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经、古文:《左传》文学接受之完成

在中国经学发展史上唐代无疑是一个很关键的时期。东汉以来的疑经传统,在唐代自由开放的社会风气的激荡之下,表现得更为强烈。啖助等人的春秋学派开启了一代疑经运动,而这种运动就是从《左传》开始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左传》的经学地位,将人们从传统的经学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开始大量地讨论其文学的特征。这不单是《左传》研究自身的变化,对当代的文坛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唐代古文就是这种风气下的产物。     

荀悦与《汉纪》

荀悦(148—209年)字仲豫,颖川颖阴人(今河南许昌),是东汉末年有名的史学家和思想家。当时,在黄巾起义的猛烈打击下,东汉政权名存实亡,地方豪强势力各霸一方,连年混战。汉献帝为了维护东汉刘氏的正统地位,防止曹操篡汉事件的发生,以“《汉书》文繁难省”①为理由,命令荀悦按照《左传》的体例删略《汉书》,写成《汉纪》三十卷。     

东汉隆礼之势的形成以及郑玄的重尚礼学

<正>东汉统治阶级重尚礼治;东汉古文经学至郑玄时盛极,郑氏亦以礼学为重,孔颖达云:“《礼》是郑学”。唐晏《两汉三国学案》(下称《学案》)卷7:“然统康成一生著述而论之,《三礼》实为专长。”皮锡瑞《经学通论》“易经”篇“郑学最精者《三礼》。”下面,笔者拟从社会阶级变动的角度,观照上述文化现象。     

从汉代屈原论争看汉代学术观念的变迁

汉代屈原论争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汉代初年至西汉宣帝时期,第二阶段为西汉元帝年间至东汉和帝时期,第三阶段为东汉安帝时期至东汉末.汉代士人对屈原的论争体现出汉代学术观念的变迁:第一阶段以黄老之术治国,此阶段士人对屈原持肯定态度;第二阶段为儒学独尊时期,此阶段扬雄、班固、贾逵等人对屈原持批判态度;第三阶段为经学的中衰时代,王逸、应劭、荀悦等人又极力提高屈原地位.汉代屈原论争在三个阶段的不同表现可以从今本《楚辞补注》的作者情况得以体现.     

侯外庐先生经学研究的特色及意义

通过对侯外庐先生经学文献研究资料的实事求是分析,揭示侯外庐先生将经学文献(包括经学元典和经学研究作品)作为考察社会状况和思想意识的主要依据,注重思想史与社会史的有机结合,开创了经学研究的新路,特别是利用《诗》《书》等,结合出土金文和流传的历史学文献(如《左传》《国语》等)概括和论述先秦社会政治和思想观念的演进,独获良多,特色鲜明,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蕴含着不少对开拓和深化经学研究的宝贵启示。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研究综述

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在经学史和《左传》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三十年来,中国大陆、台湾和El本的学者都取得了不菲的研究成就。从杜预的生平思想研究、《春秋经传集解》的文献学研究和经学史研究三个方面略作总结,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该课题的发展现状。     

《左传》富艳说发覆

《左传》乃经学之一种,又为史学、文学的典范。从批评史的视野来看,对《左传》的批评,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学批评系统,一些概念、范畴、命题而有了广泛的文学批评史意义。范宁以“富艳”而论《左传》,提要勾玄,堪称允当。《左传》合经学、史学、文学为一体,因而富艳内涵丰溢,涵盖义旨之精微丰厚,义法之高妙、内容之丰富生动以及结构之整饬迭宕、叙事之深婉、语言之奇异、艺术之华美,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强烈艺术感染力。《左传》之富艳,乃为情而造文,其经学的本色和思想底蕴,成就了堪称伟大之文学。文章申而论之,以期有所发覆,彰显这一范畴的意蕴,有裨益于文学批评及《左传》之研究。     

正名、裁断与统系：东汉经学一统大势中的许慎经学

许慎是东汉经学一统大势中的关键人物。作为东汉经学的坐标,《白虎通》是来自庙堂的经学一统,代表了以今文经学为主体的通学形态,体现为声训正名、经说裁断、天人统系三个层面的经学工作。《五经异义》承续了《白虎通》的一统方向,裁定经说、融通今古,代表了来自儒林的、基于古文经学的经学一统。《说文解字》继之而作,与《白虎通》全面呼应,代表了许慎经学的完备形态。它自形训以经学正名、据汉字以裁断经说,通过汉字系统构建天地人秩序,体现出许慎融通小学、经学的宏阔格局。     

徐中舒《左传》学论析

徐中舒在系统考察西汉时代《左传》流传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申论了作为古文一系的《左传》之可信,有力批驳了晚清以来今文经学家刘歆伪造《左传》的谬说。在经学史学化的影响下,徐氏发挥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以《春秋》、《左传》为史,其意义不仅在于试图从根本上解决经学传统下的《左传》经史之争,同时也为新的学术背景下,回归原典《左传》学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徐氏由此重新考察《左传》与《春秋》、《国语》之间的关系,提出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徐氏根据《左传》所用有别于《春秋》周正的夏正和《左传》中预言资料推测,《左传》就是魏国霸业鼎盛时代的作品,其成书年代在公元前375年—公元前351年之间,《左传》的作者可能就是子夏一再传弟子,不失为一种较为合理的假说。徐氏的某些推论得到了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春秋事语》和湖南慈利楚简《国语·吴语》的印证,结论的科学性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此同时,徐氏《左传》学的学术价值亦在长期的学术争鸣中日渐得到彰显。     

刘知几论《左传》

刘知几不以《左传》名家,却对《左传》研究做出了突出成绩。《史通》中不少篇章论及《左传》,其重要性不容忽视。刘知几把《左传》从经学纳入史学的范围,开拓了《左传》研究的新视野,在历史观念、史书体裁与编撰、叙事与语言诸方面都对《左传》作了相当精粹的论阐,改变了过去专从微言大义评衡三传的传统习惯,树立了新的评衡标准和方法,对唐以后的《春秋》经传学的研究有不小影响。     

略论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与融合

两汉的今古文之争,性质绝不相同.西汉的今古文之争,是利禄之争;东汉的今古文之争,则属学术道统之争.今古文之间绝非壁垒森严,水火不容,其争点仅在<左传>.今古文经学都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这是融合的政治基础.古文经学家多通人,这是融合的学术基础.今文经学的腐败,则提出了改造传统经学的任务,这种改造在经学范畴内,只能走融合的道路.许慎首先在融合方面作出贡献,而郑学的出现,则标志着汉代传统经学的改造和融合的最终完成.     

史、文、兵学视野中的唐代春秋左传学

《春秋》及《左氏传》在唐代首先是一部经学著作,但同时也是一部史学、文学和兵学著作。唐人有以《春秋左氏传》为史者,并尝试以经传证史,以经典的行为来推阐经典的意义,以此来修正当代人的思想和行动。《左传》文学意义在于叙事和言辞,韩愈评《左氏》“浮夸”,准确指出其文学特征。一批新读者将《左传》和兵学结合起来考察,赋予《左传》以兵学意义,杜牧注《孙子》的实践与合文武为一途的思想是唐人对学术史的贡献。     

“传”的本原及其文体意义的生成与演变

“传”作为一个文体概念包含解经与叙事两种不同形态。究其本义,“传”字原与邮驿相关,至春秋战国之交时,方引申出古书统称之义。此后直至西汉初,“传”进一步用来指解经之作。与此同时,司马迁将《史记》中专写各色人物的那一部分命名为“列传”,后班固《汉书》承之而为“传”,使得“传”这种文体概念的所指有了新的扩展。此后,这种叙事形态的“传”日渐兴盛并呈多样化趋势,而解经形态的“传”逐渐式微,并分解成了多种注书体例。     

略论汉代政治对《左传》学废兴之影响

《左传》于西汉初年流传较广，但自汉武帝推崇儒学后，作为儒学一支的《左传》影响反而逐渐式微，汉哀帝时刘歆始为《左传》争立，但却招致今文经师的攻击，其后今古文学者之间展开了四次大的论争，《左传》虽于平帝与光武时两度得立学官，但旋立复废，终两汉之世未能在官方殿堂占据一席之位，究其实，不同时期特定的政治需要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廖平以礼制治《春秋》略说

廖平经学的最大贡献是经学一变时期以礼制“平分今古”文经学,认为经学的今古之争的根本在于所说礼制的不同。他认为孔子删定《六经》,以《春秋》为首,是对四代礼制的“改制”,是为后世立法的新的典章制度,而这些“新制”又主要存于孔子手定的《王制》一书。廖平治《春秋》的主旨,就在于参以《王制》,发掘《春秋》所包含的孔子“新制”。     

先秦史传文学叙事传统与汉代今文诗学的经学叙事

先秦史传文学作为中国早期的叙事文学代表，对后世叙事文学影响巨大。汉代今文诗学著作《韩诗外传》中的某些叙事篇章，与《左传》、《晏子春秋》等先秦史传文学有着明显的直接承袭痕迹。今文诗学的经学叙事中继承了杂史类叙事传统，而对《左传》中的故实，或不加采信，或加以改编、敷衍。这种出于经学目的的文学化叙事，客观上促进了叙事文学的发展，对后世的子部小说及杂史类传记文学都有直接的影响。汉代经学叙事对早期史传叙事传统的继承、发展和新变，是中国早期叙事文学发展中的重要一环。     

汉末流寓江东之广陵人士与孙吴政权之关系考述

东汉末期,江淮之间战乱加剧,不少大族名士南徙江东,其中包括一些广陵籍人士,他们对孙吴政权之创立及建国后之诸多军政活动,都有较大的影响。在学术文化领域,广陵人物涉猎经学、子学及文学、艺术等各方面,多有贡献。     

论汉初儒士类型和特点

儒士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儒士们以六经为务。汉初儒士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兢兢业业钻研儒学,弘扬文化。汉初儒士基本由三类人构成:第一类是儒学实践型,以叔孙通及其弟子为代表,他们着重继承和改革先秦儒家礼仪,为汉立法;第二类是理论型,以陆贾、贾谊为代表,他们居官为政,直接从事儒家政治和理论文化建树;第三类是教师型,从事学术义理的研究,并开门授徒,薪火相传,以专门的学术集团为代表。儒士们的努力,为武帝时代经学昌明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经、史视域中的宋代《春秋》学

《春秋》虽列于经部,实则兼具经学与史学的双重性质。从汉代经学初立,《春秋》学与政治联姻,因而为经的性质十分明显。从杜预至刘知几,《春秋》为史的观念被推向了极致,中唐啖助学派始视《春秋》具有经、史舍一的性质,这一观点在宋儒那里得到了充分发挥。虽然宋儒在承认《春秋》具有双重性质这一点上并无异议,但在对待经、史具体关系上却又有所差异,孙复、刘敞为尊经贬传的代表,苏辙与朱熹则为以史证经和以史通经的代表,这些争论既反映了《春秋》学的发展脉络,亦体现了经、史之学的历史姻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