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戏剧的抒情性

在戏剧创作中,人们往往注重戏剧的戏剧性,忽视戏剧的抒情性。其实,戏剧既要有戏剧性,也要有抒情性,而且两者必须是相互统一的。没有戏剧性的戏,不能称之为戏剧,缺乏抒情性的戏,不能扣人心弦,启人心扉。优秀的戏剧家,在创作中总是尽力使自己的作品达到戏剧性和抒情性的统一。关汉卿、郭沫若、曹禺、田汉等剧作家的创作,所以能强烈地扣     

楚地巫风与屈辞“寓言体”考论

《庄子》"寓言"本义是"藉外论之",即借他人之口发表言论。与戏剧"代言"有别,"寓言"是借人物之口言己之意。屈辞虽是屈原抒发情感之作,但不是直抒胸意,而是借人物之口抒怀达意的庄子式的"寓言体",比如《离骚》通篇神人自述,《招魂》主体部分借巫师之口以招魂,《卜居》《渔父》直称"屈原既放",类似"庄周梦蝶",直接将自己变身为情节人物以抒怀。《庄子》、屈辞多用"寓言"体,与楚地巫风、巫艺的文化浸润密切相关。其后赋作中将作者自己置身于情节中的"自嘲""辩难"等体式,均可视为屈辞"寓言体"的流风余韵。     

从“冲突论”到“情境论”--谭霈生先生戏剧观形成轨迹探析

谭霈生先生针对戏剧理论所思考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戏剧性"以及戏剧的"本体"两大问题上。谭霈生早期的戏剧观基本围绕"冲突论"来讨论,认为冲突是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如果从动作与冲突两大方面来强调戏剧性的实质是谭霈生先生认识戏剧性的基点,那么从情境来认识则是谭先生认识戏剧性的拓展。这与他受西方现代戏剧观的影响有关。谭霈生先生由此开始反思"冲突论",进而提出属于戏剧本体的"情境论"学说。他认为,冲突只是戏剧处理情境的一种特殊方式,而非唯一方式。因此,谭霈生先生将情境作为戏剧的本体。一部剧作有没有戏剧性,取决于情境的构成,情境比冲突更加具备戏剧的本体地位。     

舞台的转移:义和团事件的戏剧性解构

义和团事件是历史的,也是现代的。近年来西方学者掀起了对义和团事件再度认识的潮流,影响了中国学界的话语走向。沟通义和团事件历史性和现代性的媒介除却西方强势话语权力以外,还有将历史寓言化与故事隐喻化的途径。义和团的故事本身就有戏剧性,它隐括了经典悲剧的全过程,再现了悲剧的所有细节。自然灾难是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基点,对洋教洋人的妖魔化是义和团故事生发悲剧对立面的动力。暴力主义的复活,构成了义和团代言的农民式古典精神抗争近代强势力量的绝响。义和团运动还是现代文化观念的参照物,其富有华北地域色彩的极端民族主义行为,对近世以来大型的戏剧性群众运动有影响。     

论《乌鸦》的戏剧性

爱伦·坡的<乌鸦>一诗具有明显的戏剧性,其戏剧性主要表现在戏剧场景、戏剧情境、戏剧结构、戏剧张力、戏剧对话、戏剧独白和戏剧冲突等方面.诗人正是运用这些戏剧手法真实地表现了忧伤、痛苦、绝望这些人类永恒的情感,并以此创造忧郁美和确立忧郁美的价值.坡创造美的目的是为了给读者带来欢乐,因为他坚信,"诗之直接目的是欢乐,而非真实".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戏剧性及其翻译再现——以第129首三个译文为例

莎士比亚的154首十四行诗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完整的戏剧元素,从单首诗来看,其戏剧性也明确存在。从莎氏第129首十四行诗可以看出,诗中存在戏剧人物、人物行为、戏剧冲突及矛盾的解决等,其戏剧性具体表现在叙述者的心理演变过程、用词、句法、修辞以及诗歌形式等方面。从这几个方面分析屠岸、梁实秋、辜正坤三位译家的译文,也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戏剧性在诗歌翻译中的再现。     

论周萍与《雷雨》的戏剧性

人们在分析《雷雨》人物时习惯借用小说的形象分析法,忽视了"戏剧性"这一应有角度,从而在对剧　　作人物和主题的解读上出现偏差。从戏剧冲突、戏剧情景、戏剧悬念、和戏剧场面四个方面分析,可以发现周萍才　　是《雷雨》戏剧性营造的关键,而且惟有周萍才体现了剧作真正深刻的主题。     

论斯宾塞十四行诗集《小爱神》的戏剧性特征

斯宾塞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非戏剧诗人,但他的十四行诗集《小爱神》却具有明显的戏剧性特征。本文结合戏剧的基本要素,从戏剧情节结构、戏剧语言、戏剧人物刻画及矛盾冲突等方面分析了《小爱神》中的戏剧性,指出诗人正是运用这些戏剧手法有效地增强了诗歌的戏剧效果,突出了诗歌的主题,赋予了诗歌无穷的魅力。     

戏剧本质论之述评

戏剧本质论主要体现在关于戏剧结构、戏剧性、戏剧表演体系等具体论述中。该文对戏剧结构学说中的“综合艺术说”、“三位一体说”、“三个圆圈说”等主要观点,戏剧性学说中的“动作说”、“冲突说”、“激变说”、“情境说”、“对话说”、“仪式说”等诸种解释,以及表演体系说中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布莱希特体系、梅兰芳体系等世界三大表演体系进行述评,揭示了戏剧理论界对戏剧本质认识的历程、意义及其局限,指出中国民族戏剧体制对理解戏剧本质的独特价值。     

新闻标题的“戏剧性”——兼论新闻的有效传播

新闻与戏剧性具有不解之缘。新闻标题的戏剧性,是对新闻事实所蕴涵的具有动作性、冲突性等戏剧元素的聚焦和强化,是对戏剧情境的片段截取、瞬间展现。合理、适度地开掘戏剧性,能够有效防止概念化报道、＂真空式＂报道、片面＂报平安＂的报道,实现新闻的有效传播。借鉴戏剧化手法,不能搜奇猎异,不能＂破坏高雅的审美观或降低格调＂。     

主观性与强调表达的本质、特征及关系

语言不仅是传递客观命题的工具,更是言者用来传递主观性的工具。首先,言者对命题的认识、对事件的态度、对语篇的立场构成了主观性陈述;当言者的主观性赋予话语某一部分在态度、情感、立场上的主体地位,使它们超越其他语义内容、获得凸显感知时,就形成话语中的强调形式。其次,主观性的核心参项可以表述为不具真值语义、体现言者立场的话语形式;同理,话语强调表达的核心特征可参照真值语义、句法辖域、语用意义三个维度。最后,强调表达与主观性表达是蕴涵共性关系,强调表达是主观性表达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观性是语言中更为优势、自由的概念,不一定总是表现为强调表达。      

从城乡一体到城乡分离——先秦至唐宋城乡关系述论

历史上的城乡关系经历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生分离与对立,又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相互依存联系密切,并将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共同协调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唐宋时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唐宋以前,城乡之间城乡一体的发展态势较为明显;唐宋以降,城乡关系逐渐分离并形成了"交相生养"的新型关系。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建国六十载“党政关系”的发展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党政关系发生了十分复杂的变迁,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的发展经历了从"党指挥政"到"以党代政"再到"以党领政"的发展历程.党政关系的发展最终使中国行政权力从党权中分离出来并呈现出逐渐扩张的趋势.     

论抗战时期我党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党在干部教育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摸索出一条成功之路,为促进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历史经验：一是党的高度重视;二是系统化的教育管理和行政机构;三是灵活、适时、科学的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四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精神和勇气。     

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消费者农产品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可追溯鸡蛋为例

为了探究消费者的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购买农产品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390份辽宁省消费者购买可追溯鸡蛋行为的调研数据,通过二元Probit模型和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其影响因素,并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法,验证消费信心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信息追溯标签有较高信任度,其对可追溯鸡蛋的消费信心也相应提高,进而更容易产生对可追溯鸡蛋的购买行为。最后,提出增强消费者对可追溯鸡蛋比普通鸡蛋在质量安全上更有保障的认知水平,提升消费者对贴有信息追溯标签鸡蛋的信任程度等相关的改进措施。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略论明代的律、令、诰、例

明代法律多样,律始终占据法源主导地位,令、诰、例在明代不同的时期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与律相辅相成,弥补律之缺位,强化律之功能。明代并不具备产生判例法的充分条件,明例的修定与判例法也毫无相似之处,而是成文法的制定。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贾府世仆赖家的兴盛谫论

贾府由盛而衰 ,大厦倾倒。与其相反的是 :赖家虽为贾府的世仆 ,因其在贾府管家时间长 ,权势重 ,善于拍马逢迎主子 ,钻了贾府管理混乱的孔子 ,渐次发迹 ,超越常人 ,最后连主子也要向其乞借遭冷遇。这一主仆贫富易位的典型事例给世人留下颇值得深思回味的人生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