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转轨国家腐败与反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中国社会正处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刻 ,转轨本身产生出过多的任意处置权 ,腐败的现实成本和机会成本都很低 ,造成了腐败在转轨国家滋生蔓延。转轨国家要保证反腐败的有效性 ,就必须有效降低反腐败的成本 ,增大腐败的成本 ,今后反腐败措施是 :1.要加快市场化改革进程 ,减少任意决策权 ,缩小政府规模 ;2 .要对政府官员进行有效激励 ,实行“养廉工资” ,以期加大革职的代价 ;3.要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 ,对政府官员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约束 ,以增加腐败的现实成本。     

论腐败成本

本文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等综合性学科,从多角度、多视野来认识腐败产生的动因,通过对"腐败成本"深入的探讨,对腐败成本和腐败利润作了分析、揭示和总结,从利益比较中对我国腐败成因提出了新见解.针对目前我国腐败高发多发现象,文章指出,必须建立起有效的反腐败利益机制,提高腐败成本,完善党纪国法,加大惩处力度,真正实现反腐败的标本兼治.     

论反腐败法治机制的缺陷与完善--一种经济分析法学解说

当前我国的反腐败法治机制还存在很多缺陷.根据经济分析法学的基本原理分析,我国反腐败法治机制存在缺陷的原因在于反腐败群推动反腐法治工作所投入的成本大大超过由此产生的收益,从而缺乏推动反腐法治工作之激励.因此,完善反腐败法治机制必须依循成本效益规律,在立法、执法和法律监督等方面注意加大腐败成本、提高反腐败收益.     

政府廉政：严峻形势与对策研究

本文首先从不同角度介绍了中国反腐败斗争面临的严峻形势,指出腐败有总体规模扩大的趋势,中国正处于腐败现象的多发期和高发期.然后从经济学、博弈论和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指出反腐败斗争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涉及反腐败的成本问题,反腐败激励悖论问题,以及外部性处理问题,并提出自己关于抑制和克服腐败的一些建议.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腐败犯罪预防机制的一般理论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本身和我国加入反腐败公约的政府决策,对腐败犯罪预防机制的贡献在于从法律规范的角度对这种机制的肯定。条件控制和成本控制是两种基本的腐败犯罪预防机制的作用机理。目前腐败犯罪预防机制的制度性机制则呈现出法律化、统一化、专门化和专业化的发展方向。就腐败犯罪预防机制的主要途径而言,各种腐败犯罪的预防机制大都以经济手段和政治手段作为基本的控制性手段,是实现腐败犯罪预防的条件控制和成本控制的主要方法。而腐败犯罪预防的刑事政策机制作为一种具有开放性的问题解决机制,也是建立完善的腐败预防机制的必需部分。     

腐败成本论——加强反腐败力度的新视角

人类求利的动机是导致腐败行为发生的根源性动力,而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是导致腐败行为发生的直接驱动力。根据我国反腐败斗争的严峻形势,确定腐败成本必须遵循两条原则,一是罚当偿罪,二是以儆效尤。提高腐败成本的方式,一方面是逐步提高公职人员的经济待遇,另一方面是加大惩治力度,从法律、纪律、经济、行政、道德等方面进行制裁。高俸养廉使人们不想贪,严刑重罚使人们不敢贪,完备法制使人们不能贪。     

新形势下进行党风廉政建设的管理思考

坚决反对腐败、搞好党风廉政建设是全党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我国加入WTO的新形势下国内外环境发生变化,对外开放力度加大,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对反腐败工作有利有弊。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是腐败现象的易发期,因此,必须充分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紧迫性,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管理,增加腐败成本,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从制度上堵住腐败的漏洞。     

我国公众反腐败行动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5年度全国廉情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5年度全国廉情调查数据,采用聚类Logit回归分析方法对我国公众反腐败行动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性研究。研究发现:在文化环境方面,公众的腐败容忍度与其反腐败行动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在政府反腐败绩效方面,公众对政府的反腐败满意度与其反腐败行动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腐败感知水平的提升会显著地提升公众反腐败行动的可能性,反腐败信心与公众反腐败行动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在制度安排方面,举报的便利性、有效性和安全性均会显著地提高公众反腐败行动的可能性;在腐败经历方面,行贿经历会显著地降低公众反腐败行动的可能性,而被索贿经历则会显著地提升公众反腐败行动的可能性。基于此,必须努力营造对腐败零容忍的社会文化,培育公众的主体意识,为公众参与反腐提供安全和便利的制度环境。     

腐败与反腐败成本问题浅议

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展反腐败斗争，必须重视研究与此关联的成本问题，在合理加大成本的基础上加强教育、制度、监督和惩治并重的措施，致力预防腐败体系的建立。根据形势和任务的要求不断加大腐败成本，逐步完善监督制度，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以改革统揽治理腐败的各项工作。     

当前中国反腐败形势及政策建议

腐败是一个普遍现象,治理腐败也是个世界性难题。尽管中国的反腐败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必须构建完善的举报权利保护制度,提高腐败的发现率,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树立法制的权威,以法治遏制腐败。     

建构现代国家廉政制度体系：中国的反腐败与权力监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家廉政制度体系,这个国家廉政制度体系在监督和制约权力、预防和惩治腐败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我国的腐败程度经历了一个从低到高再到有所降低的曲折发展过程。但总体来看,我国腐败的程度仍然处于居高不下的状态,反腐败的成效不容乐观。究其原因在于,我国目前的廉政制度体系还带有传统集权政治体制中廉政制度体系的色彩,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限制了我国目前的国家廉政制度体系功效的发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国家廉政制度体系的现代转型,完善横向的公民选举问责和纵向的分权制衡机制。应当成为我国下一阶段反腐败和权力监督的努力方向。     

权力腐败及其法律监督机制的完善

腐败是权力的异化 ,在现代社会中 ,“腐败”一词常作为“权力腐败”的代名词。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它是权力者、权力的对象和权力所处的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从法律的角度来看 ,监控不力、惩治不严是权力腐败产生的主要原因。法律监督机制是一个有机的开放系统 ,它包括防范机制、监督约束机制、惩治机制等方面的内容 ,它们构建了一个全面、协调、有效的反腐败机制。因此 ,完善反腐败的法律监督机制 ,有利于从根本上铲除腐败现象赖以滋生的土壤 ,最大限度地遏制腐败。     

从权力控制到政治吸纳：科技防腐的演变路径

现代科学技术在防治腐败的过程中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优势,它有助于控制权力、削弱腐败动机,减少腐败机会。以"制度+科技"为主要特征的科技防腐模式是中国将现代科学技术融入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产物,它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了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委托代理关系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等因素造成的交易成本。科技防腐是一个交易成本最优化的反腐形式,是建设廉洁政治的有利工具。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深度融合,网络政治的兴起与发展是必然趋势,它以相对低廉的成本直接影响并作用于最深层次的权力结构,推动科技防腐从以体制内权力控制和体制外权力监督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双向发展模式向以体制内权力控制和体制外政治吸纳为主要特征的新双向发展模式转变,从而实现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论胡锦涛反腐倡廉建设的新思路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要加强反腐倡廉教育,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发挥制度在惩治以及预防腐败中的保证作用;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确保权力的正确行使,并把三者有机统一于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之中。这些论述凸显出反腐倡廉建设的新思路。     

科学“运”权: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的关键

解决腐败问题的关键是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推进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透明。通过树立科学善治的权力观,启动反腐倡廉建设的"思想引擎",构建科学合理的权制结构,打造反腐倡廉建设的"民主利器",增加权力运行的透明度,搭建反腐倡廉建设的"可视化平台",提升权力制约的法治化水平,建构反腐倡廉建设的"刚性要件",提高权力运行程序的严密化程度,编织反腐倡廉建设的"缚权网络",运用高科技手段制约权力,构筑反腐倡廉建设的"科技屏障"等,从而逻辑地形成"思想引领—权制昌明—政务透明—法治规范—程序保障—科技手段"这样"六位一体"的科学"运"权机制,这是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的关键所在。     

论人性的基本倾向与反腐败制度体系建设

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提出要建立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认为"教育是基础,制度是保证,监督是关键".要建立这种制度体系,还需要从理论上深刻反思关于腐败成因的"资产阶级思想腐蚀说",深入探讨人性及其与腐败的内在关系等问题.对人性的判断是建立反腐败制度体系的哲学基础.对人性的不同认识决定着不同的治国思路和制度设计取向.历史经验和科学研究都证明:自私自利是人性中最基本最主要的倾向,是腐败行为发生的内在基础;掌握公共权力且缺乏有效的客观监督制约是腐败赖以发生的外在条件,所以就反腐败而言,法律制度比道德更重要.     

教育 制度 监督 惩治齐头并举——改革开放30年武汉理工大学反腐工作简述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拟从高校在反腐倡廉工作中采取的"惩与治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角度简述强化教育、健全制度、加强监督和惩治腐败等四项措施齐头并举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从价值预设看帝制中国廉政监察制度的历史困境与现代意义

帝制中国的廉政监察制度实为两种“公”的价值或目标的混合：一是君主及其王朝利益之“公”,一是“民本”和民族共同体利益之“公”。这些制度确曾发挥过重要历史作用,也蕴含着宝贵的智慧,但由于“人治”政治及狭隘利益的局限,使得君主专制制度本身又有纵容乃至依赖腐败、摧毁廉政道德基础的一面,在惩治腐败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国家机会主义特点,加上缺乏广泛的参与和外部挑战,使其治理腐败的动力和效果注定十分有限。只有现代民主法治才能走出这一困境．并激活传统制度中的智慧。     

公职人员财产信托制度的建构——贪污贿赂犯罪预防、惩治机制的新进路

现有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存在着重刑罚轻预防、重刑法而轻其他治理手段的不足，而公职人员财产信托制度则兼具预防和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功能。私法语境下的信托法具有权利分割和财产独立的基本理念，其为反贪污贿赂制度的建构奠定了基本逻辑范式。建构符合我国国情的公职人员财产信托制度，需要在明确国家监察委员会监管主体的基础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协调与党规党纪、部门规章和刑法等规范之间的衔接关系，形成层次分明、分工协作、预防优先的贪污贿赂犯罪刑事政策体系。     

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主要经验

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是党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建党90年来,党的反腐倡廉建设经历了一个探索、发展和不断丰富完善的历史过程,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自觉反腐;把反腐倡廉建设与加强党的建设紧密联系,正确反腐;始终坚持走动员、引导、规范人民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的群众路线,大力反腐;坚持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抓起,有效反腐;把反腐倡廉作为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持续反腐;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与时俱进,合力反腐。这些宝贵经验给当前以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的反腐倡廉建设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