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王鸣盛关于史书“书法”“义例”的主张

清代考据学家王鸣盛在其史著《十七史商榷》中，论及十九部正史的很多书法、义例上的问题。他提倡直笔，反对曲笔，对刻意仿效“春秋笔法”的做法极为反感。在史书编纂上，主张记述完整，事具首尾；前后有序，以类相从；义例划一，无需标异；详著一处，反对重出；贵得其实，不可泥古等。“足以载事实，明劝戒”是王鸣盛评说史书的“书法”、“义例”好坏的基本标尺。     

含蓄暗示与客观展示——论"春秋笔法"对《红楼梦》叙事艺术的影响

作为曹雪芹的主要叙事谋略，尚简用晦的“春秋笔法”在《红楼梦》中有着广泛而成功的运用，这使《红楼梦》在叙事艺术上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含蓄暗示与客观展示。具体而言，隐晦的“春秋笔法”使小说在情节设置、人物形象塑造、意旨表达等许多方面达到深文曲笔、义见丈外的艺术效果；讲究客观冷静的“春秋笔法”还使小说在客观叙事方面达到相当高度，作者分别采取与叙述者刻意疏离、运用限知视角、客观叙述口吻、对心理描写的规避等策略以达到叙述的“无我”境界。     

试论《三国志》的曲笔与直笔

《三国志》书法,历代评论颇多,或曰直笔实录,或曰曲笔迥护。本文谈谈个人看法。 一、关于《三国志》的曲笔在这一问题上,唐代刘知几有较多议论: 至若与夺乖宜,是非失中,如……陈寿谓诸葛不逮管萧,……言伤其实……。必备加其难,则五车难尽。(《史通·论赞篇》)     

汉明帝诏书与班固

东汉明帝在位的十八年间(公元五八——七五年),是中国历史上歌功颂德之风最盛的时期之一。当时的文坛上,出现了大量歌功颂德之作,“颂”体文学空前发达,辞赋的主旨由“讽谕”转为“歌颂”,文学批评也用是否歌功颂德作标准。在史学方面,前代史《汉书》“饰主阙而折忠臣”(傅玄语),当代史《汉纪》的东汉初部分“曲笔阿时”、“谀言媚主”(刘知几语),都不同程度地背离了《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直笔传统。     

崇曲忌直 波澜起伏——写作艺术辩证论之三

一文似看山不喜平。古今中外,作家们在描述事物、安排文章或作品结构布局时,都是崇曲忌直,追求曲折波澜、起伏跌宕的。这既是读者鉴赏文章或作品时的心理习惯和审美要求,也是作者进行写作的艺术辩证法。何谓“直”?何谓“曲”?所谓“直”,是直笔述说、直言其事,就是把要表达的意思或事情经过,直接了当地表达出来。所谓“曲”,是曲笔述说,是一种曲折婉转的表     

符号文字发展轨迹探微－－杨家湾遗址与半坡遗址符号文字之比较

大溪文化杨家湾遗址中发现了 170余种符号文字 ,这些符号文字上与半坡遗址发现的一些符号文字有相同和相异处 ,下与甲骨文时代的文字和其他符号也有相同与相异之处 ,将三者分别进行比较 ,可发现符号文字在新石器时代中演变发展的几个阶段 ,即符号文字的笔画走过了“直笔———方折笔画———圆弧曲笔”三个大的历程。     

春秋笔法与“史蕴诗心”——以刘知几、章学诚为例

作为中国史家治史的一种文化话语,春秋笔法使得中国史学具有丰富浓厚的诗学意蕴。刘知几的“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章学诚的“作史贵知其意”,史笔与诗笔互为融通,将钱钟书先生所谓“史蕴诗心”发挥得淋漓尽致。     

评《资治通鉴》褒美吴兢直笔写史

直笔写史,对历史进程中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重要人物在其中的表现,如实加以记载,“善恶必书”,“书法不隐”,是我国从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以来史官的神圣职责。“在齐太史简,在晋董孤笔”,不仅在历史上一直受到人们的称颂,成为我国史家的优良传统,也是后世优秀的任史职者努力效法的榜样。盛唐史家吴兢(670—749),力抗权臣的干预,以直笔撰写《则天实录》,被时人称为后世董狐,受到褒美。     

论鲁迅杂文的“隐”

鲁迅曾这样说过:“自己呢,又做惯了晦涩的文章,一时改不过来,初做时立志要显豁,而后来往往仍以晦涩结尾”。鲁迅评价自己的一些杂文时,还用过“弯弯曲曲”、“吞吞吐吐”、“隐晦”、“曲笔”等词。一些研究鲁迅杂文的文章,偶尔也会谈到鲁迅杂文隐晦与曲笔的妙用,但似乎并没有探根溯源:揭示它在鲁迅杂文中的不容忽     

《儒林外史》杨宪益译本中“春秋笔法”的翻译策略

《儒林外史》是我国讽刺文学作品中的一座巅峰，涉及到的社会生活层面非常广泛，且“春秋笔法”的写作方式是此典籍成功的重要元素之一。故本文旨在以遵循“忠实”这一翻译标准为理论依据，重点分析《儒林外史》英译本中“春秋笔法”的翻译策略，以便帮助目的语读者更好地理解源语文本中精湛的语言讽刺写作艺术。     

论“春秋笔法”的叙事策略及其内涵的变迁

"春秋笔法"具有重要的叙事学价值,对后世的文学叙事影响深远。它通过对"不可叙述事件"的巧妙叙述来传达春秋大义。"不可叙述事件"分为不必叙述的事件、不应叙述的事件和不愿叙述的事件。"春秋笔法"的具体叙事策略为:第一,不必叙述、不应叙述的事件构成事件选择上的隐含法则,如果违背了这个法则,就在显性文本中制造了矛盾,而这矛盾之处就成为蕴含意旨之处;第二,对于不愿叙述的事件,采取的叙述方式是削去和曲笔两种,后者又分为故意省略信息进行不充分报道和故意歪曲信息进行误报两类。"春秋笔法"的本质可概括为叙述之外有叙述,也即"隐含的叙述"。明清小说评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广泛使用"春秋笔法"的,具体内涵包括:隐含的叙述比外显的叙述更丰富;隐含的叙述否定外显的叙述。     

谢朓《酬德赋》考析

谢月兆的绝命之笔《酬德赋》是用曲笔写成的,许多内容几乎成为不解之迷。该文在查证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从作品的写作背景和内容两个方面进行详实的考析,揭示了当时复杂的历史,作者的经历遭遇和精神心态的变化,破译了赋中许多鲜为人知的曲笔秘码,对研究谢月兆的生平思想和当时文学群体的活动有新的意义和价值     

魏晋南北朝史学中的直书与曲笔

“直书”与“曲笔”作为两种截然对立的史学现象，在魏晋南北朝史学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本文选取有代表性的史家，对这两种史学现象作了条分缕析的论述，并从史家的社会历史观入手，探讨了“直书”与“曲笔”产生的原因。     

试论鲁迅杂文的含蓄美

鲁迅杂文有着丰富的艺术内涵，用曲折的表达方式显现的含蓄美便是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专取独具杂文含蓄美个性的“象征”、“曲笔”两种方法进行探讨，从中揭示鲁迅杂文的“诗学”价值。     

庐陵学与六一风神

六一居士的人格是六一风神的内在主体精神 ,春秋笔法影响了六一风神的行文风格 ,而庐陵史学与六一风神之人物形象塑造有密切关系 ,庐陵学之“人情说”则铸成了六一风神抒发郁愤的情感内核。     

从《左传》到《史记》：《春秋》笔法的早期发展及其基本内涵

作为《春秋》笔法的直笔传统,“书法不隐”包含据礼直书和据事直书两种,而《左传》是“书法不隐”由“据礼直书”向“据事直书”的过渡。《史记》对《春秋》笔法的继承和发展主要体现为“实录”和曲笔,前者指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后者指寓主于客、寓论断于序事、侧笔。     

“角笔”的发现与研究

角笔是一种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才被重新发现的古老的书写工具,在中、韩、日等国的文献中,都有使用角笔的文献发现。角笔用象牙、木、竹等制成,以在纸上划出凹痕的形式记录信息。在日本,角笔最早见于奈良时代,主要用于在“训点”读佛经、汉诗文等时加注各种训读符号。角笔的渊源,则可以追溯到唐代以前的中国,但中国角笔实物的发现,则待进一步的调查。     

脂批中的“幻笔”是理解“钗黛合一”的关键所在

联系《红楼梦》文本、脂批和明清中长篇小说创作与批评的大环境,从脂批中的“幻笔”去分析“钗黛合一”是其关键所在。“幻笔”是指《红楼梦》在叙述过程中,从选材到情节设置,总是迂回曲折,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能够紧紧吸引读者的创作技巧。于宝钗和黛玉而言,则是指在小说情节发展进程中,二人由性格上的对立到心理情感需求上的和好,再到相契相知的起伏发展趋势。     

论胡应麟的史家修养说

胡应麟关于史家修养有自成体系的论述 ,认为治史除应有才、学、识“三长”之外 ,还要有公心、直笔“二善”;反对文人修史 ,提倡史有别才 ;主张史家要有忠于职守 ,爱业敬业的品德修养     

试论沈从文的审美视角

多层次的美学命题交替、重叠、相互支撑、互为补充,从而形成了沈从文个性化的审美视角———忠实于＂意境＂的出世姿态中,却又蕴涵着重视＂言志＂的入世哲学。＂意境美＂使他的文学作品从纷纷扰扰的现实中游离和挣脱出来,在大自然犹如天籁之音的牧歌文体中获取那宁谧、优美、悠远的精神家园。＂言志美＂则使他凭借其自有的价值观、道德感、评判力向现实猛冲过去,直笔或曲笔地表达自己对于改造现实的真知灼见。＂意境＂与＂言志＂这两种美学命题之间的矛盾、张力内化于＂道＂之中,从而最终和谐统一,这是沈从文审美观的独特所在。这种多重建构的美学根基,成为一个作家人生态度和文学风格中极其重要的审美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