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屈骚句式在汉赋中的流变

目前学界对楚辞汉赋之间源流关系的探讨多以汉代骚体赋为主体,重点剖析骚体赋对楚辞的接受。而细究汉赋全貌可知,楚辞对汉赋的影响不仅止于骚体赋。以体式为介观察屈原楚辞与汉赋,可发现屈骚句式在汉赋中的流变主要体现在骚体赋和骚散相间体赋,就骚体赋而言,《楚辞章句》所录与《楚辞章句》外的骚体赋句式也有不同。《章句》所录骚体赋句式对屈骚中的齐言句式过于依赖而显得拘谨;其它骚体赋对届骚中的杂言句式与齐言句式都有继承,且齐言句式比例逐渐加重;而汉赋对屈骚句式与先秦散文句式的兼收并蓄促成了汉代骚散相间体赋的繁盛。     

论汉代骚体赋对楚辞文体的接受

骚体赋和散体赋是汉代赋体文学的两种最重要体式,在汉代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骚体赋与散体赋、乐府五言诗又交互影响、互相浸染,形成骚散相兼体赋。汉代骚体赋摒除其祭祀意味,继承其幽愤情怀,以悼念屈原和抒发个人怀才不遇、生不逢时的悲慨为主,在文学发展史上第一次表现出赋与道家精神的结合,在深层次上实现道家思想在“独尊儒术”背景下的曲胜。      

七言诗并非源于楚辞体之辨说——从《相和歌·今有人》与《九歌·山鬼》的比较说起

七言诗源于楚辞体,是现代学术界大多数人的看法,其中一个重要材料就是沈约<宋书·乐志>中录有<今有人>一诗,是由<九歌·山鬼>改写而成.但是,两首诗之间的改写关系不能看成是两种文体的演化.从本质上讲,楚辞体与七言诗是两种不同的诗体,后者不可能是从前者演变而成.楚辞体在汉代沿着两条路线发展,一种是以楚歌的形式和骚体赋的形式继续存在,一种是变为散体赋中的六言句式,而七言诗的产生自有其独立的过程.在中国文学史上,各种文体在形成过程中受其它文体影响是很自然的事情,小说与戏曲、诗与词、词与曲之间都有影响关系.但是在进行文体影响研究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比较双方在表面形式上的异同,更要关注不同文体之间的本质特征.     

汉代骚体赋的发展演变

汉代骚体赋继承了原始骚体的抒情功能,主要是苦闷、幽愤等压抑之情的抒发,但与汉代散体赋一样,汉代骚体赋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也受到了散文式思维方式的影响,一些骚体赋又表现出与散文中说理散文、描写散文或叙事散文相类似的某些功能。这种趋势促进了汉赋中骚体赋与散体赋表现功能的互渗与互补,使汉代骚体赋出现了多元化的表现方式,以致出现了骚散相兼体赋。     

论萧统《文选》中的楚辞批评

以屈原创作为主体的《楚辞》备受汉魏六朝文人的关注与推崇,大文选家萧统也不例外。萧统的《文选》以文代评,以"选"文的方式表明对楚辞的批评态度。在"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文学思想指导下,他把楚辞归为文学之列,并自觉地将骚、赋独立标目,确立楚骚文体,推崇以屈原为代表的"骚人之文",而且重视楚辞的辞采、内容,还深入触及《楚辞》的情志等问题,对骚体文学的特征有了新认识,这在楚辞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我们从中亦可窥见齐梁人文学意识的觉醒。     

从骚体赋看汉人对屈骚的接受和传播

汉代是有载籍以来全面接受和传播屈骚精神的第一朝,汉代骚体赋又是汉人接受传播屈骚精神的艺术结晶。汉代骚体赋从文体特征到题材内容、思想情感,始终映射出屈骚的光辉。汉代骚体赋对屈骚的接受突显出“士不遇”的忧患,对忠君爱国精神、正直高尚品格的颂扬,同时又表现了对屈原以身殉国行为的批评。凡此种种,忧患、颂扬、肯定与批评,都反映了汉人的人生观、道德观和社会思想观念,并带上汉代大一统的社会文化特征。     

论汉代楚歌的文学史地位

在西汉至东汉中期的两个半多世纪的时间跨度里,称霸当时诗坛的诗歌形式是汉代楚歌。汉代楚歌以自己独特的文学体式和强烈的人文主义文学精神而成为汉代诗歌群体中的重要一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成为中国诗歌由《诗》体、“楚辞”体向五言诗体的过渡与中介,并且以自己的创作回响于当代诗坛。     

汉代骚体赋之“游”的新变及其背景原因探析

汉代骚体赋之"游",在《楚辞》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一些新变。汉代骚体赋最早将神界与仙域融合在一起,拓展了游仙文学的艺术想象空间,这与汉人神仙信仰的特点密切相关。从屈原的忧宗国到汉人的悲不遇,抒情主体思想境界的这一变化,是汉代士人盛世不遇处境中悲哀与无奈心理的反映。汉代骚体赋游仙与玄思相结合,表现出独特的理性之美,起因于作家现实困境中的人生感悟,是汉代文人儒道调和、交融的产物。汉代骚体赋把退隐作为最后归宿,并以此来否定游仙,是作家人生观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所致。这些新变的发生,使得汉代骚体赋成为游仙文学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论汉赋的盛衰演变

汉赋,从立朝到文景之世,还是骚体赋的天下。散体赋在武帝登基前刚开始形成,随后便兴盛起来,取代了骚体,成为赋坛主流。此后到昭宣元成之世,散体大赋发展到全盛阶段。至明章两朝,大赋始成强弩之末,和帝以后衰落下去,逐渐被抒情小赋取代。这一兴盛衰变的过程是同汉帝国国力的消长及汉代儒学正宗统治的强弱相伴随的。汉初的赋是直接继承楚辞的。贾谊的《惜誓》、《服鸟赋》、《吊屈原赋》,东方     

汉魏六朝赋论纲

赋是一种介于诗与文之间的文体。说它偏向于诗,是因为它多有韵脚。早期的赋,语言形式或接近于《诗经》,或采用楚骚的形式;南北朝后期的短赋,也常常夹杂诗化的句式。说它偏向于文,是因为它没有诗那样具有整齐的句式,除律赋外没有严格的声律要求。汉大赋出现后,赋体有更多的散句,到了宋代文赋的出现,更趋于散文化,所以当代学者在编选中国古代散文时,赋往往被归入其中。其实,赋作为中国古代的文体,它是独立的,有其特殊性,它虽然有时具有诗的声情韵致,但不是诗;它的形式表面看像散文,但毕竟不是散文。 汉代人有时也将辞赋连称,甚至把辞也当作赋,例如班固称屈原的作品为“屈原赋”,从广义上说,《离骚》等楚辞是赋,也未尝不可。但从文体分类学的角度看,楚辞和汉赋有明显的区别,辞是辞,赋是赋,是两种不同的文体。     

西汉赋家的个体性生命焦虑

个体性生命焦虑是西汉赋家比较浓郁的生命意识。它较集中地体现于骚体赋和拟骚赋中。可以说,西汉赋家继承先秦时代的人文精神,并结合新时代对士人话语自由及人格自由的限制与剥夺,将屈原的楚骚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对后世文学关注生命具有深远影响。     

汉赋渊源论

汉代赋作有骚体赋、散大赋和小赋。在三者中,能代表汉代文学特色的是散大赋,能代表汉家帝国气象的也是散大赋。汉代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大交融、大交汇的时代。汉赋,特别是散大赋如同汉代其他文化式样一样,在文化上整合前代,承接着多方位的文化源头。在历代赋论中,失之于偏者多,许多人只注重赋的诗、骚传统,而忽略其他方面的影响;象章学诚：“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文史通义·汉志诗赋》）这样切合汉赋文化特点的言论,十分少见。失之于偏者多,是因为赋受影响于诗、骚的特征明显,不必细察即可发见;得之于全者少…     

骚、赋文体辨——兼说屈作不当名赋

本文认为 ,骚、赋分别为不同的文体 ,不应混为一谈 ,屈原之作不当以赋名之。文章着重从骚、赋产生的历史状况 ,骚、赋体性之差别 ,骚、赋之流变 ,说明二者之不同 ,其中对骚、赋体性之别论述较为具体细微。文章最后对与此相关的几个问题 ,如刘勰、萧统对骚、赋的分辨 ,汉人何以称屈作为赋 ,以及骚体赋进行了简要论述。此文有助于解决对屈原之作称名混乱的状况     

“悲秋之祖” “赋家之圣” —— 略论宋玉作品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楚辞（骚体和赋体）是中国文学源头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屈原是楚骚的创始人,宋玉是楚赋的开拓者,因而“屈宋并称”。宋玉作品对后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九辩》的影响下,后人创作了众多的“悲秋”作品,“悲秋”成为历代作家的创作主题之一,形成了“以悲为美”的民族审美心理传统,因而称宋玉为“悲秋之祖”;二是宋玉的赋体创作特点和艺术成就,对汉代以后的赋体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受到了历代作家和学者的好评,被誉为“赋家之圣”。     

论汉代的骚体赋

一骚赋的特征及其在汉代的延续秦汉以后的骚赋是楚辞的余绪,是仿屈的作品。其特征,从语言形式方面看,是用带“兮”字的骚句加强咏叹色彩,增强抒情效果;句子长短错落,比较自由。从风格情调方面看,则无例外地流注着悲与怨的感情。这种骚体牵系着悲情、怨思宣泄于骚句的创作传统,是屈原《离骚》、《九章》等“凄欷紧絭,使人情事欲绝,涕泣横集”的     

楚辞类作品与《庄子》

屈原的辞作与道家《庄子》关系较深,其《离骚》、《天问》及《招魂》、《渔父》、《远游》等作品,从思想、观念到艺术,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过《庄子》的影响。作为楚辞变体的宋玉赋,既有浓重的骚影,又以《庄子》为嚆矢,其《风赋》、《神女赋》等作品,都与《庄子》中的相关描写存在明显的渊源和继承关系。作为楚辞余响的汉代骚体赋,既模拟楚辞,又与《庄子》关系密切,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班固的《幽通赋》,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庄子》的思想,并袭用、模拟其文辞。     

肇发新声各领高标——论张衡诗赋中文体形态的新变

在张衡诗赋创作中,文体形态的新变极为突。就赋而言,其新变体现在:句式之变化;诗、赋、骚结合之新体式;抒情小赋之开拓;言情赋之滥觞以及七体之至思五个方面。就诗歌而言,其四言、五言、七言均体现出汉代文人诗的新特色,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汉代学术思想剧烈交变的历史背景下,张衡诗赋创作所具有的标界性的承启意义。     

略论晚清湘军幕府文士对屈原与楚辞的接受

晚清湘军幕府既是政治军事幕府,也是文人幕府。这种非典型的文人幕府形态以及以经世致用为底色的文学思想,决定其幕府文士自觉接受屈原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响,却鲜有优游不迫、较有规模的骚体文学创作,表现出有异于传统的“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的创作风貌,但他们承袭了楚辞“士不遇”主题,又热衷于运用楚辞意象、骚体句式,从而使湘军幕府文学具有浓郁的楚骚风韵。由此,晚清湘军幕府文学成为楚辞接受史上具有鲜明个性的案例。     

汉魏六朝散体赋中“乱”之沿革

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乱辞承自屈原、宋玉作品,并在功能、形式、称名上有所变革,体现了诗、骚、赋三体之交融。在功能上,屈、宋作品之乱辞,并非皆为归总篇旨,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乱辞,亦除归总篇旨外,还有画龙点睛、提升境界等功能;在形式上,屈、宋作品乱辞非皆"变章乱节",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乱辞,则多采用与主体部分不同的骚体句,有的在句式和语言风格上还出现了新变;在称名上,汉魏六朝时期一些赋卒章有"歌曰"诗曰"辞曰"颂曰"已矣哉"等,与"乱曰"名异而实同。     

试论赋的名称来源及其属性

近几年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讨论赋这一文体的名称来源、发展渊源及其属性的文章,读后很受启发,但也有些不同意见。兹略陈管见,以就教于师友。本文的基本观点是:(1)赋是在“诗”的特指《诗三百》的意义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出现的文体名称,当时被用于指称多种新形式的诗歌作品。(2)这一文体名称来源于赋诗言志之义,与《诗》的“六义”无关,与“不歌而诵”也不相干。(3)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抒情的赋作与楚辞一样属于诗歌,所谓“介于诗文之间”的散体大赋也更接近于诗歌,赋应列为中国诗歌史的研究对象。下面试分别加以论述。一、赋这一文体名称产生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