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对明代复古派诗学思想的批判

明清之际的诗学批评家王夫之以其批评视角之独特、观点之锋芒毕露而闻名，通过王夫之对复古派的前后七子诗学思想批评的系统梳理，来认识他对明代诗学发展历程的深刻反思。并尝试分析王夫之对复古派批评尖刻的深层原因，从而凸现他在明清诗学转型之际的典型意义。     

王夫之对明代复古派诗学思想的批判

明清之际的诗学批评家王夫之以其批评视角之独特、观点之锋芒毕露而闻名,通过王夫之对复古派的前后七子诗学思想批评的系统梳理,来认识他对明代诗学发展历程的深刻反思。并尝试分析王夫之对复古派批评尖刻的深层原因,从而凸现他在明清诗学转型之际的典型意义。     

类乎香山 风华为胜——谈吴伟业叙事诗对白居易的诗的学习与借鉴

吴伟业的叙事诗歌是继盛、中唐杜甫、白居易之后叙事诗的又一个高潮 ,他学习白居易诗歌反映现实生活 ,描写明清之际的时代画卷 ,同时又能够熔铸出新。内容上不但写“实事”而且写“史事” ,艺术上他不同于白居易的求俗而追求典雅 ,将抒情发展到极至 ,使其作品不脱文人诗歌的典雅蕴籍而风华自具 ,堪称明清之际一大家     

沈德潜的审美理想新探

乾隆时期的诗学大家沈德潜 ,一向被视为“格调说”的倡导者 ,但他实际上在继承了严羽和明七子“格高调逸”理论的同时 ,又吸取了明清以来主性情、重创新的思想 ;他推崇杜甫“鲸鱼碧海”的风格 ,而又赏识清远宛然的诗境 ,主张壮美与优美的结合、格调与神韵的统一。他的审美理想 ,更能体现乾隆盛世的审美文化特点     

“前七子”复古诗学兴起的历史语境

关于“前七子”的诗学理论前人已多有论述，且褒贬不一，本文无意于就此再着笔墨，而是力求从历史的角度追溯“前七子”复古运动兴起的历史语境及学理逻辑，对这一问题的梳理也许有助于我们准确地把握“前七子”诗学的历史地位。     

技法与德性：明代七子派“诗文如何书写”探研

明代七子派在谈诗论文中重点关注了诗文如何书写这一问题,从李梦阳“尺尺寸寸”、何景明“舍筏登岸”到李攀龙“拟议以成其变化”、王世贞“文至临摹则丑矣”,七子派的诗文复古经历了由“拟议”到“新创”的不断修正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关诗文书写的起点是拟议还是新创的论争尤为激烈,成为明清诸诗文流派讨论的焦点。七子派成员从不同层面给予不同阐发,甚至追随七子派的陈子龙、沈德潜以及桐城派对这一问题也予以重点关注。围绕这一问题七子派与其他诗文流派在模拟与新创、有法与无法、直径与曲径等问题上有过论争,公安派又在此基础上将诗文书写由注重技术技巧的技法问题转化为宣泄情感情绪的情感问题,沈德潜等又将之提升为人格修养的德性问题。     

论胡应麟诗歌创作理论中的“兼容”特色

明代胡应麟的诗学理论是对七子派格调理论的归纳和总结。他的诗歌创作理论体现出"兼容"的特色,主张"体格声调"与"兴象风神"兼容,要求外在的"格调"与诗歌的内在审美风格相结合;提出"法"和"悟"齐备,为兼容"体格声调"和"兴象风神"提供了方法论;又指出"悟"要和"深造"并重,强调了熟习研究前人作品的重要性:这是对七子派的文学复古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从出身寒门到联姻左氏——李梦阳研究之一

李梦阳是明代著名诗人，同时还是复古派“前七子”的领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他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颇有争议的人物。他的一生，尤其是他几十年的宦海浮沉的生活、执拗的性格、耐人寻味的诗学观念，都极具传奇色彩。深入、系统地研究李梦阳其人，对我们进一步了解明代的官场、文坛和某种类型的士大夫的性格都有很大的帮助。然而，这一切，我们又必须从最基本的方面入手：首先了解李梦阳的家世出身与婚姻状态。     

文权之争：前七子派与茶陵派关系原论

在研究茶陵和前七子派关系时,近人陈田提出了很有影响的“坛坫下移郎署”说。而之前的明清人则认为两派或是前后相承,或是前正后邪。追索康海父亲墓文写作这一标志性分裂事件,从写作权利“旧例”的被颠覆和前七子派记述者的预设叙事逻辑,可见其实质是争夺世俗文章的书写权利,并影响了中晚明的文学下移大势。然面对前七子的系列“进攻”,茶陵派则多是“虚应”和“暗战”。这与前七子出于茶陵派有关,更与流派论争并不一定流于现实斗争的表现特点有关。     

“诗必盛唐”臆说

“诗必盛唐”一直简单地被当作明代七子派创作上模拟之弊的根源和口实。但全面考察七子派诗学思想,不难看出:七子派取法汉魏盛唐的本意,在于恢复各体诗歌初创阶段的那种真情自然、“无意于工而无不工”的创作精神。其模拟之弊固然与他们严守法式有关,但深层根源在于中国诗歌发展后期无法克服的内有矛盾无避免的衰落命运。     

论“吟咏情性”作为古典抒情诗学主轴的地位

吟咏情性在中国古典诗学的抒情理论系列中具有主轴性的地位.“吟咏情性”以情性哲学为基本的发生条件,它是先秦以来一般的、群体诗学的言志、抒情说向个体诗学的抒情理论的发展.汉魏文人诗发源于言志,并发展出缘情之论,南北朝时期,情性为本的诗学思想开始确立,言志缘情之外,时人多以“吟咏情性”称作诗之事.唐人诗学接受《大序》变风变雅及南北朝的情性之说,其对作诗之事的基本标述即为吟咏情性,并且赋予传统情性论以重视个性、崇尚自然等审美观念.唐人诗学虽崇尚教化之旨,但基本的立场在于“吟咏情性”的变风之作.宋人的情性论与个体伦理本质相结合,是宋诗重理的思想根源.明清诗家仍沿传统的情性之说,以情性为诗歌之本,其中又有强调个性自然抒发、重视灵感与创新的性灵派之说.     

“法”、“悟、”化“——《诗薮》的创作论

胡应麟在《诗薮》中继承了严羽、明代前后七子等前人的诗学理论并加以改造，将学诗的过程概括为“法”、“悟”、“化”三个阶段，极大地丰富了这些范畴的内涵，形成自己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基本上完成了对明代主流诗学的整理和集成，为我们以新的视野来审视明代文学复古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明代诗学论"清"

明代的主流诗学重雄浑而轻清逸 ,重李杜一脉而轻王孟统绪 ,故胡应麟论“清” ,兼容雄浑与清逸两种风格 ,注意区分“格清”与“才清” ,显示出主流诗学试图吸纳非主流诗学的趋势。将“诗为清扬”作为重大的诗学主张提出并认真加以阐述的则是竟陵派的钟惺。从理论设计看 ,竟陵派所界定的“清” ,排斥俚俗和雄浑壮阔的风格 ,既是为了规范公安派的“性灵” ,又是为了改变七子派忽视情趣的失误     

试论明清四家诗选对“七子派”的评价

本试图研究《皇明诗选》、《列朝诗集》、《明诗综》和《明诗别裁集》编选的时间、动机、体例，并以对七子派的评价为例探讨各个选本的诗学审美倾向，借此辨析明末清初诗学思想的流变。章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讨论《皇明诗选》和《列朝诗集》，认为这两部诗选采用“复古与革新”的批评范式，充满门户之争的习气；第二部分讨论《明诗综》，此书在唐宋之争的背景之下，欲矫《列朝诗集》之弊，对七子诗学已有接纳；第三部分讨论《明诗别裁集》，此诗选本于七子“格调”论诗立场，但对公安“主情”论和清初“代变”论多有吸收，具有兼容并蓄的性质。     

再回声音现场：明清“格调说”的“声义”建构

以“声”论诗是明清的诗学热点。在声义与辞义离合博弈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声辨体、以声论诗、无声不成诗等言论，以及反对以义学蔽声教、以义夺声等主张。近现代以来对“格调说”的研究多从其与“神韵”“性灵”“肌理”的关系出发，或从形式与内容二元对立层面展开。这些研究比较多地强调格调的辞义而忽视声义，特别是对声音的在场性关注不够。明代赵宧光提出“诗以声为命”“以声为体”的“声教”理念，进一步发展了宋代郑樵“诗以声为用”的观点，清代沈德潜接续明代七子派“格调”观，在阐发“以声求义”时突出“格调”的“温柔敦厚”诗教思想，强调控制声音以达到国家治理的诗学意图，此二种观念极大地促进了诗学中的“声学转向”。     

论王象春诗学观的转变

王象春的诗学观,经历了从师法明中期七子派到不循时习、"自辟门庭"的发展过程。他主张"重开诗世界",倡导禅诗、侠诗,在七子派、公安派和竟陵派之外,开辟了一条新的诗路。王象春诗学观的转变,与其所处的时代及个人经历有关。另外,还受到明末禅学思潮盛行、山左诗风转变及钱谦益、钟惺等好友的影响。     

“宇宙文章”与“妖魔”：明代七子派的污名化

明代七子派的复古曾享有盛誉,“文学革命”兴起后,七子派被视为“妖魔”。陈独秀等人所倡导的“文学革命”是以七子派、桐城派作为“革命”对象,并将七子派符号化为旧文学的负面典型,断开了白话文学与七子派、桐城派的联系,试图建构白话文学的体系。对于“正统”文学,陈独秀、胡适充满焦虑,并努力将七子派打造成“摹拟”“抄袭”的典型,以此获得口诛笔伐的合法性。这种策略性的成功使原来占主导地位的“正统”文学让位于白话文学,七子派在哀怨声中消失在了新文学的大合唱里。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徐祯卿《谈艺录》写作时间考

许多材料证明,徐祯卿的诗学理论著作《谈艺录》写于其见李梦阳之前。它代表的应是作者在吴中时期的文学思想,而不是“七子派”的文学思想。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