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史凭谁定是非:中国现代文学史修撰的迷途与出路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修撰已经走过了漫长的90年历程,但还远未成熟。这种不成熟性表现在诸 多方面,甚至“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命名本身都已成为一个争执不下悬而未决的问题,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说 法可被绝大多数现代文学研究从业人员所共同接受。纷纭乱象的背后,是现代文学史观的“一元性”。我们要 超越“进化论”、“阶级论”、“新民主主义论”、“现代性”史观的局限,真正开启双重开放的视野,尤其注重对本土 传统文化资源的开放,这就要既向五四新文化传统开放,更要向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开放。     

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个人文学史写作——兼评集体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黄修己独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和由钱理群、温儒敏等人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20世纪8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个人文学史和集体文学史著作,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做出了杰出贡献。在集体编写文学史的时代背景下,黄修己个人文学史的编写具有特别的意义。     

对话：关于“民国文学机制”与现代文学研究

主持人导言：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经历了从现代性、后现代性对传统的文学史观念的穿越后,似乎遭遇到了新的困惑,传统向现代的问难,国学对西学的质疑,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下社会文化、文学现实的时话能力式微。曾经在1980年代,引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思潮的现代文学研究,进入新世纪后,比起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明显让人觉得活力不足,创新不够。学术界在焦虑与困惑中思考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格局的开拓与建构。近年来李怡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文艺争鸣》等刊物发表的多篇文章中,提出了以“民国机制”为中心的文学史建构观念,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引起了较广泛的关注。     

青史凭谁定是非:中国现代文学史修撰的迷途与出路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修撰已经走过了漫长的90年历程,但还远未成熟。这种不成熟性表现在诸多方面,甚至"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命名本身都已成为一个争执不下悬而未决的问题,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说法可被绝大多数现代文学研究从业人员所共同接受。纷纭乱象的背后,是现代文学史观的"一元性"。我们要超越"进化论"、"阶级论"、"新民主主义论"、"现代性"史观的局限,真正开启双重开放的视野,尤其注重对本土传统文化资源的开放,这就要既向五四新文化传统开放,更要向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开放。     

现代文学研究转型与《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教学

现代文学研究转型的表现是 :研究视野的拓展 ;批评标准的多元化 ;研究方法的丰富多样。高校《现代文学史》教学滞后的状况亟待改变。《现代文学史》课程教学应采用与现代文学研究转型相契合的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     

“现代”中国文学史——读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

与后来的文学史以建构科学客观的知识学为目的不同,钱基博以传统子、史精神“撰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将王阁运、章太炎、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并置一起,讨论他们如何以各自的理论见解和创作实践共同参与和见证“现代”这一“事件”。梁启超、胡适倡导“革命”,追求文学日新叉新的“现代”;章太炎则代表着第二种“现代”人物类型,身预追新求变的“现代”潮流,却自始即长虑却顾,意识到必将随新变而来的种种流弊;《现代中国文学史》着墨最多也是人数最多的是第三类人物,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章士钊等人包括著者钱基博自己,他们始则舍旧谋新惟恐不力,晚则痛加追悔。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堪称三类“现代”文人之“忏悔录”。     

关于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问题——与王少杰、陆维天同志商榷

本文认为《思考》对70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中所谓存在着三种主要倾向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其中介绍的用以指导中国现代文学史重写的所谓“科学—人木”相结合的思维方法论并不存在;编写一部“纯”文学标准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只是作者们心造的幻影。     

“器”的改变与“道”的确立——谈现代文学史的起点

现代文学史是文学现代化的历史,是中国文学汇入世界文学的历史.作为与旧文学相抗衡的新文学,它的出现至少应当具备三个方面的历史条件现代意识(包括文学观念的现代性)的获得和广泛传播并在社会占居主导地位;与世界现代文学同步的文学文体形式的确立;适当的物质条件的准备.近代印刷工业的兴起,新闻出版业的形成,报刊、杂志的大量出现和文学社团以及作家职业化(稿费制)的形成等物质条件为后来现代文学的产生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前提,但"器"的改变是浅层次的,"道"的确立则是十分艰难的.经过近代以来现代意识的积累,量变转化为质变,新文学才得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中真正诞生.现代文学的新文体(新诗、现代小说、散文、话剧)及其各种不同的分类体裁都是在"五四"文学革命之后才真正得以确立和发展起来的.故现代文学史的起点就是"五四"文学革命时期.     

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现代中国文学史构建亟待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的问题,一是对已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进行调整,惟有建构现代中国文学新学科方能适应书写现代中国全景观文学史的需要;二是确立涵括性大的具有普适‘性功能的价值评估体系,给多系统多元化的现代中国文学以公平合理的评价;三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旨在以史为鉴,自觉反思、追根溯源、探求规律是实现此宗旨的重要举措.     

中国新文学史书写理念的变迁及其成因——以1950年代的四部文学史著作为例

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张毕来的《中国新文学史纲》、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四部最有代表性的中国新文学史著作.这四部新文学史著作的书写理念可以概括为总体性历史元叙事.总体性历史元叙事作为一种本质主义的理论范式,将文学存在视作政治元叙事的表述工具,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推广到文学史的阐释之中.这种文学史观念对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四部新文学史著作的作者怀着真诚的政治热情,试图运用当时的主流文学观念去研究新文学史,但是理解未必很透彻、运用未必很圆熟,而且受流行的教条主义的影响以及现实政治规范的制约,因而留下了一些经验教训.今天回顾这一段文学史书写的历史现象,人们可以从得失成败中获得现代文学学科的反思与启示.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的法治抉择与规范分析——以贫困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为切入点

涉农资金等财政专项资金在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统筹整合作为对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原则的突破与平衡,加之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地方财政自主权的边界范围,因而属于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现有的政府主导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模式在实践中面临很大困境,而法治保障模式不仅具有价值必要性,更有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在"法治财税"理念的指导下,法治首先必须尊重财税规律、逻辑与模式,在此基础上,对中央及各省份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文件规范中与法治财税规范意旨不符的部分进行分析、审核和修正,以尽快建立稳定权威的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法治方略,顺应新时期民生财政的发展要求,并促进央地财政关系的优化。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解释论视角下污染环境罪争议问题探究

针对污染环境罪的诸多争议,在正确把握保护法益的基础上,一以贯之地寻求具体答案。承认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观下的环境法益是本罪的保护法益,将环境法益与人类法益并列为本罪保护法益的观点,因缺乏对环境法益层次性的内在逻辑结构的认识而不具有合理性。2017年司法解释第1条的部分行为规定,通过对污染环境行为严重性的实质自然属性的规定,表明行为对于环境法益的实害结果;而部分结果规定则是通过对人身、财产等损害的判断,确认存在严重污染环境的损害后果。本罪的责任形式为故意,对过失犯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省略了对间接故意的认定。     

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分析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自设立以来,由于其在立法上的功利性,立法表述的不完善,配套机制的不健全,使其在理论上的合理性存在了质疑,并在实际运行中陷入尴尬的境地,在法学界关于其存废、实施问题引起很大争议.笔者将从其立法的理论基础上入手,分析其合理性、技术性,并提出了一套通过立法表述的完善,配套机制的健全来限制本罪名在其实际运行中的消极作用的方法,使其合理性得到充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