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三纲五常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浅论三纲五常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曾黎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汉代董仲舒的“三纲五常”说，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札、智”、信，标志着中国封建伦理精神的正式形成，成为中国封建伦理精神的真实形态。三纲五常说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金科玉律，成为...     

"四维"与"五德"历久弥新的中华传统荣辱观

荣辱观念古来有之,古代思想家历来十分重视荣辱观念。先秦诸子的“四维”(礼、义、廉、耻)与“五德”(仁、义、礼、智、信),就是中华传统“知荣明耻”的试金石。     

思孟五行说的再思考

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本后有四种古佚书,其第一种为儒家《德行》篇。它对“仁、义、礼、智”四行、“仁、义、礼、智、信”五行的集中议论,吸引着人们再一次去思考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个人言言殊,莫衷一是的问题,这就是荀子激烈批评的思孟五行说究竟所指为何。 《荀子·非十二子》说:     

儒家道德思想对当前高校道德教育的启示

儒家学说从性善的人性假设出发 ,以和谐为价值观念 ,为实现圣贤的理想人格 ,建构了一套以仁、义、礼、智、信“五常德”为基本原则的道德规范体系 ,为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留下了丰富的道德精神财富 ,这对当代大学生的道德修养仍有借鉴作用。有必要引入儒家“仁”的思想 ,养成大学生助人为乐的高尚道德习惯 ;引入儒家“义”的观念 ,建立大学生现代义利观 ;引入“礼”的观念 ,树立大学生文明健康的道德形象 ;引入儒家强调“仁且智”的观念 ,培养德才兼备的现代化人才 ;引入“信”的道德观念 ,提高大学生自我道德修养。     

论林语堂对儒家文化的人文主义诠释

林语堂通过概念解析、形象重塑和体系建构等方式,对儒家文化从人文主义角度进行了创造性诠释。他摒弃了儒家的“忠孝节义”的伦理纲常,也淡化“仁、义、礼、智、信”等传统道德规范,而是强调它的世俗精神,借此否定基督教中虚无缥缈的来世和天国;同时针对西方科学理性以及逻辑思维方式,他提倡儒家文化的近情性和简朴性,以对西方文化进行深层次的精神补阙。     

儒家伦理与社会和谐——以仁义礼智信为例

儒家传统伦理的内涵完全与社会合为一体,在对其基本范畴"仁、义、礼、智、信"进行诠释的基础上,指出把儒家伦理与当代社会文明建设结合起来,从中寻找社会和谐发展的理念,可以成为当代社会维护社会秩序、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与发展的基本理念.     

儒家道德思想与公民道德建设

儒家思想包括“仁、义、礼、智、信”等积极道德观,为当前的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在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时,既要继承儒家思想,汲取传统道德精华,使这些优良道德传统与新的社会实际相辅相成,形成新的时代精神;又要紧密结合社会新的实际,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大学生诚信缺失及对策

作为古代“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的“信”,如今,已成为我国公民一项最基本的道德准则,是完美人格的基本要求。大学生作为当代的天之骄子、中华民族文明的传承者、未来祖国的栋梁、民族的希望,更应具备“诚信”这一基本素质。     

朱熹经济伦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人们对朱熹道义论的过分关注,使其经济伦理思想不能彰显.旷世大儒朱熹以"理"为核心建构了宏大伦理体系,进而以"理"为经济活动最高指导伦理原则,以"仁、义、礼、智、信"为经济活动的具体准则构建了他的经济伦理思想.朱熹经济伦理思想,对当代社会经济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儒道之“信”探微

春秋初“信”为祝史职守之“道”。春秋末老子、孔子共同开启中国哲学“信”范畴的历史篇章。“信”范畴在道家有一个从“无为之信”到“逍遥之信”的演变,在儒家则有一个从“仁信”到“诚信”的演变。老子“无为之信”作为一种言说道德,以“言由乎道”或“言法自然”为本质特征;庄子将老子政治哲学的“无为之信”发展为处世哲学的“逍遥之信”。但两者均以“守中”“不辩”为共性特征。孔子之“信”属于“仁”范畴,为“仁爱之信”,其以“言必信”为体、“言不必信”为用,具有“信”的经常性与权变性辩证统一的特点,更以其立基于“智”的特点,与排斥“智”的道家老庄之“信”形成根本区别,又别于以“诚”为“天之道”的孟子之“信”和继承并发展了孟子“诚道”思想的荀子之“信”。孟子之“信”属于“诚”范畴,为“诚意之信”,是“仁”“义”“礼”“智”的共同根据。荀子之“信”作为具体表现“诚”的“信”,与“忠”处在同一层次,具有“诚意之信”与“实言之信”双重意义。虽然和孔子一样以“信”作为言说道德,但荀子更以“诚意之信”作为手工职业道德,是其区别于孔孟之“信”的一大思想特色。     

论王船山词中的遗民情怀

明清鼎革之际,出现了大批遗民文人。自称“明遗臣”的王船山的遗民情怀表现得尤其深刻和持久。明亡以后,王船山以遗民身份致力于文学创作,留下了大量学术著作。文章以船山词为载体,联系明清易代的社会背景和船山的个人生平经验,通过对遗民情怀追溯和对船山词的分析来探索王船山深刻而坚定的遗民情怀。     

集众家之长，还原一个真实的南宋

南宋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上的一个重要封建王朝,对促成当时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起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长期存在着重北宋、轻南宋的倾向。《南宋全史》在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汇众家之长,对南宋的历史作了深入梳理和研究,对人们重新认识南宋,推动南宋史研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试论"当涂高"之谶的作者与造作时代--兼与钟肇鹏先生商榷

"代汉者当涂高"是广泛传布于汉魏时期的一条谶言.钟肇鹏<谶纬论略>认为本条谶言是曹魏代汉时所造作.考诸有关文献便知其说非是.实际上本条谶言早在西汉末年就已经产生了.西汉末年的公孙述与东汉末年的袁术称帝时都曾经利用过这条谶言.曹魏代汉时确实也曾利用过这条谶言,但只是利用,而并非编造.     

文字禅与宋诗的以俗为雅

文字禅在宋代的发展与宋诗以俗为雅风格的形成是一个相互为用的过程：宋代文人士大夫在接受禅宗的同时也接受了其偈颂语录世俗化的语言外壳，而文字禅在宋代的兴起与衰落和“文学”的誉扬也是分不开的。     

论清代赋话中经典赋作的确立

赋话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批评形式,成熟于清代。清代赋话批评将一批唐宋律赋塑造成为经典,是由帝王发扬、并由精英文人主导完成的,涉及政治、文化诸多因素。在繁盛一时的赋话论著中,清人借助这一批评形式,表达了他们对辞赋经典的认知态度,其论述的重点,正是对唐以来科举考试律赋的经典性的选择。而确立了经典后的清代赋话使得清代律赋创作在完整的理论之外,还具备了可以模仿的公式和典范,更好地实现了它的教授之功。     

论汉初儒士类型和特点

儒士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儒士们以六经为务。汉初儒士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兢兢业业钻研儒学,弘扬文化。汉初儒士基本由三类人构成:第一类是儒学实践型,以叔孙通及其弟子为代表,他们着重继承和改革先秦儒家礼仪,为汉立法;第二类是理论型,以陆贾、贾谊为代表,他们居官为政,直接从事儒家政治和理论文化建树;第三类是教师型,从事学术义理的研究,并开门授徒,薪火相传,以专门的学术集团为代表。儒士们的努力,为武帝时代经学昌明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朱敦儒词风探微

朱敦儒是宋南渡时期的重要词人,宋人汪莘曾将他与苏轼、辛弃疾并称为“宋词三变”,这个“三变”论从很大程度上是就朱词的风格而言。朱敦儒的词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概言之,朱氏早期词风以密丽和狂放为主,中期转为疏朗和沉郁,而清新与通俗则是晚期词作的主导风格。     

从山水诗看唐代诗人与山水审美关系的变化

山水诗是唐代诗歌中非常重要的一类,从诗人与山水的审美关系来看,时代不同,特点也不同,初唐是走向山水,盛唐是乐享山水,中唐是徘徊山水,晚唐则是退隐山水,这也是唐代山水诗人由开放到内敛的心灵之路。     

元明清时期的汉乐府研究

元明清时期对汉乐府诗旨的探讨表现为以传统的诗教观念来约束汉乐府,以比兴手法解诗,失于穿凿附会和繁琐考证;在艺术形式上则表现为从后来发展的艺术观念来寻找先验的格律,难免拘于旧说。但汉乐府在诗评界取得了经典范本的地位,叙事诗批评开始形成,著作之丰超过此前历代研究者的总和,呈现出集大成的风貌,荟萃诸家众说,是汉乐府研究的总结期和丰收期。     

论韩驹的诗歌创作

韩驹是宋代南渡前后的一位重要诗人,通过对他诗作的分析,概括了其“奇丽圆活”的诗歌特征,并从推敲字词、师法前人、受祥宗影响等方面分析了其诗风形成原因,同时指出了他在当时诗坛融合苏（轼）黄（庭坚）、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