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羌族的民间占卜

在羌族的传统信仰习俗中,占卜是一种十分常见的巫术活动。所谓占卜,即是指占卜者以自然的、机械的或人为的工具和方法,向神询问过去或将来的人事或其他事物的结果,并根据占卜工具所显示的兆文、信号等,判断吉凶福祸,认为上述信号就是鬼神的意志。人们根据这种得来的信息,作为自己行为的指针。     

秦简中的梦幻占禳信仰初探

早期先民将梦的产生归于外在神灵鬼魅的感召和预兆,故对于梦象的征兆,他们常借助占卜来预测其吉凶.战国以来,在民间乃至社会上层,鬼神致梦的观念仍相当普遍,人们对于梦的吉凶预测,除以梦象直接占断外,五行学说成为这一时期占梦的主要原理依据.而对于恶梦,人们则常通过咒祷或巫术性手段加以禳除.出土秦简中的《梦》、《诘》、《占梦书》等篇内容的刊布,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时人有关梦幻占禳的信仰.     

关于鹿的民俗考论

鹿属于哺乳纲反刍偶蹄类鹿科动物。因其有珍贵的药用价值和工业用途,也一向被认为是“特种经济动物”而受到重视。“鹿茸角”被视为“关东三宝”之一,闻名中外。关于这种具有奇特效用而又极为普通的动物,自古便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一整套的民俗信仰:峥蝾的鹿角被看作斗争、繁荣、胜利的象征;鹿骨被用来占卜吉凶,测定人们的命运;鹿皮被用来作皮币礼品,与黄金等价;萨满教里的巫师戴鹿角帽执行神职,跳鹿神     

《周易》古经“孚”字解

《周易》古经中出现频率甚高的“孚”字过去曾有多种解释，本文认为前人对此字的解释是不妥当的，“孚”是一个通假字，其本字为“朋”。“报”乃是一种向神灵敬供饮食的祭祀。在占卜之时，若给神灵敬供饮食，神灵方肯告诉人吉凶，并保佑人吉利。     

西域文化对元宵灯俗的影响

西域文化在元宵灯俗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西域百戏伎艺的传入是灯俗形成的前提,隋炀帝燃灯礼佛是灯俗形成的根本原因,西域灯轮又促进了灯俗的发展。     

占卜与叙事——中国古代小说叙事文化学研究

占卜在古代是一种预测吉凶的方法,很早就被引入到叙事文学作品中,如《春秋左氏传》中就有很多卜筮方面的记录。随着叙事文学的发展,占卜在后世的小说创作中愈来愈表现出多种多样的形式,洐化成小说叙事的预叙与“首尾大照应、中间大关合”的结构模式,从而使中国古典小说富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前兆信仰的现代反思─—耳鸣目润及其他

前兆信仰的现代反思─—耳鸣目润及其他宋开玉占卜是一种文化活动，在人类混沌初开之时就已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了。它是先民们在自然界和社会的诸种压力下，对自身遭遇或某一行为的后果难以把握时，为求得某种启示以决疑断惑、趋吉避凶而采取的一种行为。占卜以兆象预测未来...     

《周易》的唯象思维

《周易》中的象是易卦的符号系统，由一、——符号组成的卦画表现出来。象的观念起源于古代的卜筮活动。“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左传·僖公十五年》）原始时代末期，先人用龟甲兽骨一类东西占卜，比较简单地决定一件事情做还是不做。根据安阳殷墟考古发现，商代后期大量使用龟甲兽骨，通过刀钻火烤裂纹所形成的“象”来推断吉凶。我国周原出土的甲骨说明西周早期也用甲骨占卜，甲骨上有筮数的记载。卜筮源于记事符号，用符号求数目字，奇偶两个符号，用以表示一正一反两个方面。两个符号排列组…     

巴人占卜用域考

巴人是一个巫风浓郁的民族,巴人在长期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根据民族、地域、物产等特点,创造了丰富的占卜文化,占卜用域广泛,涉及到城建、祈雨、制盐、丧葬等诸多领域。研究巴人占卜的用域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巴人的占卜文化、信仰文化及与其它文化的交融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抚州青蛙信仰与跳魁星小戏源流考

抚州青蛙信仰的祭祀主题始为驱疫逐祟，后演绎为科举崇拜，在中国南方青蛙信仰民俗中较独特。其源于上古时期星相占卜中对西方白虎七星中“奎星”的崇拜，唐末宋初兴起的江西风水术学说等的交感附会，从而造就供奉活体青蛙的民俗，泛称为“青蛙将军”或“青蛙使者”，主治瘟疫和文章。两宋时抚州科举兴盛，学宫中对北斗七星中的魁星崇拜习俗延续了“青蛙”拟物态神灵的形式，并被傩俗演绎为跳魁星小戏，成为抚州傩祭戏中祭祀主题之一。跳魁星小戏对临川地方戏曲的演制、甚至汤显祖《牡丹亭》文本创作等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日本散藏吐鲁番文献知见录

日本散藏吐鲁番文献是指日本所藏比较集中且经过系统整理刊布的收集品之外的藏品,包括东京国立博物馆、东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静嘉堂文库、京都藤井氏有邻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东京大学附属图书馆、大阪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上野淳一氏私藏等散藏的文献。这些文献具有一定的价值,如书道博物馆藏《前汉纪·孝武皇帝纪》等。     

敦煌相书残卷S.3395、S.9987B1V考论

敦煌相书残卷S.3395、S.9987B1V是同一写本的两个残片,可以拼合。通过对此残卷的篇目划分、语言、内容解说的分析考察,比较了它与敦煌许负系统相书的异同,认为它是在许负等传统相书基础上,汇录当时的各种相书及流行相法,重新编纂而成的一部新的相书,是居许负相书与传世相书之间的一种具有过渡性质的相书,反映了唐代相术发展的实际情况。     

《乌夜啼》本事与乌象征意义的变迁考论

文章从考察《乌夜啼》一曲的本事以及六朝至唐代奉乌祈福的风俗入手,参阅唐代相关文献,证明在唐代及唐代以前,乌鸦一直代表着祥瑞,象征着团圆与吉祥,乌啼则是离人归来和亲人团聚的吉兆。宋代以后,乌啼报喜之说和奉乌祈福的习俗均已发生变化,乌鸦象征意义经历了由吉到凶的转变过程。     

从选本到教材：《唐宋诗醇》的经典化之旅

《唐宋诗醇》是由乾隆皇帝授意、梁诗正等人编定的一部唐宋六大家诗选。此书贯彻了乾隆以忠孝论诗的诗学观念，在清代诗选中占有一席之地，其影响力一直持续到民国。之所以如此，与其较强的实用性有很大关系。《唐宋诗醇》在科举考试中充当着诗题“考试大纲”的角色，日益成为书院教育中必备的“通行教材”。上至翰林、下至普通学诗者，通常将其作为应付科举考试和研习诗学的重要参考，其经典性地位是其他诗选无法比拟的。可以说自成书时起，《唐宋诗醇》就开始了经典化之旅，这是由官方追求命题的合法性和大众追求应考的实用性等因素共同促成的。     

宋代士大夫与占梦

士大夫身处名利场之中,面对官场的复杂,迫切需要寻求预知未来和把握命运的方法。宋季士大夫的占梦活动十分普遍,他们对于梦的迷信和探索活动,在宋代社会留下深刻的印记。     

宋刊本《天竺灵签》略探

南宋嘉定间本《天竺灵签》是现存最早的插图灵签善本。此书主要由模式固定的签头、五言四句可多解的签诗、物象寓意丰富的签图及侧重功名仕途的签解等四部分组成。《天竺灵签》不仅反映了灵签与诗歌、谶纬等的关系,还暗示了文士阶层对世俗文化的控制和引导,更展示了儒家为主、佛教为辅的思想。     

《龙龛手镜》所收唐讳字形论析

《龙龛手镜》搜集了大量写本佛典中的异体字,唐讳字形也在其列。从避讳学与文字学交叉的角度来看,这些字形的分布特点既与唐代避讳的规避对象、祖庙推崇、起伏概貌等情况基本契合,较好地保存了唐代避讳制度施加于写本文献的影响痕迹,也反映出唐讳字形的真实变化情况。不过,囿于编纂初衷与文献性质,《龙龛手镜》在处理所收唐讳字形时存在分类标准不一致的问题,部分唐讳字形的收录考证也有待商榷。这些情况透露出《龙龛手镜》在避讳制度的认知上可能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以致影响了正字标准的合理取舍。     

试论宋代佛教史籍在唐史研究上的重要价值

两宋时期佛教史学人才辈出,著述颇丰。这些文献著录了许多唐五代史事,是研究唐史的又一个史料宝库。它大大补充了唐五代佛教史研究的史料来源,是研究唐五代佛教发展的重要依据之一。另一方面,宋代佛教史籍也是研究唐代世俗史的重要史料之一。诸如社会变迁、唐代士大夫政治斗争、宦官与佛教之间关系、民间社会生活状况等问题在宋代佛教史籍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传奇体的衰落与唐宋文风的嬗变

曾经盛行一时的唐传奇在宋代的迅速衰落,不尽符合小说史自身的发展规律。一方面,晚唐五代以后,唐传奇体已逐步失去其存在的社会文化土壤;另一方面,从文学发展内部来看,唐传奇体在宋代的衰落应归因于唐宋文风的嬗变。传奇体的文体风格在北宋前期受到主流文人的排斥,宋传奇因而失去了唐传奇的意味,但在民间,传奇体却有着潜在的传承。     

论近代“宋诗派”宋诗接受理论体系

在晚清多元化的诗坛格局中,“宋诗派”以独特的审美宗尚而独标笤颖。道成诸公以“开元、天宝、元和、元祜诸大家为职志”,“同光体”诗人宗“三元”、主“三关”,打破分唐界宋的畛域,力求会通唐宋。“宋诗派”从宋诗接受范型、美学视角、终极目标以及宋诗学史体系的建立等四个雏面,建构了宋诗接受完整的学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