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务工人员性生活权利之道德合法性辩护

进城务工人员承担着由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成本,他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但部分务工人员在城里缺失性生活,从道德合法性层面分析,这对务工人员有失公平。进城务工人员的性生活权利之道德合法性辩护主要涵盖如下几个层面:务工人员性生活权利的保障是最基本的人权;进城务工人员性生活权利缺失未能尽显社会的公平正义;从道德相对性来看,进城务工人员因性生活缺失而引发的道德危机不能完全由进城务工人员买单。政府作为公共权利的执行者,他们应当也正在为进城务工人员"性"福创造条件,以确实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公共精神生成的中西比较:现代国家治理视界的观照

公共精神兴衰与公共领域兴衰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不同关系组合不仅在某种程度上规制着公共领域的发展,也规制着公共精神的发展。基于现代国家治理的视界,观照公共精神生成的中西实践,可以看出二者在利益立场、现实底板和价值导向等层面存在异质性,在生成空间、生成进路与生成力量等层面存在交集性。从二者比较中也可以得出现代公共精神生成需要市场正义、政治正义、文化正义和社会正义的力量支持。     

耻感与耻感教育之困境

耻感是人之为人的内在精神活动和道德约束力量,是古今中外伦理文化都褒扬的道德品格。耻感教育是一种养成教育、社会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它有助于养成良好的道德人格,过滤和净化社会不正之风,实现“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目前,耻感教育面临着市场经济的“利益中心”导向、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缺失和文化环境的多元复杂三方面道德困境,但最根本的是道德教育自身的单一和表层。摆脱困境的关键在于澄清道德教育价值认知范畴和实践理性范畴的特性,并在德育过程中充分认识道德的层次性,关注德育的可接受性和发展性。     

代际正义与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利益——基于现代社会救助(保障)制度道德正当性的分析

代际正义具有两个不同的时域和两个不同的维度。从代际正义的时域"在场各代之间的公平",以及代际正义的维度"代际之间的经济关系"的视域分析,社会救助制度具有重要的代际正义价值。代际正义的价值诉求彰显了社会救助制度的道德正当性,可以有效地消除社会弱势群体的"弱势"状况,阻止社会弱势群体"弱势"的代际循环,从而在更高的层面上实现社会救助制度的道德关怀。作为一种发展型救助,教育救助特别彰显了社会救助制度的代际正义价值。     

伦理正义:公共精神培育的中国进路

培育公共精神、凝练核心价值已构成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共识,相应的伦理诉求多趋向于制度、秩序或规范重建,而制度、秩序与规范的有效性必须以执行者的道德正义为前提,"人—制度"的逻辑悖论又极易催生伦理正义诉求的价值陷阱。难题破解必须诉求于伦理生活中自由而自觉的道德主体,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与知识分子群体因知行合一的独特气质构成当前中国社会正义生成的伦理引擎,成为人民大众主体意识觉醒的"起搏器"。其发生与发展依赖伦理生活中的两种力量:一是以公共事件为契机的公共精神教育;二是政府主导的伦理正义体系。其中,先进群体是前提,公共事件是媒介,政府主导的价值体系是保证。     

公共权力异化的道德反思

公共权力异化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且是一种道德现象,与道德密切相关。公共权力异化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道德方面的缺陷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对公共权力异化进行道德调控是法律、行政调控的必要补充。     

教育正义研究的教育立场及其问题域

教育有自己的目的与使命,教育正义问题是关于教育领域的正义问题。教育正义虽然与社会正义密不可分,但是具有不同于社会正义的特殊性。基于社会立场研究教育正义问题,必然遮蔽教育正义的本质问题。只有基于教育的立场考察教育领域的正义问题,才有可能揭示教育正义的本质。教育立场是指从教育的本意目的出发而不是从某种教育观念或理论出发研究教育问题。教育的本意目的意味着教育之为教育的本质。对教育本意目的的认识与理解必须从存在本身去看它的目的。教育培养人的最终目的是使人获得具有生存优势的品质与能力,或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品质和能力。基于教育立场研究教育正义问题,就必须深入教育的场域,结合时代的发展特点,考察教育的正义性问题,具体来说就是从教育分配关系、教育人际关系、教育目的、教育正义与社会正义的关系等领域考察与研究教育正义问题,由此构成了教育正义研究的问题域。     

制度的美德及其局限

针对罗尔斯《正义论》开篇关于制度正义的论断,麦金太尔和慈继伟两位学者都提出了质疑。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探讨正义之为制度美德的实质含义、基本条件和实现过程。作者肯定了麦金太尔关于个人正义美德之于社会制度正义美德所具有的人格(主体)基础意义的观点,也同意慈继伟关于正义之“两面性”的理论分析,但与此同时,作者强调指出,社会制度之正义示范性和普遍约束力对于实现社会制度之正义美德亦有着特别重要、甚至是根本性的意义,而此一意义的实现又有赖于社会固有的政治文化资源和精神道德资源。作者期待以此综合并推进上述各家见解,寻求一种关于制度之正义美德的完整理解。     

商业、正义与现代文明——论休谟商业观的现代性意义

“商业”是理解休谟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不可忽视的核心构成。休谟强调财产权是一个社会的基础，确立以财产权为核心的正义规则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商业”的繁荣，从而带来公共效用的积累和社会美德的增长。以财产权及其正义规则为内在要求的“商业”，对社会产生了广泛而复杂的影响，进而形塑了“现代”道德世界和政治世界。从对商业的讨论可以发现，休谟的正义理论并非一种纯粹的财产权理论，而是一种正义如何促进公共美德和塑造现代制度的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深刻说明，也是一种为现代商业文明提供多层次辩护的道德与政治理论体系。     

论耻感的道德价值——以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为例

作为一种道德情感和道德心理,耻感不仅是人之为人的存在根据,而且是完善道德品质、实现社会治理、优化社会风俗的道德手段。耻感的培养对于荣辱观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传统荣辱观的现代价值

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不能回避传统荣辱观这一问题,须对其加以理性思考。既要看到传统荣辱观的立人导行、以义为准的内容具有提高人的素质、重视整体利益的合理成分,又要认识到其封建意识形态的性质。这对于目前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要把道德建设与经济建设、法制建设结合起来,另一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性质的爱国主义教育。     

论耻感与耻感教育

耻感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源头,中国人的耻感源于群体意识和"面子至上"理念。耻感教育是中国古代道德教化之重要内容,是治国理政之基本方略。在当今社会,羞耻感依然是人之为人的底线,是追求荣誉、远离耻辱的精神力量,是抵御不良诱惑的道德堤坝;耻感教育依然是明辨是非善恶、酿造良风美俗、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有效切入点。     

廉耻建构与文化本体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廉耻观是中国文化中具有本体意义的价值观念,先秦诸子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从而奠定了中国伦理文化的核心观念,而荣辱观与礼义观则是外化的形式。中国文化本是一种世俗文化,廉耻则是其中的本体价值,它是道德之底线、人伦之基础,因而,历代文化建设与廉耻建构互为表里。当代中国文化的建构也必须重铸廉耻观念,但应当在民主与法制的基础之上进行。     

论羞耻感教育

对青少年进行羞耻感教育是当前品德教育的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也是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具体步骤。羞耻感教育的价值在于:它是是非观形成的基础,是自尊心的表征,是抵御不良诱惑的精神力量,是道德教育的起点。羞耻感可以通过是非观、自尊心、荣誉感和责任心等方面加以培养。     

关于大学生知耻教育的思考

知耻是传统道德的基础性规范,同时也是现代社会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保护和激发人们的羞耻感,是促进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必要途径.对大学生进行知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要依据学生品德形成的内在规律,从道德品质形成的知、情、意、行基本过程出发,开展知耻教育.     

社会主义荣辱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

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知行统一"、"继承与创新"相协调、"教育与管理"相结合、"自律和他律"相统一等原则。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有利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道德支撑,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全面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道德素质。     

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对青年教育的诉求

荣辱观是中国道德体系的核心和基础.在社会转型期,随着青年社会作用和地位的凸显,他们既需要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引导,又对荣辱观深入人心起着积极的示范效应;青年教育通过时积极价值观的选择,对消极价值观的遏制及其灵活多变的途径应成为有效进行荣辱观教育的必然诉求.     

毛泽东荣辱思想分析

毛泽东同志的荣辱思想渗透于其理论著作之中。深入地研究毛泽东同志的理论著作,科学定位毛泽东同志的荣辱思想,阐发毛泽东同志关于荣与辱辩证关系和具体内容的论述,为我们深刻领悟和深入学习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重要思想,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