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思想探析

李达的法理学体系以中国近代正统法理学教科书体系为叙述模式,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研究方法,对法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研究范围进行了重新解读;科学阐释法理学的法律与国家的关系、法律本质与现象的关系、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及法律的属性等基本内容,试图构建与以往各派法理学有很大不同的适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体系。李达在中国近代法学学术竞争的语境下,既保存原来的法律话语体系以利于法学范畴之间的对话与沟通,又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法学研究范式不仅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也是适合中国实际的。     

笔谈六篇：法理学的反思——法理学的性质与当下中国法理学的流派

孟涛在《法学的性质：技术、科学或哲学？》一文中指出,中国法学目前只是停留在技术化的第一步,离真正的技术化还有很长的路;社科法学有助于了解中国法律实施的真实状况,有很大的扩展领域和发展空间;法律本身是否合理,需要进行深层次的哲学思考,特别是要进行古今中外思想上的深层次对话。鲁楠则从比较法视野进行反思,眼下的中国法学流派之争究竟在争论什么？宋旭光则试图从流派之争的背后问题出发,明晰法理学学科性质并探寻法理学研究的进路。杨天江则告诫自然法理论研究者,出于对自然法理论研究尚未迈过初级阶段的原因,不仅不应介入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之争,还应主动避免被迫的卷入。刘振宇对自然法之是否介入当下的学派之争则持另一种观点,现有流派都不足以将带有政治因子甚至于以政治话语为主的泛法律信息转化为法律话语,而自然法理论则可,从而推动形成中国法理学第三种智识。黄涛从古典法学的视角相对超然的审视流派之争,即认为需要适度地超越一种经验性的考察法律现象的方法,探寻人类应过什么样的法律生活,建构何种法律世界,以找到真正支撑规范生活的内在动力源泉。     

新中国法理学研究进路的三次变迁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夕,中国法理学研究一直处于"政""法"二元关系和阶级分析进路之中,法学成为"阶级斗争的科学"。改革开放为中国法理学"决定性转变"提供了重要契机,改革背景下法治观念和权利话语开始兴起,权利本位论成为中国法理学范畴研究的显著标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理学始终处于"古今中西之争"的研究格局中,法律移植论、法律文化论、本土资源论成为一个时期中国法理学面向西方、面向传统的典型知识论反应。迈入21世纪,中国法理学开始在法学多元竞争格局下不断反思与超越,法理学者清醒认识到,中国法理学既不可能从西方法学原理中移植而来,也不可能从中国经验中直接呈现出来;只有坚持"实践主体性"进路,在经验事实中提炼出原创理论,以科学分析方法最大限度地解释和理解中国法的客观事实,才有可能真正发现和提炼中国法理。     

社会工作实践的法理学思考

从法理学的角度看,法律不仅是一个静态的规则体系,还是一项动态的社会过程和一种社会改造事业.社会诉求与实际需要使得社会工作成为法治系统的一部分,从而使社会工作与法的结合成为可能.从社会工作的法治背景、法的社会功能的拓展以及社会工作的法治属性等方面对社会工作进行了思考.把社会工作作为现代国家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社会管理制度看待,强调了社会工作实践的法治功能,并结合社会法学派思想探讨了社会工作的发展趋势,提出了对社会工作实践进行法理学思考的意义.总之,社会工作专业和职业实践着社会法学的理念,对其进行法学分析有利于扩展法学研究的领域及其视野.     

新世纪中国法理学的学术担当——“全国法理学专题研讨会”综述

法理学必须为部门法立法，为应用法学的发展，为整个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理性思维的形成，提供基础理论指导。而规范法学恰恰是法理学最正宗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是对部门法学最有帮助，最有指导性的，并最终使中国法理学从政治权力依附下摆脱出来。     

法理学课程建设与改革新模式:应用法理学之建构

法学教育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具有基础性的重要地位,其在培养、训练法律人才,促进法学研究,发展法学理论,为经济发展和民主法制建设提供人才和智力服务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对法学课程之改革是法治国家发展和法学教育之内在要求,而法学教育教学改革之关键在于对法理学课程实施改革.在我国对法理学课程实施改革必须论证一些基本问题:课程改革之必要性和可行性、改革目标和路径以及改革之预期效益.     

我国法理学教学内容的反思与重构

法学以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法理学研究的是各种法律现象中带有的普遍性、根本性问题,它既关注法的共同性和一般性,又是一门自洽、独立的学科。中国目前的法理学教材种类繁多、内容丰富,但也存在内容庞杂、体系混乱等问题。根据法理学教学的理念和根本特点,我国法理学教材主要应包括法的一般理论、法的价值论、法学方法论以及法律与社会四个方面。     

法理学教材的本土化探索——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法理学》”

教材是教学的重要载体,是学科发展的"晴雨表"。法理学的学科使命在于揭示和研究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法治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法理学》准确反映了我国法理学的学科定位,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既注重对中国法理学历史的传承,又倾力于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理论,从历史、立场、问题等三个方面建构和发展中国本土的法理学。当然,在教学内容需求和教学形式立体化方面,该教材也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从经济法与若干法理学说的关系论经济法的法理基础

探析经济法与若干法理学说的关系,是研究经济法的法理基础的一个视角。司法能动学说有利于经济法回应社会现实需要。法理学中发展权的学说夯实了经济发展权这一经济法基本权利的理论基础。自然法和软法学说使经济法的理论更加深入。法制系统工程学说促进经济法的创制和运行与现代科学技术、科学思想相结合。功利主义法学与经济法的理念相得益彰。本土资源学说与比较法学说指导经济法律制度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大胆进行法律移植。     

纯粹法学视野下中国法理学的路径

法学是否是科学及法学在何种意义上是科学历来存在很大争议,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关乎中国法学尤其是法理学的转型,关乎中国法理学与部门法、法律实务的良性互动。当前中国的多数法理学者,很少关注这个问题,而是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对法本质、法价值的研究上,忽视了法本身的研究。通过分析法理学的科学属性及科学法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结合当前中国的现实状况,试图论证当代中国对作为科学的法理学的迫切需求。     

浅析法理学教学现状及改革路径

法理学是法学的基础学科,是学习与研究法学的入门向导,但是,法理学教学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因此,要改变教学管理者和学生的短视态度;科学合理地进行课程设置;改进教学观念,变革教学方法,丰富教学内容。     

走出法理学教学困境的理性思考

法理学教学面临着若干困境 :一是教学部门对法理学教学普遍不重视 ;二是法理学缺乏独立的学术品格 ;三是抽象的理论内容与学生接受能力不相称 ;四是教材过于混乱。因此 ,法理学教学必须加以改进 :教学部门要提高对法理学教学在整个法学教育中重要地位的认识 ;调整同意识形态的关系 ,树立独立的学术品格 ;实行“一分为二”式改革 ,建立内在科学的法理学教学教材体系 ;强化法理学知识整合 ,组织编写统一教材     

中国法理学50年的成就和贡献

中国法理学经过５０年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２０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巨大成就。这里笔者将法理学的主要成就和贡献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构建了较为严密、完善和科学的法理学学科体系法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它是法理学研究成果的综合体现,其内容和体系是否严密、完善和科学,也是法理学学科研究水平的最直接的反映。因而,改革开放２０年来,法理学界通过对传统法学理论的反思、探讨,针对传统法学理论学科体系中存在的一些弊端,一直在试图对法学理论从名称到研究对象和内容结构体系进行改革和重新构建,并形成了目前较为严密、完善和科学的…     

中国法理学如何关注社会现实问题

20世纪30-40年代,法学家蔡枢衡揭示了中国法学不关注社会现实的问题,并提出了自己创造的法理学自觉发展之路。蔡枢衡的努力为中国法理学设定了直接勾连在一起的两个问题:中国法学如何关注现实问题?中国法学如何自觉发展?在思考蔡枢衡所开放的这一问题的基础上,60多年来,中国法理学进一步思考中国法学如何关注社会现实这一问题,并从对个体性中国的诸多思考中进入到对主体性中国的思考过程中。     

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背景下“中国法制史”与“法理学”互动性教学探究

"法史学"与"法理学"是"理论法学"学科群的两块基石。在教学中,要从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式等方面探究将"中国法制史"与"法理学"进行互动与贯通,一方面引导学生运用法理学的基本理论审视中国法制史的发生、发展,探寻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质与问题;另一方面激发学生思考中国法史学对法理学理论的拓展与深化,挖掘法理学的本土资源。     

超验正义与西方法理学

法学是正义之学。然而何为正义?正义的标准是什么?正是由于正义的标准缺乏严格的实证性和易变性,所有法学理论,不管赞成还是反对以正义作为法的评价标准或法与正义的关系,都得以正义为出发点,来构筑其理论体系。因此,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超验正义衍生了西方法理学,西方法理学中的所有不同观点均可从超验正义出发求得其思想渊源的起点。     

感悟法治——《法理学》简评

当代中国正在步入法治社会,法学也随着法治的发展而进入了理论和知识爆炸的时代。作为理论法学的法理学也在法治实践中不断实现了新的发展。由江西人民出版社2 0 0 3年11月出版、肖萍教授和陈奇伟副教授编著的《法理学》,正是这一法学与法治相长时代的一颗闪亮的明珠。该书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法的基本理论为指导,总结了中外历史上的法律实践以及法理学的最新学术动态,并借鉴国内外的学术成果,进行了独创性地思考。这既是一部深邃严谨的法学著作,又是一部独运匠心的法学教材。具体说来,该书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拔沙拣金,探源撷英。作者…     

我国法理学发展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当前我国的法理学要健康而迅速地发展,必须注意克服以下几个问题或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1)要处理好法理学研究与政治需要的关系,要使法理学研究保持相对的独立性;(2)不要急于立门户、分学派;(3)要处理好立足国内和面向世界的关系;(4)要处理好传统理论与现代观念的关系;(5)要正确地对待分歧和争论;(6)要处理好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的关系;(7)要处理好法理学研究中的总体理论构思和局部研究的关系,不要急于建构理论体系和寻找核心概念;(8)要处理好法理学和法哲学的关系,要把法理学和法哲学区分开来.     

论法理学的功能定位与知识体系——兼论法理学的继承与创新

提出法理学的功能包括4个方面：确立法的本质、宗旨和价值取向;梳理法的发展脉络、演进规律和发展趋势;阐述法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民间规范）关系;阐述法律运行各环节的基本原则。只有这些明确的核心功能,才能避免把与法理学关联不大的杂乱知识塞入法理学,才能保持法理学对各种法律现象的解释力,以及对部门法学的指导性。     

皋陶与中国法理学的萌生

依据《尚书》建构起来的文明建构逻辑与文明秩序原理,皋陶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思想人物与法律人物。借助皋陶之口阐述的法理学堪称中国法理学的源头与起点,在逻辑链条上堪称中国的"第一法理学"。皋陶论述了德的规范性,多层次地设定了君主的义务。在此基础上,皋陶以"典礼德罪"作为要素,为华夏文明秩序建构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阐述了中国本土最早的文明秩序原理。透过皋陶的法理学,可以解释华夏文明秩序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