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信似译”三原则翻译伦理解析

卞之琳“信似译”三原则中蕴含的翻译伦理一直被国内翻译界忽视.卞之琳提出“信”是为了破除“信达雅”对译者的桎梏以及强调译文需要对原作忠实;提出“译”的目的是破除“直译”“意译”的无谓争论和批判译界为追求译文的美感而对原文内容不忠的不当译风;提出“似”一方面是因为在文学翻译中无法做到译文与原文完全对等,另一方面是因为译文必须满足译入语文化规范的要求.“信”和“译”折射的都是翻译的再现伦理,“似”折射的是翻译的规范伦理,“以似致信”是卞之琳融合2种翻译伦理的方式.     

论翻译理论在比喻修辞格翻译中的应用

本文探讨了英汉语言的文化差异，文介绍了三种翻译比喻修辞格的方法。笔者认为在翻译比喻修辞格的时候，应根据“信达雅”翻译理论进行恰当地翻译。要达到译文在内容上和语言上对于原文的“忠实性”，使译文最大限度地贴近原文，还需要译者努力钻研和长期地积累文化知识，不断提高翻译水平。     

从边缘到中心--对译者地位的思考

传统译学视原文和原作者为绝对权威,从而使译者处于译学研究的边缘地位。当代翻译理论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切入研究译者的地位,从而提高了译者以及翻译学科的地位。阐释学、翻译研究学派、女权主义、解构主义等当代主要翻译理论都宣称译者的地位不低于作者,译文并非是附属于原文的派生物。译者是翻译活动中最为关键的主体,是原文的读者、解释者和译文的创造者,是构建译入语文化的重要力量。在翻译实践中,译者既要尊重原文又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才能履行跨语际、跨文化交际的任务。     

解构主义翻译观对中西传统译理的补益

作为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全新翻译理念,解构主义的颠覆式翻译观对中西传统译理形成了一种有益的补充;它以多元性、开放性和延异性的立场克服了传统译学中二元对立、权威至上等主张的局限性,弥补了传统译学盲目追求"忠实"于原文和机械坚守源语文本字面意义的短板,也解决了传统译学由于过度强调原文与作者的主体性而造成译文与原文、译者与作者地位严重失衡的译事难题。     

从边缘到中心——对译者地位的思考

传统译学视原文和原作者为绝对权威．从而使译者处于译学研究的边缘地位。当代翻译理论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切入研究译者的地位，从而提高了译者以及翻译学科的地位。阐释学、翻译研究学派、女权主义、解构主义等当代主要翻译理论都宣称译者的地位不低于作者，译文并非是附属于原文的派生物。译者是翻译活动中最为关键的主体，是原文的读者、解释者和译文的创造者，是构建译入语文化的重要力量。在翻译实践中，译者既要尊重原文又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才能履行跨语际、跨文化交际的任务。     

解构主义翻译观及其对传统翻译“忠实观”的解构

解构主义翻译观指出,翻译的目的不是为了“求同”,而是“存异”。因此,翻译应尽量反映语言之间的差异。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产生之前,多数翻译理论主张翻译应力求达到译文与原文“对等”。解构主义翻译观消解了传统译论中译作--原作二元对立关系,冲击了传统翻译观中“忠实”原则和“原文至上”的翻译原则,肯定了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重新定义了译者在翻译中的地位,对原文与译文关系的处理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同时为翻译研究的多元化发展创造了条件。     

译遵信达雅 文循语逻修——谈信、达、雅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我国的翻译历史悠久,翻译理论也十分丰富。发展到近代,比较完整、系统而全面的、影响也最大的翻译理论,莫过于众所周知的“信、达、雅”翻译三标准了。这个理论是清末著名翻译家严复在借鉴前人的经验、总结本人翻译实践的基础上,在《天演论·译例言》中作为“译事楷模”明确提出来的。既是译事楷模,那就要“译遵信达雅”。而“文循语逻修”则既是他提出这翻译三标准的主要依据,又是他按这三条标准对译文提出应该达到的质量标准。也就是说,原文是语法准确、逻辑通顺、修辞文雅的,按翻译三标准的要求译出的译文也应该象原文那样,词汇语法准确、逻辑通顺、修辞文雅的,即“文循语逻修。”关于“信、达、雅”三     

翻译的相对性与辩证观

从哲学的角度来阐述翻译里的九对重要且又相互矛盾的关系———可译与不可译、艺术与科学、内容与形式、原文与译文、作者读者与译者、理解与表达、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形似神似与化境等。通过讨论进一步说明没有矛盾就没有翻译,翻译的结果是译事范畴中诸多矛盾的对立统一,从而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翻译的相对性与辩证关系。     

论“陌生化”与文学翻译

文章探讨了“陌生化”理论的渊源及发展,并对其在文学翻译中的可应用性和必要性进行了研究。笔者指出二者的结合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文学作品的“陌生化”特征要求译文也要相应的陌生化;译文中“陌生化”手段的运用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实现了译文的创造性叛逆;“陌生化”手段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原文文化意象,而且丰富了译入语文化。同时,笔者也指出译者在运用陌生化时,也应注意适度原则。     

广告翻译中的读者心理分析

广告翻译的成功与否,关键是看能否抓住广告读者的心理.从广告文体的功能出发,分析了广告翻译中的读者心理,包括读者的需求心理,阅读心理和审美心理.指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该立足于译入语读者的角度对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的心理差异进行处理,着眼于广告实际效果,对广告原文进行再创造,或改写或变通,不拘泥于译文与原文内容形式,而重译文与原文功能对等,使译文能够符合译入语读者的心理,引起他们的情感需求,从而达到广告翻译促销的目的.     

《三国演义》中“道”的名义考究与文化迁移

“道”是中国文化重要概念之一。在文学作品的境外传播中,译者是否能准确理解“道”的语内含义,处理好与之相伴而生的文化迁移,对考察中国文化的境外传播十分重要。以罗慕士《三国演义》译本中对“道”的处理为例,译者一方面最大程度地保持了“道”的价值守恒,但因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不相同,在文化迁移过程中“道”又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价值疏离,打上了基督文化的烙印。     

冰心翻译研究的生态途径

以冰心翻译为例,考察翻译研究的新途径——生态途径对具体翻译活动的阐释力,得出以下结论:生态视角下的冰心翻译体现出整体性生态哲学的基本精神、存在关系和实践路径;在翻译选材上,冰心轻欧美而重亚非,体现了对翻译生态整体性的自觉维护;她翻译和创作共生与互生、相持而长的存在关系呈现了整体性生态哲学的核心特征,这种共生与互生的生态存在关系得以实现主要得益于冰心至诚无息致中和的生态伦理观;在她的翻译实践和翻译论述中也处处体察出她"尊德行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实践至诚之道的路径。     

简论汉赋与先秦诗文之关系

关于汉赋的源头,历来研究者多失之于偏。细究起来,汉赋,特别是散体大赋,其源头其实有三：其精神实质承继于诗教,其华丽的辞采形式嬗变于屈骚,其多变的内容结构出入战国诸子。具体说,散体大赋继承了《诗经》的雅、颂传统,并把雅、颂传统推向了一个新的意境;汉赋抒情赋志、辞采华丽、虚构夸张等技巧来自屈骚,其写作风格则明显受到先秦诸子的神仙思想、滑稽传统、纵横策论之风等的影响。     

论梁启超文学观念中的杜甫情结

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转折时期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的文学思想与"新文体"倡导实践虽不等同于"五四"新文学主张,但堪称前矛与同路人。梁启超很少推重古代文学家,独对"写实派"杜甫十分推崇,从前期的情不自禁、每每涉及到后期的着力宣传,冠以"情圣"指称,可见梁启超文学思想方面较为清晰的发展路线与道义坚守。论文依据史料,比较系统地梳理了这方面的内容。     

“三纲”说的原始要义及其现代评价

传统“三纲”说实有两层意涵,其一是指三种伦理关系,其二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包涵了和合一体、主从有别的伦理指向,内蕴了各安其分、一本于义的内在要求。“三纲”作为三种伦理关系,其间存在一种“差序格局”。“三纲”的内在价值在于肯定人伦的重要性,强调人格主体应各安其位、各尽其道。传统儒家伦理对当下的道德建设仍有其启示意义。我们应以同情的态度看待传统文化,对其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在此基础上发掘其所具有的恒久价值。     

严复成功译入西方思想探因

严译八大名著无一全译,而是采用了"非正法"——变译这一多快好省、有的放矢地摄取西方学术思想的策略。严复选择增、减、编、述、缩、并、改、仿八大变通策略的深层原因:既有国运不济、时势醒人的社会历史因素,又有个人仕途受挫所滋生的忧国之情;既有中国思想界的多面需求,又有国内学术的饥渴;既有严复融学识于西学思想以传播的强烈意识,又有《天演论》变译初试成功带来的马太效应。凡此种种,促成了严复变译西方学术思想的极大成功。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三互准则”及其落实方法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长期和动态的过程,需要建立不断完善的理论框架对其进行指导,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以及建设中存在的各种困难。尝试总结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需要一直坚持的几个关键点,提出“三互”准则,结合具体情况对其进行分析讨论,最后对“三互”准则的落实方法提出建议。     

“孔庙世界”的存在本质

基于“孔庙世界”在根源的提问下成为一个学术上可以展开的议题,从孔子“祭如在”出发,通过诠释周濂溪、朱熹、黄干等对于孔庙与乡祠中祭祀先圣先贤的追问,认为对古圣先贤所书写的文本典籍的阅读,与圣贤在精神上“相通”,通过在孔庙、乡祠内对先儒圣贤牌位、画像或塑像的祭祀,用“道统”超越“血缘祭祀”的局限,实现与先圣先贤在“气”的“相感”。“孔庙世界”中的“祭如在”是将先圣先贤模仿为生者进行“致敬”“致孝”,将先圣与后学“共在”于“共在世界”。     

孙舞阳：一种在革命洪流中奋力搏击的女性姿态--兼论茅盾对革命知识女性的认知

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研究茅盾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高峰。其研究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继续讨论人物形象与政治的关系;二是站在性别的视角笼统地认为男性作家在描写女性时大多犯了"男性臆想"的毛病,尤其是《蚀》中那些引人关注的身体描写更是如此,且不说这种论调中肯与否,至少这种不加区别的评价会抹煞那些真正为女性代言的男性写作。笔者认为要解读茅盾早期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至少应该理清三个问题:一是作者塑造以孙舞阳为代表的革命女性的原因,二是作者怎样看待革命女性的身体,三是她们的文学意义在哪里。     

传承、超越——卞之琳“信、似、译”翻译三原则面面观

卞之琳“信、似、译”三原则是对翻译原则中的“信、达、雅”,“形似与神似”,“直译与意译”的传承和超越.卞之琳的“信”继承了严复“信”对原作对译作诚信的要求,但所指范围比后者广,尊重原作的程度比后者高;卞之琳的“似”继承了“形似与神似”对维系译文与原文的适当关联性的强调,但破除了“形似”与“神似”之间的无谓争论,为译者创造性的发挥提供了更好的理论支持,同时对译者创造性的发挥在范围上作了限定;卞之琳的“译”继承了“直译”和“意译”对翻译与创作关系的定位,但破除了“直译”、“意译”理论的二元对立,为译者的实践操作提供了更多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