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抗战文化场域下重庆诗歌翻译活动及其译者惯习考察

布迪厄社会学核心概念“场域”与“惯习”的引入有助于分析翻译场域和译者惯习的互动关系。通过对抗战时期重庆诗歌翻译场域与译者惯习关系契合或失和的考察，着重指出译诗的选材、诗人国别以及主题的选择和语言形式均受制于抗战文化场域的规则，同时译者惯习能动地建构和形塑翻译场域，投射出译者的主体身份和翻译的社会功能。     

诗人译诗，是耶？非耶？——徐志摩诗歌翻译研究及近年来徐氏翻译研究沉寂原因新探

徐志摩是一位公认的天才诗人，曾负笈英美多年，饱读过英美文学典籍，回国后在北大、清华等学府教授英语，具有深厚的中英文功底。因此，作为译者，徐氏无疑具有一般人难以企及的优势。但于徐志摩的诗歌翻译，译界评论不一。有鉴于此，笔者特撰写本文，主要对诗人徐志摩的诗歌翻译进行较为全面、客观和辩证的探讨，同时拟对近年来我国文坛和译坛出现的关于徐志摩之与翻译研究的“沉寂”原因与刘全福先生商榷。     

杨宪益诗歌翻译的中庸之道

杨宪益的诗歌翻译思虑严谨，注重语言的美感，具有自己的特色，“诗体译诗”还是“散体译诗”并不偏执于一端，而是一种彰显了中国传统中庸哲学的调适性选择。杨宪益的翻译实践对20世纪80年代成长的诗人在诗歌语言方面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杨宪益诗歌翻译思想的中庸之道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翻译理念追求真、美、善的统一；翻译原则遵循允中的信达观。     

郭沫若“五四”时期诗歌翻译选材及策略

郭沫若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的一代巨匠,也是诗歌翻译和创作领域的先锋泰斗。他不仅开译诗浪漫主义之先河,更创造性地提出＂风韵译＂和译者主观感情投入等诗歌翻译策略。从诗歌翻译的特点出发,探讨时代背景和个人情感对郭沫若翻译选材和策略的影响。     

格式塔同构理论观照下汉语古诗英译的情感解读与再现

传译诗人的情志是诗歌翻译中译者关注的重点，按照格式塔同构理论，译者在翻译汉语古诗时，应解读原诗音韵、节奏和意象所蕴涵的情感，通过发挥译入语优势将此情感移植到译文中去，以期唤起译入语读者与原语读者相同程度的情感体验。     

杨宪益汉诗英译理念的变迁——从《楚辞》到《红楼梦》

杨宪益的汉诗英译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从前期的《楚辞》翻译到后期的《红楼梦》诗词翻译,不同时期的译本体现出译者迥异的诗学理念。结合相关回忆性材料,对杨氏在不同时期关于“诗歌能否翻译”与“诗歌如何翻译”两个问题的诗学理念进行考察,揭示其汉诗英译诗学理念变迁的轨迹,同时客观描述了该过程中伴随发生的译者对翻译本身兴趣的变化,最后指出译者兴趣因素对于翻译行为的重要影响。     

鲁迅与郭沫若译学思想比较研究

鲁迅与郭沫若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两人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双子星座”。在翻译方面,鲁迅与郭沫若均有独到的见解和看法,主要表现在翻译选材、翻译策略及译文所表现的译者地位等方面。在翻译选材方面,鲁迅主张“为人生而艺术”,郭沫若则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在翻译策略方面,鲁迅坚持“宁信而不顺”,郭沫若则倡导“风韵译”。在译著及译文所体现的译者地位方面,鲁迅让译者“显形”,郭沫若则让译者“隐形”。但大道之行,殊途同归,他们都以自己丰厚的译著及译学理论共同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和繁荣。     

中国古典诗词的俄译视角——意象转换

中国古典诗词的俄译是翻译研究中较为棘手的问题。诗歌翻译的重点是在保证译文音乐性的前提下实现诗意的再现、＂诗情＂的传递。诗词翻译的本质是进行意象的动态转换,意象转换的本质是译者努力去探寻甚至还原诗人的心理活动。因而,诗词的俄译不仅仅是文字对译的过程,更是译者与诗人心灵互动的过程。     

余光中翻译思想略述

台湾诗人余光中一生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且称其为自己写作“四度空间”。余光中先生在翻译中就翻译与创作关系、译者译德、诗歌翻译、翻译对中文影响等方面着重阐述了翻译的重要性,翻译是一种创作,译者要充分发挥中华文字的优势来从事翻译事业。先生的观点多属随感而发,且皆深深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而国内尚无人作文对其予以总结描述,故而对其作一基本梳理,以彰显其要。     

肯尼斯·雷克思罗斯的诗歌翻译观

在郑燕虹＂肯尼斯·雷克思罗斯的‘同情’诗歌翻译观＂的基础上全面深入地讨论肯尼斯·雷克思罗斯的诗歌翻译思想。郑文认为＂同情＂是雷氏诗歌翻译观的要旨,但没有指出是什么要素支撑着＂同情＂观,因此对＂同情＂的认识有欠深刻。从＂诗人即译者＂和＂罗马诗译论＂两篇文章的系统观点来看,雷氏的＂同情＂诗歌翻译观是建立在＂灵感＂和＂平等＂这两个要素上的。作者和译者都是靠灵感进行诗歌创作和翻译的,他们之间其实没有主与仆的区别。非但如此,在雷氏看来,创作也是一种翻译,由此作者也成了译者,译出语也化为译入语。随着作者和译出语概念的消解,译者之间和译语之间实现了平等。雷氏的观点改变了传统译学的理论格局,具有创新意义。     

“仿译”: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类型——关于美国诗人洛厄尔的《模拟集》

作为一种强调创造力、认为译者可以适度“重写”的诗歌翻译类型,“仿译”自庞德以来在美国诗歌翻译史中就争论不休,但其许多成功的实例(如庞德本人的《华夏集》和后继者肯尼思·雷克思罗斯等人的一些译作)对美国诗歌却产生了预料不到的重大影响,“仿译”在美国已形成一种传统.从“仿译”的又一次实践,即广受争议的美国诗人罗伯特·洛厄尔的《模拟集》入手,可具体分析《模拟集》如何对欧洲经典诗歌进行“模拟”(“仿译”或“重写”),考察玛乔丽·G·佩罗夫、伯顿·拉弗尔、约翰·西蒙和本·贝利特等翻译批评家对《模拟集》的不同评价和态度.洛厄尔的“Imitations”不管效果如何,他把诗歌的音调、灵魂和活力放在首位的态度,是值得我们看重的.而“仿译”作为一种特殊的、更需译者的识见、才能和“运气”的翻译模式,有时可以产生令人满意的文本——这也是我们应当承认的,应当对它采取开明而审慎的态度.     

查良铮的诗歌翻译及其翻译思想

译者的翻译风格、翻译策略与译者所处的社会环境、译者的文化教育背景、以及译者的个人兴趣和审美风格密不可分。查良铮诗歌翻译研究主要从文本分析层面探讨其翻译风格与翻译策略,以及译者的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的互动联系。翻译家查良铮认为诗歌翻译不应完全拘泥于"以顿代步"的译诗原则,而应该在原诗的基础上,遵循"牺牲"和"补偿"的原则,充分运用注释在翻译中补充说明的功能,发挥译者的主体性;诗歌翻译应遵循"以诗译诗"的原则,译诗应在风格和内容上保留原诗的意象与意境。     

涵化与本土化：18—19世纪法国文学界对中国诗歌艺术的诠释

近代法国文学界在中国诗歌法译实践中认识到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在意义和语言形式上均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认为“诗不可译”。尽管如此，再现中国诗歌的意境和语言之美仍然是法国文学界的理想。18—19世纪中国诗歌法译有三种模式：传教士的索隐式翻译、专业汉学家的学术翻译和职业文学家的自由翻译。索隐式翻译是一种策略性偏离，汉学翻译力求忠实于诗歌原意，自由翻译则是创造性接受。从美学角度看，三种翻译模式之间并无明显界限，法国文学界对中国诗歌艺术的接受呈现涵化和本土化两个面相。涵化的典型案例是《玉书》发行，推动法国诗歌从格律体走向自由体；本土化表现为中国诗歌通过法语语言再现，意境符合译者所在时代的审美趣味。     

“叠”出的美——浅析许渊冲对宋词中叠字的翻译

许渊冲教授在《中国古诗词六百首》中对宋词叠字的翻译处理方法与安德烈·勒菲弗提到的诗歌翻译“七法论”（音律法、直译法、韵律法、诗词散译法、同韵法、无韵法、意译法）不谋而合。与很多译者孤立使用某一种诗歌翻译法不同,他混合应用了以上“七法”,在使用解释、缩译、略译等手段来意译一些诗歌的同时渗透了诗歌所暗藏的文化底蕴,回应了安德烈·勒菲弗和苏珊·巴斯奈特提出的翻译研究必须“转向文化”的呼吁。     

卞之琳的翻译策略研究

卞之琳作为著名的诗人、翻译家和文学评论家,其在中国文学界的地位非同一般。在翻译外国诗歌方面,卞之琳提出了"以诗译诗"、"以顿代步"、"全面求信,形神兼备"翻译原则,体现出译者忠实于原文的形式和内容的翻译思想,表现出对原作者和读者负责的态度;在自译诗歌方面,其翻译中又体现出诗人特质,以读者为中心采取了灵活的处理方式,体现了对读者负责的态度。     

从《鲁拜集》看郭沫若诗歌翻译中的“通感”策略

“通感”作为一种心理现象,在文学艺术,尤其是诗歌的创作和鉴赏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好的诗歌翻译犹如文学艺术的再创造,而“通感”这种“以感觉译感觉”策略的运用,能使读者通过联想身临其境,亲见其景,从而内心得到感染,与原作产生共鸣。郭沫若译《鲁拜集》,无论是译者与作者,还是译诗与原诗,个中转变都因“通感”策略的灵活运用而无一丝牵强痕迹,自然天成。这对当前的诗歌翻译理论研究有着一定的学术价值,同时又有助于推动散文、诗歌等“美化文学”翻译实践的发展。     

诗人译诗,是耶?非耶?--徐志摩诗歌翻译研究及近年来徐氏翻译研究沉寂原因新探

徐志摩是一位公认的天才诗人,曾负笈英美多年,饱读过英美文学典籍,回国后在北大、清华等学府教授英语,具有深厚的中英文功底.因此,作为译者,徐氏无疑具有一般人难以企及的优势.但于徐志摩的诗歌翻译,译界评论不一.有鉴于此,笔者特撰写本文,主要对诗人徐志摩的诗歌翻译进行较为全面、客观和辩证的探讨,同时拟对近年来我国文坛和译坛出现的关于徐志摩之与翻译研究的"沉寂"原因与刘全福先生商榷.     

查良铮自译《饥饿的中国》中翻译主体的转换研究

自译是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不可或缺的研究领域。查良铮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享誉海内外的诗人兼翻译家,除了翻译英语诗歌和苏联文学理论之外,还自译诗歌(组诗)12首。查良铮自译组诗《饥饿的中国》中翻译主体的转换,体现在从宏观意义上章节内容的选取增删,到修辞组句、词类运用以及词意表达等微观处理上,这些译法都为他译者提供了翻译借鉴。     

译诗与诗艺

诗歌翻译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同时也是一项很艰苦的工作。通过大量的译例,从形式、内容等方面分析和探讨诗歌翻译的原则、方法和技巧、完全可以说明,译诗要“文质相称”,翻译时要做必要熔裁而又要忠实于原作。要想提高译诗水平,译者就需不断提高自己的诗歌艺术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