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欧阳修的“圣贤情结”及其影响

在北宋以前,期许成为圣贤的人不在少数,但就整个社会而论,还没有形成一个普遍的风气,以圣贤自居的做法也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但北宋的欧阳修扭转了这一局面,欧阳修具有浓重的"圣贤情结":第一,他热衷于对"圣贤"之道的体认和阐释;第二,他有着浓重的自觉比拟圣贤的文化心态;第三,尤其重要的是这种"圣贤情结"表现在他一生的实践中,他在"立德"、"立言"和"立功"等方面都堪称典范。欧阳修所具备的这种"圣贤情结"有着深刻的认识价值:它充分表明了宋初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再次高扬;在欧阳修"圣贤情结"的影响下,众多知识分子坚定地认为成为"圣贤"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他们认定自己通过努力完全有成为"圣贤"的可能;另外,欧阳修散文简约明白风格的形成也与他有意识地追摹圣贤经典风格有相当大的关联,甚至影响到了宋代众多"拟圣派"作家的出现,这可以看作是欧阳修"圣贤情结"对其散文创作,乃至于宋代散文风貌的形成最直接的影响。     

论南大吉的心学思想

南大吉是王阳明的高门弟子,年少就立志于求圣贤之道,对心学思想有着深刻的体认和感悟.他认为圣贤之道在于良知本体,提出了“心之良知本一”的命题,同时主张在“体之用”上下工夫,尽力做到“以慎独改过为致知工夫”;好善忘势、反身内省;“中心悦而诚服之”;躬行实践、心学治政.他将关学与王阳明心学思想融汇贯通,为关中思想文化的发展走向奠定了基础,标志着“关学心学化”的开始.     

论阳明心学对儒学的融合和发展

王阳明对儒学的融合主要是对先秦圣贤和宋明理学家的融合,王阳明对他们在心性论、境界论及工夫论等方面所含的哲理进行了继承和发展。     

阳明心学与文学复古运动

王阳明曾是文学复古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正德年间,他致力于探求圣贤之道,创立了心学,后追悔早年从事诗文创作徒耗精力,对文学采取抵拒排斥的态度。他还强调文学必须合道,把真情实感摒弃于文学创作之外。王阳明后期的文学主张与文学复古运动的精神相对立。在阳明心学影响下,一批文入脱离了文学复古运动转而学道,唐宋派的倡导者王慎中、唐顺之便是典型。     

暗示对中学生自我概念形成的影响

中学时期是学生自我概念形成的关键期,而自我概念如何将影响一个人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并进而影响今后的发展。暗示在自我概念形成的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本文着重探讨心理暗示对中学生自我概念形成的影响,以及怎样利用暗示促使中学生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以便得到更好的发展。     

孔子教学方法中的心理暗示问题

孔子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教育家,他的教学方法是孔子教育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他是世界教育史上启发式教学的创始人,启发式教学是他运用各种教学方法的指导思想。如果将启发式教学分为直接启发和间接启发的话,孔子在启发式教学中则有不少地方以含蓄的、间接的方式对学生的心理和行为产生积极的教育影响,与现代心理学中有关心理暗示的原理暗合。20世纪50年代,保加利亚心理治疗医生格奥尔基·洛扎诺夫创立了暗示教学法,60年代在保加利亚兴起,随即以优于常规的教学方法效果而传播,并为一些国家所采用。系统地分析、研究孔子教学方法中的心理暗示问题,对进一步完善和推广现代暗示教学法,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心理暗示在教学中的作用 心理暗示是人类常     

论姚剧《王阳明》“真三不朽”形象的塑造

姚剧《王阳明》塑造了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真三不朽”的圣贤形象,王阳明一生为社稷和黎民百姓立德、立功、立言,并将三者有机地统一在“致良知”的人生境界中.姚剧《王阳明》全面地展示了主人公坎坷和美好的一生,性格鲜明,气势恢弘,成功地塑造了一代完人的形象,具有较高的人文价值和历史文化意义     

游走于暴力和正义之间——论蒋光慈的革命侠义情结

蒋光慈从小深受侠文化影响,侠文化精神的浸润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灵魂洗礼,在其人格结构和文化心理深层逐渐形成一种复杂的情结——革命侠义情结。蒋光慈的小说创作始终流贯着革命侠义情结．不仅体现了他的人格建构的理想,而且表达了他对无产阶级文化建构的追求。这种革命侠义情结的特点呈现为革命与侠义结合,人性与侠性交融,使暴力和正义二者在革命话语中达成有机统一．从而在现实革命斗争中起到呼唤民众觉醒、砥砺人民斗志的积极作用。     

心理暗示在人员推销中的应用研究

提出了心理暗示的发生机理，对心理暗示的产生原因和一般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合人员推销，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心理暗示在人员推销中的主要影响因素；并从推销人员主体角度，提出了推销人员在推销过程中心理暗示的具体应用技巧和应注意的问题。     

游走于暴力和正义之间——论蒋光慈的革命侠义情结

蒋光慈从小深受侠文化影响,侠文化精神的浸润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灵魂洗礼,在其人格结构和文化心理深层逐渐形成一种复杂的情结——革命侠义情结。蒋光慈的小说创作始终流贯着革命侠义情结,不仅体现了他的人格建构的理想,而且表达了他对无产阶级文化建构的追求。这种革命侠义情结的特点呈现为革命与侠义结合,人性与侠性交融,使暴力和正义二者在革命话语中达成有机统一,从而在现实革命斗争中起到呼唤民众觉醒、砥砺人民斗志的积极作用。     

王阳明“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的趋融

《尚书》中的“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在后世经学阐释中逐渐开启了“狂”与“圣”之间的分野,宋代以降屡有对“狂”“圣”分野的质疑与重释,明代关于“狂”与“圣”的讨论开始往“心学”之路上走。王阳明在致良知的思想框架中阐释“狂”及“狂者胸次”,“圣”及“圣人气象”。王阳明认为,狂者依良知真是真非而行,在行为上“嘐嘐圣人而行不揜”,有“凤凰翔于千仞气象”。他提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将成圣的根据牢牢安置于人的内心,“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将圣人之道与自己的致良知之学绾合起来,高屋建瓴地提出“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在他的思想中“狂”与“圣”渐趋弥合,在他的人格上“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也渐趋融合。“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趋融的关捩就在于“裁”。以“致良知”裁之,“狂”之资与“圣”之质在阳明的人格上趋于圆融自如。     

治心：王阳明心学的主要实践环节

王阳明心学不仅是哲学的建构,而且是实践的学问.由王阳明心学主要思想中“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个方面表明,王阳明心学在实践中主要解决知行关系问题,并着重于个体内心的逆觉体证,转化人心从而安顿生命,因此可以说治心是王阳明心学的主要实践环节.在治心中,王阳明提出四句教的治心方法,针对三种品级采取相应进路,循循渐进,实践可以体会良知的妙用,体验心体之乐,提升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人人可以成圣.王阳明治心方法圆融,但有走向情欲横流的危险,而且这种觉民行道的路线理想化,在现实中有较大局限.     

李栗谷对王阳明“心学”思想之融合性传承

李栗谷与李退溪并称朝鲜性理学的“双璧”。作为“栗谷”学派的创始人,李栗谷思想兼容并取,不墨守所谓的正统性理学,细究其理论学说中亦具有极其丰富的王阳明“心学”内涵。以李栗谷思想中的“道本于心”“至善与中”及“知行并进”等理论为中心,可验证李栗谷学说中的诸多理论皆与王阳明“心学”思想是相当契合的,亦具有十分明显的融合与传承王阳明“心学”之特征。     

励志之魂:论王阳明之遗产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有过几件借王阳明来激励斗志尤其是抗战将士之士气的事例:1939年3月28日周恩来以祭祖扫墓的名义特地到兰亭拜谒阳明墓,并向社会各界发表了著名的抗日演讲;1935年至1946年5月蒋介石等人多次视察修文阳明洞和贵阳阳明祠;1937年底至1938年初国民党28军军长陶广整修阳明墓并撰写碑文;1939年至1945年蒋经国多次赴大余、丫山、灵岩寺等地视察,并于1946年9月24日陪同蒋介石游览通天岩,两天后又陪同蒋介石等人赴孝女埠阳明去世地凭吊王阳明。     

理学的变脸与学人的变身——王阳明与书院综论

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位文武双全的天才。他既是理学的代表,也是中国书院文化的象征。在王阳明身上始终充满着复杂的矛盾。他一方面探索并实践着圣人的大众化和通俗化理论,一方面他自己和门人又把他拔高到彻底超越大众的至高神位;一方面他表现出对朱熹所获得的神性般崇拜强烈不满,并且他不遗余力地从事着捣毁偶像的工作。结果是,拉下了一个上帝,自己又坐上了上帝的神位。     

从王阳明诗一首看阳明心学的谱系观

王阳明创立的心学学说在儒学正统性上一直存在争议.通过《别诸生》这首诗,王阳明表达了心学在谱系上与正统儒学一脉相承的观点。一方面,在儒学学说演变史上,他倡导回复理学兴盛之前本已存在的于儒学学说中的"心性"观:另一方面,王阳明提出了与正统儒学"修己治人"目标相一致的实践方法。王阳明之所以强调他的学说与儒学正统一脉相承的关系,在于使其学说本身更具有完整性并具有可信性和说服力。     

致良知和成圣工夫

基于致良知学说,王阳明阐发了人的道德本性,赋予人以道德实践的自觉性、自律性以及道德完善的自足性。他指出:人是一个本性自足的存在者,其本身就具有自我存在的价值之源(良知),不需要任何其它的外在权威来规定自己的存在价值,人本质上就是自由的。他还改造了儒家的传统圣人观,剔除了其中关于圣人标准的才力(知识技能)因素,认为道德性乃是衡量圣人之为圣人的惟一标准,由此解决了“满街都是圣人”的理论可能,并指出:致良知就是为圣之功。这对以知识态度来审视一切以致把人类自己物化的危险倾向不无现实的警醒意义。     

不动心与不动气——中年王阳明的静定工夫论

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到揭示致良知宗旨之前,是其思想上的中年时期。“不动心”与“不动气”作为主体精神稳定和内在力量成熟的体现,在阳明这一时期的生存境域中出现频繁,二者共同构成其静定工夫论言说的重要脉络。在应对军事与政治的双重危机中,心气不动之所可能,与阳明自信本心以及义理担当密切相关。气的顺适与心的静定,乃为同一事件,皆指向主体对生生不息的本体之探索与契会。阳明教揭良知之后,二者皆被纳入致良知工夫中去。从不动心（气）到致良知,阳明的学养造境从中日显邃密精微,圆熟自然。中年时期的王阳明最终得以突破自我生命的限制,在生活世界与思想世界中实现了双重开拓与转进。     

心学道统论——以“颜子没而圣学亡”为中心

王阳明的“颜子没而圣学亡”这句论断有悖于理学道统论所建构的“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的道统传承谱系,被认为是儒学史上的“千古大公案”。阳明及其弟子王畿从良知心学的立场出发,通过对颜子学的重新解释以重建“心学道统论”,强调道统须建立在“心体”的观念基础之上。由于心体是普遍超越的,故道统不再受时空局限而具有不断传承下去的连续性,但这种连续不是个人化的私密传统,而应具有向任何人都敞开的开放性;它作为儒学精神传统既是历史文化的产物,同时存在于人们“生身受命”的过程中,故道统又具有实践性;道统也绝不是少数掌握儒家经典的知识权威才有资格接续,更不是拥有“政统”的政治权威者可以独占,因而道统具有独立于知识领域和政治领域之外的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