垓下聚遗址当在濠城东北二十余里处

《史记》本纪与世家记载的公元前202年楚汉相争最后决战发生在垓下毋庸置疑。两汉人士也从无疑义。《汉书.地理志》及汉魏旧注均认定垓下乃沛郡国下属的聚邑,与陈郡无涉。《史记正义》所主垓下＂在亳州真源县东十里说＂无文献根据,且自相矛盾,不可采信。从《汉书.地理志》本注体例可知垓下聚与城属于不同层级,决非同地。近年安徽固镇县濠城镇北＂霸王城＂（原名圩里村）考古发掘成果,证实此处为＂大汶口文化最早的遗址＂,亦为秦汉城遗址,具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但认定即垓下聚遗址,既与汉魏权威文献违戾,亦有移花接木之嫌,恐难以成立。据唐《元和郡县志》及宋《太平寰宇记》的记载,垓下聚遗址应在濠城镇东北二十余里处探寻。     

从考古资料探索汉匈关系——以和亲与文化交流为例

纵观汉朝与匈奴的关系,和亲与文化交流在汉匈关系史上有着突出地位。近年来,随着匈奴考古学的深入展开,在匈奴人活动的中心地域(即今蒙古国),发现了大量的墓葬、城址、聚落遗址等文化遗存。这些发现使我们对汉匈和亲政策及诸多方面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和认识,提供了丰富而详实的实物资料。本文拟就蒙古国匈奴贵族墓葬出土的汉代中原地区的物质文化遗存为主要考察对象,并结合文献史料,将汉匈和亲关系及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交流、互鉴与融合等方面做一探索。     

浅析现象学视野下农村聚落的场所精神——以成都平原为例

成都平原的农村聚落是典型传统意义上的聚落,是人与天地、人与自然最和谐、最基本的体现与联系。现象学重视人与世界的关系,重视人对于其生活世界的感受。因此,从现象学的视野研究成都平原农村聚落的场所精神,可以将其归纳为：（1）气候条件、地形特征和网系统等构成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成都平原农村聚落“随田散居”的特点;（2）建筑单体的结构形式、构筑技术、边界形态及空间特征等建筑环境构建了成都平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状态;（3）社会组织结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所构成的文化环境传承了蜀文化闲适、朴实及神秘的生活印象。     

楚汉决战之垓下在今灵璧县考

认为垓下之战前确有陈下之战,但是陈下之战不太重要。项羽得知韩信、彭越大军开进,只能向东楚故地撤退。城父为项羽坚守,遭到刘贾屠城。韩信的三十万大军从齐地南下,恰好到达垓下,堵住项羽的去路,韩信是垓下之战的最关键人物。如果没有韩信的拦截,汉军其他诸部都不能追及项羽。垓下在今灵璧县东南,唐代出现的鹿邑垓下说的原因是因为隋代同时有两个谷阳县,分别在今固镇、鹿邑二县,唐代又分别省并、改名。     

荥阳相持与垓下对决——汉兴过程中两个关键时段的历史解读

秦汉之际可分为秦亡与汉兴两大时段，其中汉兴时期为荥阳相持与垓下对决时期。荥阳相持包括了京索阻击战、荥阳拉锯战、成皋对峙战。垓下对决包括了固陵运动战、陈下攻坚战、城父包围战、垓下心理战、乌江追歼战。荥阳和垓下为两个关节点，在楚汉战争中具有关键意义。楚汉战争中充满中国智慧的谋略思想，值得传承与宏扬。     

关于汉藏语系语言的分类问题

关于汉藏语系语言的分类问题戴庆厦，傅爱兰关于汉藏语系语言（以下称汉藏语）的分类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汉藏语系的假设是１９世纪末叶提出的，与印欧语系相比，晚了一个多世纪（印欧语系的假设是１８世纪提出的）。一个世纪以来，国内外不少语言学家对汉藏语的...     

人居聚落走向问题研究——基于超循环理论视角

人类的聚落从产生之时就是一个自组织系统，它的形成与发展都与聚落主体的需求密切相关。聚落形式的复杂化呈现出超循环的状态，即从人类早期的聚落点到今天的高度城市化过程，都是由于亘古不变的人类需求所推动并日臻完善的。目前，高度的城市化成为人居聚落发展的高端模式，但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城市问题。解决城市化困境成为学界共同面对的问题，研究焦点主要集中于城市对乡村的消解的方式与途径。事实上，城市化问题的解决，仅仅从城市雏度寻求解决的方法是难以得到满意的题解。以超循环理论为基点，为摆脱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两难抉择，实现城市与乡村在城市化语境下共同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离堆辨

唐代以来,关于李冰凿离堆的所在地有好几种说法,但宋代以后主要是两种意见:一说即今灌县离堆,一说即今乐山乌尤山。笔者认为乐山说较接近于古书的记载;但李冰所凿的离堆不应是乌尤山,而应是凌云山大佛崖。 说李冰所凿的离堆即今灌县离堆,与汉晋南北朝间的记载无一相合;相反,说李冰所凿     

蒙、汉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

为了解民族地区蒙、汉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异同,本研究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内蒙古自治区某普通高等学校蒙、汉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调查,以期为提高民族地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供实证依据。     

荀彧之死

前人关于荀彧，可以概括为拥汉、拥曹两大观点。其实，荀彧既不是魏臣（拥操派），也不是汉臣（拥汉派）。荀彧是在困惑与矛盾中、在两难之中告别了人世。     

禅宗语录“（××）汉”称呼语的语义语用分析——兼论“汉”的历史来源及情感倾向

“（XX）汉”是禅宗语录中高频使用的称呼语，其语义内涵丰富，有着特定的禅宗行业意义。从语用表达看，“（XX）汉”称呼语在言语交际中起到情感表达、主观评价和警示学人等语用效力。禅宗文献中首次出现了“（XX）汉”的褒义用法，使得“汉”从原来的贬称发展为一般的通称，成为现代汉语“（XX）汉”用法的主要来源。     

谈《现代汉语词典》对通假异形词语的处理

《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属于规范型词典，而通假异形词语（因分别使用本字与通假字而形成）则是规范的对象。本文对１００多个通假字在《现汉》中是否形成通假异形词语的情况进行了全面测查，并对《现汉》的处理原则、方法、步骤等进行了分析和评价，以探讨如何正确地规范通假异形词语的问题。     

堡寨聚落形态源流研究

以考古发掘实例为依托,理清史前聚落的外围设防形态的演进路线,其中体现出堡寨聚落与古代城邑的同源性;进而分析指出由＂堡＂到＂城＂（原型边界的膨胀,以及城内里坊单位的聚集）与由＂堡＂到＂堡＂（原型的不断重复与动态发展）双线并行的演化规律;最后,分析指出＂井田制＂与＂里制＂等早期的社会制度对＂堡＂形态结构的影响与关联。     

中心聚落、酋邦与中国的前国家形态

结合中国丰富的中心聚落考古资料和国外人类学对酋邦的深入研究成果,可以看出龙山时代中心聚落（及原始城邑）内、外部分化都相当发展,“不平等氏族”、“再分配社会”特征很显著,但尚不可能建立官僚队伍和使用合法暴力,尚未进入早期国家阶段,从中心控约的角度说,即是还处于“前政治中心时代”。     

沱河下游地区的古代文化遗存

根据历次的考古遗迹,对沱河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周代文化遗存和战国一汉代文化遗存进行了梳理,其中,沱河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均为聚落遗址,有五河县韩村遗址、台子山遗址、大程村遗址和固镇县垓下遗址等11处;周代文化遗址基本没有独立存在的,均是叠压于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遗存之上,采集到明确周代文化标本的遗址有五河县小张庄遗址、台子山遗址、刘李村遗址、固镇县沱河1号遗址等4处;战国一汉代遗存有聚落遗址、建筑遗址、古战场遗址、古墓葬等,已调查发现大粱庄汉墓群、刘余村汉墓、固镇县孙庄1号墓群等124处。这些遗址都分布在沱河沿岸的台地或高地上,沱河为先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     

文明与国家起源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和“邦国—王国—帝国”说

对于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的研究,笔者针对酋邦理论和"博物馆清单"式的文明观等方面的局限性,提出将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学相结合而提出文明与国家起源途径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和"邦国—王国—帝国"说。这一理论体系虽已在考古学界和上古史学界产生一些影响,但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深化。本文即本着深化和完善的目的而对它做出进一步阐述和概括。     

论汉字与汉语之间的适应性——兼评“脚与靴子说”与“西瓜皮与西瓜瓤说”

在汉字与汉语词的对应关系上,语言学界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其中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即“脚与靴子”说与“西瓜皮与西瓜瓤”说。还有一些学者采取了理论倾向明显,但不与现有看法产生正面冲突的说法,即汉字与汉语关系的“互动说”。本文主要论述第三种观点,并对前两说作出评说。     

《武威汉代医简》用字的构形模式分析——武威医简用字"六书"分析之一

《武威汉代医简》的用字情况大体上反映了东汉时期汉字发展和使用的基本情况。文章以许慎的“六书”说为依据,兼用孙雍长先生关于汉字构形10种思维模式的理论,对该医简全部用字的构形模式进行了分析,认为“六书”说的实质是以字形分析为核心的汉字形音义关系学说,至今仍是分析汉字形音义关系的重要理论体系。     

三评《大俄汉词典》法学术语的译名

《大俄汉词典》中存在大量的法学术语翻译错误。本文以权威性俄语原文词书为依据，对21个法学术语提出了有一定说服力的、修正的译名，主要是：（无主物），（无主遗产）；（放逐），（流放）；（投票站）；（刑事法），（刑事立法）；（人犯），（犯人）；（生来犯罪学），（伤害罪），（法官独立），（扰乱社会秩序罪），（逃离部队罪），（活产的）     

秦汉辽西史地考论之一——以曹操征乌桓进军路线为切入

秦汉时代,中华帝国掀起开发经营东北的历史浪潮。辽西联接中原、东北,在双方交往中扮演重要角色。曹操征乌桓是中国古代北疆社会大事。关于进军路线,后学对相关秦汉辽西史地问题理解不同,多有分歧。参诸家考论,梳理文献、考古资料,能进一步明晰该问题。以今日地理论,曹军由潘家口出古卢龙塞,沿瀑河北进,经宽城附近之汉白檀县,抵冀蒙辽交界（汉平刚境）,沿凌源南大河东行,达大凌河两源汇流之大城子一带（汉白狼县）,逆大凌河干流西南行至凌源、喀左南境,登连绵相接之大阳山、窟窿山（古白狼山）望敌,在古凡城一带与敌交战,后沿大凌河干流东北行,抵朝阳（汉柳城）。以进军路线为切入,考察相关秦汉辽西史地问题,有助秦汉辽西交通、民族、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