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族地区劳务输出的观察与思考——以武陵山区少数民族州县为例

劳务输出是增加民族地区农牧民收入的重要渠道,是解决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重要举措。本文以武陵山区少数民族州县为例肯定了民族地区劳务输出所取得的成绩,分析了劳务输出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认为有效解决劳务输出问题的关键是要从发展战略的高度促使“打工经济”向“打工产业”转变。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一维、静态多维和动态多维贫困测度与比较

因中国各省之间的县级统计指标不一、县级层面贫困方面的数据较缺乏,湖南省县级层面的数据相对连续和完整,所以文章以湖南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例,利用该特困地区37个特困县10个贫困维度的平衡面板数据,采用两阶段主成分分析方法,考察了一维、静态多维和动态多维贫困的理论和实证差异。研究发现:其一,相对于一维和静态多维贫困得分,动态多维贫困得分更能全面准确地反映特困县的贫困程度。以动态多维贫困得分为基准,一维和静态多维贫困得分都存在不小的偏差,但静态多维贫困得分的偏差要小很多。其二,湖南省武陵山区各特困县的平均贫困程度比湖南省罗霄山区各特困县的稍微严重。武陵山区中,娄底市各特困县的平均贫困程度最高、邵阳市各特困县的排第二,常德市各特困县的最低。罗霄山区郴州市各特困县的平均贫困程度要比罗霄山区株洲市各特困县的更为严重。     

武陵山区农村农业科技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以湘西自治州古丈县为例

农业科技发展事关武陵山区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和农业增产增收。以湘西自治州古丈县为例,对“先天不足”的自然条件,农业科技含量偏低,农民整体素质偏低,农业科技投入“欠账”,科技资源“短缺”等制约因素进行分析,从而提出了应对策略：加强农村农业科技发展行政管理和法制建设,科学构建农业科学技术服务体系,建立农民终身教育体系,拓展“科技示范”工程,发挥农民专业协会、合作社作用,借力借智壮大农村农业科技队伍,创新农业科技多元投入,探索非农科技与农业科技“嫁接、杂交”。     

连片贫困地区城乡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演进态势及影响因素——基于2004—2015武陵山区71县、区（市）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构建城乡经济耦合协调指数,对2004—2015年武陵山民族特困地区城乡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进行格局演化和现状分析,构建空间面板模型,从金融发展、城镇化水平、县域经济发展、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支出、产业结构等多维视角探寻影响武陵山民族特困地区城乡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武陵山民族特困地区的城乡经济耦合协调发展进程呈现出起点低、演进态势显著向好的总体特征。2004—2015年,该地区城乡经济耦合协调水平的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04—2007年的失调阶段、2008—2011年的低度耦合协调阶段以及2012—2015年的中度耦合协调阶段。武陵山区71区县城乡经济耦合协调水平存在高度的正相关特征,就其影响因素而言,金融规模扩张水平、城镇化水平、县域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进程、固定资产投资和政府财政支出等因素对武陵山区城乡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金融发展效率和产业结构调整具有负向促进作用。     

西部大开发中的武陵山区经济发展战略

经济发展战略,过去在武陵山区的各地均有,但全区整体则没有。从各地战略来看,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但也存在着一些共同的失误,需要作适当的修改、补充和完善。本文从战略指导思想、战略目标、战略阶段、战略重点和措施五个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其中的关健是战略指导思想,要由过去的“急于赶超”调整为“逐步赶超”。     

论20年代“文学革命”口号力量的衰竭

20世纪20年代初，政治思潮对新文化运动的介入、教育状况的落后、学术界的内在思想贫困、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兴”、封建思想与虚无主义情绪的弥漫等因素，导致“文学革命”口号的力量日趋衰竭。为此，左翼文艺界对“文学革命”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提倡“革命文学”等运动，意图谋求新文学发展的新路向。     

武陵山区劳动适龄人口的职业教育培训机会探讨

从职业教育的入学机会和在校率、职业教育培训条件和能力状况、农村劳动力培训结果以及农户贫困的新特征等方面,描述、分析了武陵山区农村劳动适龄人口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机会状况;揭示了区域贫困条件下职业教育与培训边缘化问题、贫困文化环境下职业教育与培训低期望水平羁绊、以及优质教育资源匮乏状态下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低成就现象,并针对性地探讨了保障武陵山区农村劳动适龄人口职业教育培训机会的政策措施。     

猺人、蜑人、山贼与土人

兴宁县位于韩江支流梅江中游,明正德十一年(1516)知县祝允明主修之《正德兴宁志》,为韩江中上游客家人聚居地区现存地方志中最早的一部。该方志有关猺人、蜑人、山贼与土人的记载,为讨论15至17世纪该地区族群关系的变迁及其社会意义提供有力佐证。作者发现,通过一系列艰难复杂、充满冲突与妥协的互动过程,原来“随山散处”的“猺人”和“舟居网捕”的“蜑人”转变为以农为生的“土人”,成为朝廷的“编户齐民”,而原来活跃于南岭山脉崇山峻岭间的“山贼”、“流贼”及其后代也更多地服从官府的管治,以合乎朝廷典章制度和官方意识形态的方式建构乡村的社会组织,地域社会的经济形态与文化面貌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该地区后来被视为“客家人”最重要的聚居地之一,而所谓“客家”身份及其认同,要在原来大量存在的“畲人”和“猺人”转变为“编户齐民”之后,才有可能产生。     

深入研究民族地区特殊类型贫困的力作——评《少数民族山区长期贫困与发展型减贫政策研究》一书

中南民族大学陈全功教授、程蹊副教授的新作《少数民族山区长期贫困与发展型减贫政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以"长期贫困"和"发展型减贫政策"两大概念为主题,以武陵山区、滇黔桂山区、海南五指山等地区的农户为对象,调查研究民族地区特殊类型贫困问题,值得品读。该著作提出,我国少数民族山区的贫困属于长期贫困,其特征有三个:一是代际传递,父母一代将贫困状态和致贫因素传递到子女一代,导致多代贫困现象;二是相当     

新时代进城落户农民“三权”问题的战略解构及其路线图

进城落户农民“三权”问题是关乎当今中国新型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成败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将“三权”问题置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逻辑结构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变化中进行研究，发现进城落户农民“三权”问题是在剥削型城乡二元结构向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转变的改革过程中产生的，成员权是其原因、本质，而“三权”则是成员权的结果、形式。在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上，在成员权之得失与“三权”之变动的关系上应坚持缓和有因性主义。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战略阶段，“三权”问题所蕴含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及政策取向将不断演变。由于“三权”中各项权利的诸多方面存在差异，进城落户农民有序适时退出“三权”的路线图呈现复杂的时空差序格局。     

武陵山片区茶叶流通效率测评与演进趋势

茶业是武陵山片区的特色产业,也是当地精准扶贫的重点产业。利用因子分析法对2005—2015年武陵山片区五个产茶基地的茶叶流通效率相关数据进行分析,认为武陵山片区茶叶流通效率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且分为低效、有序、稳步增长三个阶段;并基于各阶段演进趋势特征及阻碍发展的原因分析,从促进茶叶流通协同联动发展、完善茶叶流通现代组织体系、推进实施茶叶流通品牌战略、营造良好的茶叶流通环境等方面提出提高武陵山片区茶叶流通效率的政策建议。     

武陵山片区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研究——以湖北秭归县“幸福村落”治理模式为例的分析

在社会转型的新时期,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加速,乡村社会矛盾突出,特别是经济基础较差,发展速度较慢的民族地区和山区农村,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当下社会的需要,社会治理改革亟待深入,要创新农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模式,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有机结合,村民自治的主体意识和作用加强,社会安全稳定和谐发展。武陵山片区中的湖北秭归县进行的“幸福村落”建设实践探索,形成了有效的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幸福村落”模式。通过实地调查并结合当前武陵片区的现状,深入分析、总结、提炼和完善这个模式,对武陵山片区乡村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元代武陵山区土官行政建制研究

元代在武陵山区的土官行政建制，是一种将民族与地域混合为一体的特殊行政区划管理模式。安抚司行政建制的象征性控制、地方蛮夷官的实质性自治、溪洞社会组织的完整性延续，成为元代武陵山区土官行政建制的基本构架。这种管理模式侧重于“溪洞”群落单位的基层组织管理，忽略于“溪洞”群落所属人口的管理，导致了所谓的“诸部蛮夷”始终没有成为国家的编户之民。为防止溪洞蛮夷的反抗，军政一体的安抚司只能长期保留，从而使国家规范的行政建制无法在武陵山区设置，以至使这里成为规范行政建制的空白。     

武陵山民族地区和谐社会评价指标体系探微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统一的标准和要求,但不能以“大一统”强加于不同地区的和谐社会（区）构建,必须尊重各个地区的实际,区分对待,扬长避短。武陵山民族地区突出的特殊性决定了构建和谐社会明显的优劣势,文章依据武陵山民族地区的民族历史、民族文化、民族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等特殊因素,对该地区和谐社会指标选取原则、指标体系内容以及指标体系的具体应用作了探讨,以期对民族地区的和谐社会以及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自然保护区生态移民农户的生计响应测度——以小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移民调查数据为样本

生计问题是自然保护区生态移民城镇化安置中的重要问题,认识和解决这一问题不能忽视移民的生计响应。基于“四维度三强度”生计响应分析框架和测度方法,以小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61户移民农户调查数据为样本,测度了武陵山片区自然保护区移民农户的生计响应情况,发现移民生计资本响应不均衡且移民获取资本能力较弱。移民户生计方式响应最好但移民户之间差异较大,移民户生计产出响应较为明显,尤其是生计产出的行动响应方面最强,移民户生计空间响应相对较弱但移民户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结果表明,武陵山片区自然保护区移民农户的生计响应情况总体较好,但移民农户的生计响应强度由感知、意愿到行动呈现依次递减状态,且移民农户的生计空间响应和物质资本响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此外,移民生计响应的维度和强度,对移民生计增收机制起着强化或抑制的作用,进而影响移民的持续发展。妥善应对生计响应外部环境带来的各种影响,尊重并激发生计主体的能动性选择,形成移民生计响应与增收机制的正向循环,是提升移民生计响应强度、形成移民持续生计能力、实现移民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和路径方法。     

社会保障支出的多维减贫效应及作用机制——基于家庭消费结构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保障支出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多维贫困,家庭消费结构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多维贫困,家庭消费结构在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户多维贫困影响中的中介效应存在差异。据此,应进一步增加社会保障财政投入以提高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精准识别农户多维贫困以准确把握农户贫困状况,调整优化农户消费习惯以优化农户家庭消费结构,从而实现稳定脱贫的政策目标。     

自然保护区生态移民农户的生计响应测度——以小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移民调查数据为样本

生计问题是自然保护区生态移民城镇化安置中的重要问题,认识和解决这一问题不能忽视移民的生计响应。基于“四维度三强度”生计响应分析框架和测度方法,以小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61户移民农户调查数据为样本,测度了武陵山片区自然保护区移民农户的生计响应情况,发现移民生计资本响应不均衡且移民获取资本能力较弱。移民户生计方式响应最好但移民户之间差异较大,移民户生计产出响应较为明显,尤其是生计产出的行动响应方面最强,移民户生计空间响应相对较弱但移民户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结果表明,武陵山片区自然保护区移民农户的生计响应情况总体较好,但移民农户的生计响应强度由感知、意愿到行动呈现依次递减状态,且移民农户的生计空间响应和物质资本响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此外,移民生计响应的维度和强度,对移民生计增收机制起着强化或抑制的作用,进而影响移民的持续发展。妥善应对生计响应外部环境带来的各种影响,尊重并激发生计主体的能动性选择,形成移民生计响应与增收机制的正向循环,是提升移民生计响应强度、形成移民持续生计能力、实现移民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和路径方法。     

生态敏感区农户多维贫困测度与精准扶贫优先序分析

为实现精准识别和精准扶贫的目标,通过多维贫困测度法探索贫困的深度和诱因变得尤为重要。基于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的调研数据,采用Alkire Foster多维贫困测度方法从收入、健康、教育、生活设施和自然地理环境5个维度对贫困地区农户进行多维贫困测度与分解。研究表明：（1）单一维度上,农户贫困状况仍然不容乐观,各维度贫困发生率存在显著差异;（2）多维度贫困测度上,多维贫困指数随着贫困剥夺维度K的增加而不断减小,变化趋势呈现倒“S”型曲线,变化速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3）多维贫困指数以及发生率高于其他研究,表明生态敏感区的异质程度高;（4）多维贫困指数存在地区异质性;（5）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率存在维度差异性,教育、收入、健康和基础设施是造成贫困的重要原因。     

心理健康与进城农民工的多维贫困

基于CGSS2017年度数据,利用A-F测度方法对比分析了进城农民工与原居地农民在教育、健康、资产、社保、融入等五个维度的不同贫困特征,创新性地引入心理作用机制,探讨个体心理健康对多维贫困的影响及机理。研究发现:对比原居地农民,进城农民工的多维贫困问题更加严峻,贫困群体内的不平等程度更为严重;心理健康是影响进城农民工多维贫困的重要因素;主观能动性在心理健康作用于多维贫困的路径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心理扶贫将更为重要和迫切,建立常态化的心理健康扶贫工作机制,由疏导帮扶转为提前预防,增进农民工幸福感和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