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吸烟习惯对多维贫困的影响

基于Alkire& Foster多维贫困测算方法,利用中国老年人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2011—2014年两期面板数据,对老年人收入状况、生活质量、健康水平和保障程度四个方面构建了多维贫困指标,并运用工具变量模型实证分析了老年人吸烟习惯对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老年人当前或者过去有吸烟习惯都会导致老年人陷入多维贫困的风险增大,且吸烟年龄越早、烟龄越长,吸烟频率越高,老年人陷入多维贫困的风险越大。通过对影响机制进行探讨,我们认为吸烟习惯会对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能力（ADL）、心理情绪等造成负面影响,增加了老年人患重病的风险,使得老年人的医疗门诊费用与住院费用都大幅增加,进而导致老年人陷入多维贫困的风险增大。     

后减贫时代中国老年多维贫困的测度

利用2013年和2018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C H IP)数据,通过构建老年多维贫困指标,测度我国老年多维贫困状况及其动态变化,并分析各类型转移性收入的多维减贫效应.结果发现,2013—2018年间,全国、城镇和农村老年多维贫困状况得到显著改善,贫困发生率分别下降13％、5％、8％,贫困程度分别下降11.6％、2.3％、5.3％.但在考虑收入相对贫困和健康贫困下,农村老年单维贫困状况趋于严重.其中,收入相对贫困和健康贫困对老年多维贫困的贡献率呈现上升趋势,住房设施贫困贡献率下降.养老金对缓解全国和城镇老年多维贫困的作用最为显著,子女赡养等私人转移性收入对缓解农村老年贫困作用较大.基于此,我国应着重发挥政府转移性收入的再分配效应,与家庭养老相结合,并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共同提高老年群体的收入水平和可行能力.     

中国多维贫困测量

贫困是人的可行能力在多个维度被剥夺的现象.多维贫困指数测量和反映贫困人口或家庭的多维贫困发生率以及所遭受的剥夺强度.文章将资产维度纳入了多维贫困分析框架及测量,拓展了多维贫困指数的维度.对2009年《中国营养和健康调查》9个省的数据用AF测量表明,在4个维度10个指标中,同时存在3个指标贫困的贫困发生率(H)为9.1％,剥夺强度为37.0％,多维贫困指数(M0)为0.034;城市的贡献率22.8％,农村的贡献率77.2％.对中国多维贫困贡献率最高的5个指标,由高到低依次为卫生设施、健康保险、耐用消费品、生产性资产和现代燃料,该结果为反贫困公共政策提供了明确的优先序.     

中国多维贫困测量

贫困是人的可行能力在多个维度被剥夺的现象。多维贫困指数测量和反映贫困人口或家庭的多维贫困发生率以及所遭受的剥夺强度。文章将资产维度纳入了多维贫困分析框架及测量,拓展了多维贫困指数的维度。对2009年《中国营养和健康调查》9个省的数据用AF测量表明,在4个维度10个指标中,同时存在3个指标贫困的贫困发生率(H)为9.1%,剥夺强度为37.0%,多维贫困指数(M0)为0.034;城市的贡献率22.8%,农村的贡献率77.2%。对中国多维贫困贡献率最高的5个指标,由高到低依次为卫生设施、健康保险、耐用消费品、生产性资产和现代燃料,该结果为反贫困公共政策提供了明确的优先序。     

基本医疗保险缓解老年群体贫困的效果——基于多维相对贫困视角

从多维相对贫困视角切入,基于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和各省《统计年鉴》数据,从经济水平、生活条件和健康状况三个维度来测算老年多维相对贫困指数,采用Probit模型和Ordered Probit模型、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实证检验基本医疗保险对老年多维相对贫困的缓解作用。测算结果显示,2018年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在阈值为0.33时约55.6%,老年人在不同维度存在贫困,平均剥夺份额达58%,其中相对收入水平和慢性疾病两个指标对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率最高。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基本医疗保险对老年多维相对贫困具有显著影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比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更能显著降低老年多维相对贫困。这表明未来应有针对性地制定医疗保险政策,着力提升医疗保险水平,缩小不同医疗保险制度间的待遇差距,发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反贫困作用。     

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依据多维贫困理论及中国农村贫困实际状况,利用2016年对甘肃省1 749家农户的社会调查资料,对样本农户的多维贫困现状进行了测算和分解,并对导致贫困的原因进行了Probit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尽管样本农户存在收入层面的贫困,但交通、教育和健康方面的贫困更加严重,多维贫困发生率较高。因此,反贫困内容由物质性为主向辅以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转变,反贫困模式由“输血”转向“造血”式扶贫开发,是健全反贫困长效机制的关键。     

社会资本与农村地区留守老人多维贫困:测度、分解及影响 ——基于陕西省南部农村的调研

在城乡二元体制及农村劳动力转移等因素的影响下,我国农村地区留守老人逐渐增多,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基于陕西省南部331份调研数据,利用A-F多维贫困测度模型测度农村留守老人在收入、健康、医疗、抵御风险能力、居住条件、生活状况、心理状况七个维度上的多维贫困状况,并借助Probit和Tobit模型分析社会资本及其各构成要素对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1)单维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四个指标分别是生活燃料、患病被照料、疾病、卫生间,被剥夺比例均在60％以上;2)农村留守老人二维及三维贫困状况较突出,四维及四维以上贫困发生率较低.健康、生活状况、居住条件、抵御风险能力是农村留守老人贫困发生率较高的四个维度,也是导致农村留守老人陷入多维贫困的主要因素;3)社会资本对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社会网络与社会关系在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脱贫减贫中的作用最显著,社会声望仅对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减贫有一定正向作用,社会参与则对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无显著影响.这说明,此后在解决和防范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上,应多关注非收入层面并重视社会资本的减贫作用.     

武陵山区多维贫困的测量、分解及政策蕴含

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武陵山区农民的经济贫困,对农民的多维贫困状况却鲜有关注。通过对该地区农民的多维贫困进行测算和分解后发现,武陵山区农民的多维贫困水平显著高于2006年中国农村的多维贫困水平;其中卫生设施、燃料、住房这三个维度对该地区的多维贫困指数贡献率最大;贵州省农民的多维贫困状况最为严重。因此要改善武陵山区农民的多维贫困状况,一要设法打造经济增长极,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二是建议国家设立“武陵山区专项扶贫基金”进行“特困特扶”;三要加强农民职业培训,提升农民素质,改变农民生计方式。     

贫困地区儿童多维贫困分析——以内蒙古、新疆、甘肃、广西、四川五省区为例

本研究使用中国国际扶贫中心2013年"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户多维贫困调查"数据,运用AF方法,从生存、发展、健康、教育、参与5个维度,19个指标构建儿童多维贫困指数,旨在分析贫困地区儿童多维贫困状况,以期提高以儿童为中心的减贫政策质量。结果表明,贫困地区儿童存在着收入之外的多维贫困:在各指标贫困测算中,72.03%的儿童所在家庭使用粪桶、旱厕、无设施或其他无冲水类型的厕所,57.52%的儿童不能决定自己的业余爱好,46.47%的儿童不能决定自己的日常生活,36.21%的儿童存在校园暴力;参与、健康对儿童多维贫困的贡献率突出,分别是28.46%、20.29%;留守时间越长,儿童各指标贫困发生率相对较高。本研究在上述结论基础上,探讨了儿童多维贫困的致因和消除儿童多维贫困的政策选择。     

青岛居民多维相对贫困的区域差异及收敛性

利用熵值法测算2016—2020年青岛居民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并借助Dagum基尼系数和空间计量模型，对青岛居民多维相对贫困的区域差异以及空间收敛性进行分析。从区域差异来看，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区域内部差异不断扩大，区域内部的协同作用较弱；从收敛性来看，青岛市整体不存在σ收敛，但呈β收敛，在加入教育发展状况、社会保障和就业状况以及医疗卫生状况等控制变量之后，条件β收敛的速度加快。因此，在青岛居民多维相对贫困治理的诉求下，应将多维相对贫困治理与政策工具相结合，以强化贫困群体可行能力建设为主线，协调发展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构建特色医疗保障体系，将健康青岛融入多维相对贫困治理，实现对青岛居民多维相对贫困的科学高效治理。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一维、静态多维和动态多维贫困测度与比较

因中国各省之间的县级统计指标不一、县级层面贫困方面的数据较缺乏,湖南省县级层面的数据相对连续和完整,所以文章以湖南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例,利用该特困地区37个特困县10个贫困维度的平衡面板数据,采用两阶段主成分分析方法,考察了一维、静态多维和动态多维贫困的理论和实证差异。研究发现:其一,相对于一维和静态多维贫困得分,动态多维贫困得分更能全面准确地反映特困县的贫困程度。以动态多维贫困得分为基准,一维和静态多维贫困得分都存在不小的偏差,但静态多维贫困得分的偏差要小很多。其二,湖南省武陵山区各特困县的平均贫困程度比湖南省罗霄山区各特困县的稍微严重。武陵山区中,娄底市各特困县的平均贫困程度最高、邵阳市各特困县的排第二,常德市各特困县的最低。罗霄山区郴州市各特困县的平均贫困程度要比罗霄山区株洲市各特困县的更为严重。     

老年多维贫困测量:概念与视角的转换——基于A-F法及CLASS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与精准扶贫发展背景下,老年贫困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和难点。识别并缓解老年贫困,是检验社会文明和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基于多维贫困理论,运用Alkire Foster方法构建老年多维贫困测算模型。依据2014年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数据(CLASS),以11个省（区）老年人为研究对象,从经济收入、住房保障、健康程度、养老服务、可行能力、社会参与、精神状态等7个维度进行测算。结果表明:收入并非老年贫困唯一致因,随着维度增加,老人贫困规模扩大、贫困程度加深;城乡、区域多维贫困差距增大。因此,应加强对老人贫困多维度识别与测量,对不同类型贫困老人提供“问题响应型”或“需求响应型”等多样化帮扶措施,有针对性地构建多主体、分类分层的帮扶网络和保障体系。     

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测度与反贫困路径探析

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不仅是我国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难点和焦点,也是实现乡村振兴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对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和多维贫困的准确测度是有效攻克贫困、实现脱贫攻坚任务的重要环节。基于秦巴山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区1325份农户家庭微观调查数据,运用A F指数和反向传播神经网络法对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进行了测算和分析,发现深度贫困地区存在明显的交叉性与多维性贫困,致贫原因亦复杂多样。依据测算结果,有针对性地提出深度贫困地区的反贫困路径：加强深度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深度贫困区生活条件;积极发展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提升深度贫困区人力资本水平;完善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健康网络,强化深度贫困区农村医疗服务体系;完善深度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确实做到社保兜底;促进深度贫困地区劳动力流动,拓宽深度贫困区农村居民收入渠道;重视深度贫困地区综合发展,有计划地推进深度贫困区乡村振兴。     

农村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的多维贫困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新型城镇化下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内容,使用CFPS2010年和2016年数据,实证考察城镇地区劳动者在基本公共服务的多维贫困及其变化趋势,并分析不同户籍劳动者在基本公共服务多维贫困上的差异。研究发现：从2010年到2016年,我国城镇地区劳动者的基本公共服务多维贫困出现了显著的下降,但农村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多维贫困始终高于城镇户籍劳动者,农村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的多维贫困降低的幅度也小于城镇户籍劳动者,由此造成不同户籍劳动者在基本公共服务多维贫困上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医疗保险和城市养老保险上的剥夺发生率较高,且两者对农村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的多维贫困具有较大贡献。进一步将基本公共服务多维贫困者分解为不同子群体,发现城镇不同户籍劳动者基本公共服务多维贫困的降低主要是由于最贫困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得到改善而实现的。     

心理健康与进城农民工的多维贫困

基于CGSS2017年度数据,利用A-F测度方法对比分析了进城农民工与原居地农民在教育、健康、资产、社保、融入等五个维度的不同贫困特征,创新性地引入心理作用机制,探讨个体心理健康对多维贫困的影响及机理。研究发现:对比原居地农民,进城农民工的多维贫困问题更加严峻,贫困群体内的不平等程度更为严重;心理健康是影响进城农民工多维贫困的重要因素;主观能动性在心理健康作用于多维贫困的路径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心理扶贫将更为重要和迫切,建立常态化的心理健康扶贫工作机制,由疏导帮扶转为提前预防,增进农民工幸福感和获得感。     

新发展阶段农村多维贫困的识别与测度

以CFPS2018年的农村家庭数据为样本,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双重视角出发构建符合新发展阶段情景的中国农村多维贫困指标体系,采取改进的AF法识别、测度和分解农村居民家庭的多维贫困状况。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居民家庭在受教育年限、养老保险参保率和家庭平均旅游支出等几个指标上的贫困发生率较高,在收入、健康、生活水平等维度上存在较高的返贫风险;从多维贫困指数的变化来看,随着＜i＞K＜/i＞值的上升,多维贫困指数虽然在逐渐减小,但在＜i＞K＜/i＞₁=0.2和＜i＞K＜/i＞₂=0.4时的贫困指数仍然较大,表明农村居民家庭在4~7个指标上发生多维贫困的概率较高;进一步的指标分解发现,在吉林、辽宁、广西等地区,严重的相对贫困问题和高绝对贫困返贫风险共存,家庭人均工作小时数和家庭人均旅游支出等休闲维度指标逐渐对农村居民家庭相对贫困产生重要影响。     

社会资本、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户家庭多维贫困

基于Alkire&Foster（A-F）多维贫困理论框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测度我国农户多维贫困水平；同时，将社会资本与农村劳动力流动置于同一框架下，构建影响我国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的作用机理，运用分位数回归法实证检验二者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社会资本和农村劳动力流动均能显著缓解农户多维贫困，而且农村劳动力流动可以显著强化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的缓解作用。因此，为实现农户家庭多维度脱贫，应重视社会资本的建立与运用，加强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有序引导。     

水库移民多维介入型贫困的动态测度与致贫因素研究

将改进的A-F多维贫困测算方法与搬迁前后移民贫困状态的变化相结合,构建了“多维-动态”的介入型贫困测度体系,利用三峡库区农村移民的生计跟踪监测数据,对移民多维贫困指数和致贫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水库移民虽已摆脱高维度数贫困,但仍陷入低维度数贫困;工程建设并没有引发严重的冲击型贫困,然而水电开发也没能有效地缓解持久型贫困;搬迁前后移民所处的贫困维度有明显改变,且不同致贫因素对各类动态贫困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据此提出了完善非自愿移民贫困识别与退出机制,区分贫困各维度并精准施策,创新水库移民安置模式,将移民后期扶持与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有机衔接等建议。     

农旅融合减缓农村贫困机理与实证研究

在构建农旅融合减缓农村贫困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匹配CFPS微观数据和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数据,测算农村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进而采用包含交互效应和中介效应的Probit、Tobit模型,从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两个层面验证农旅融合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及内在传导机制。结果表明:农旅融合能够减缓农村收入贫困,但其减缓农村多维贫困效果不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旅融合减缓农村收入贫困起正向调节作用,但其对农旅融合减缓农村多维贫困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农村居民工资收入水平和人均资本是减缓农村收入贫困的重要传导机制,但其对农村多维贫困的传导作用不显著。因此,在深入发展农旅融合时,“因症施策”“多措并举”方可有效减缓农村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     

生态敏感区农户多维贫困测度与精准扶贫优先序分析

为实现精准识别和精准扶贫的目标,通过多维贫困测度法探索贫困的深度和诱因变得尤为重要。基于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的调研数据,采用Alkire Foster多维贫困测度方法从收入、健康、教育、生活设施和自然地理环境5个维度对贫困地区农户进行多维贫困测度与分解。研究表明：（1）单一维度上,农户贫困状况仍然不容乐观,各维度贫困发生率存在显著差异;（2）多维度贫困测度上,多维贫困指数随着贫困剥夺维度K的增加而不断减小,变化趋势呈现倒“S”型曲线,变化速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3）多维贫困指数以及发生率高于其他研究,表明生态敏感区的异质程度高;（4）多维贫困指数存在地区异质性;（5）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率存在维度差异性,教育、收入、健康和基础设施是造成贫困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