对出口的宏观调控、规范外贸秩序、积极应诉、强化国际营销观念等措施 ,预防和减少反倾销指控     

行政案件司法审查适时性问题研究

行政案件起诉审查制度是司法权与行政权的联结点,对当事人的起诉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受理时,必须遵循司法审查适时性三原则,即初审权原则、穷尽行政救济原则和成熟原则,妥当处理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以规范权力行为,保障公民权利。司法审查适时性问题的实质是协调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关系,实现行政法制监督法律关系中这两种国家权力行为的规范化。司法审查的时机是否适宜,对行政诉讼中司法权与行政权这一基本关系具有深刻的影响,与公民权利的保障直接相关,解决这一问题,必将推动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健康发展。     

对抽象行政行为可诉性的探析

抽象行政行为是行政权力的结果,这种权力具有破坏性,其应受约束是权力本性使然.历史也表明,不受约束的行政权力曾经给我国带来不可低估的负面效应.法治国家大都已将抽象行政行为列入法院审查的范畴,事实上,我国在法律上已悄然迈出了抽象行政行为可诉性这一步,我国抽象行政行为的全面司法审查将成为不远的事实.     

西周罪名考论

结合献资料与考古资料对西周的罪名进行考证与讨论。尤其在讨论时，以一个与以往不同的视角，即罪名体系来探讨西周的核心法制思想与刑法原则。再，透过其罪名体系所折射的法律化来研究西周的法制明进程。     

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制度探讨

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制度强调内部监督,而外部监督制约十分薄弱。由于内部监督效果不理想,检察机关在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过程中存在较为严重的权力虚置和权力滥用现象。我国应当完善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制度,强化当事人、法院和人民监督员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监督制约。同时,加强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侦查工作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