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兼爱”说的分殊问题

"兼爱"是墨家学说的基础,墨家借"兼爱"反对儒家的"差等之爱",获得了很大的支持力量,成为与儒家并列的一大"显学",也因为"兼爱"在战国末迅速消亡。这一方面是因为时代环境的变化,墨家学说缺少必要的应变能力。更重要的则在于"兼爱"说自身的逻辑困境,它不能很好处理好"兼爱"、"贵义"、"自利"三者之间的关系,以简单、线性的公义替代一切。"兼爱"在乱世可以获得发展的空间,但在集权制中央统治下,缺乏必要的伦理层次和等级,缺少对作为人最基本情感的自然呈现的关怀,必然走向消亡的命运。     

“正义”流变考

"正义"本是儒家经典的专用词.开始用"正义"作为阐释体例和文本题目的是唐初由官方认定的<五经正义>,意在止息纷争,整序人伦."义疏"是"正义"之源,"正义"是"义疏"的成熟形式.<五经正义>后,"正义"成为并非限于儒家经典阐释的一种常用的体例形式,而且又衍生出一些变称.自南宋初年浙东荼监司合刻注、疏之后,学林亦称"正义"日疏.其体例也由原来的单疏本,变成注、疏合刊本.     

《五经正义》中的“嫌”

"嫌"在《五经正义》中既有"嫌疑"之义,又有"为了避免误会"之义,两义相互对立,可视为反训词。复句结构不同理解影响下的词义引申是"嫌"成为反训词的原因。     

墨家思想中的“公共精神”资源

中华民族精神从来不缺乏公共精神基因,墨学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公共精神资源。其以“义”为核心,通过“兼爱、交利、正义”等道德、功利、政治途径实现的公共精神理论,呈现出科学理性与人文价值的双重特性,而其独特的公共生活空间和劳作造就了墨家行侠仗义的救世情怀。     

“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种人类正义的新秩序——从“语境主义”化解马克思正义难题引入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内在地要求公平正义。马克思是否追求正义,相关争论形成了"塔克—伍德命题"及其反对派。"塔克—伍德命题"存在着理论症结,尼尔森提出的语境主义是对其的破解。它主张历史唯物主义与正义是兼容的,正义有法权正义与人类正义之分,"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本质上追求的是人类正义;马克思的人类意义上的正义、自由与平等内在一致,它们作为整体也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马克思将自由自觉的活动看作人类的类本质,"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人类整体利益,追求人类的尊严和幸福,是对被遮蔽的人类本质的复归。     

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共同体意识”分析

文学伦理学批评应具有"共同体意识",这主要因为在后现代条件下社会个体认识到"社会正义"实现的历史性,也认识到"生活和谐化"的达成只有以"理想共同体"为展望并在合理协调"团体与个体"之间复杂关系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这不仅是后现代社会的一种"生存智慧",它同时也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应有之义.     

论《申报》的“义利兼顾”及其现实意义

作为我国第一份以盈利为直接目的的近代著名报纸,在长达七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申报》坚持国家民族大义、民主进步之义、社会公益之义、监督舆论的职守之义,成为道义的担当者、正义的维护者、公益的倡行者、民意的代言者,成为以义率利而成功的典范。《申报》的经营实践表明:"义利兼顾"是解决媒体的公器与私利之间的这一普遍性矛盾的最佳途径。以义率利则兴,不义而利必衰。《申报》的"义利兼顾"为今天报业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借鉴。     

孔、墨战争伦理观之比较

同本于济世安民、解民倒悬的宗旨,孔子、墨子皆反对战争,但不一味地反对一切战争,只是反对非正义之战。在这种相似背后,二者对于战争的伦理思考又有着巨大差异:孔子贵"仁"、尚"礼"而非战、慎战,墨子贵"兼"、尚"利"而非攻;孔子以合"礼"为正义之战,墨子以合"利"为正义之战;孔子尚"勇"结合儒家之"仁"、"义"、"礼"、"智",墨子尚"勇"结合墨家之"仁"、"义"、"智"。通过比较二者的异同点,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扬弃孔、墨的战争伦理观,对我们今天树立正确的战争伦理观、指导军事实践仍具有重要启示。     

论《墨子·墨语》墨家后学之鬼神观

《墨语》诸篇大体上反映了墨家后学的观念。与《明鬼》等篇相较,《墨语》对于鬼神之有无及其明知与否的问题在观点与论证方式上作了较大的转变或演进:对于"鬼神之有",《墨语》主要是通过对儒者的驳斥来展现和维护的;对于"鬼神之明知",墨氏后学则充满了怀疑;《墨语》对"厚葬"的观念几乎未作批评,这与墨者夷之"厚葬其亲"的行为是一致的;墨家后学之鬼神观在目的上更加突出生人之利,在内容上则着重以"健康"作为祭祀及为义活动的意义所在。墨氏后学从对于魂魄实体的关注转而对肉体的健康产生深度的忧虑,这很可能受到阴阳哲学的"生命"观的严重影响。墨术废而不传,当与墨家后学鬼神观有较大关联。     

中国传统“文治”精神及其现代启示

古之"文"与今之"文"语义不尽相同,在中国古典文化语境中,"文"有"文教"之文、"文道"之文、"文野"之文等多维意涵。"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经国不以学为先,无以明治道。"道者,文之根本",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治国安邦必以文德应天,以道义立国,以不断趋向文明为经世安邦的价值依归,这即是中国传统"文治"的精神主脉。时至如今,"学术立国"、"道义立国"、"文明立国"仍应是经国安邦的基本宗旨。     

“实”的可经验性——《墨经》“实,荣也”句新解

关于墨家"实"的含义,历来讨论不多。重新解读众说纷纭的《墨经》"实,荣也"句,证得墨家之"实"具有可经验的内涵。以"荣"字的词源学探究为中心新解《经上》文的含义为:"实"就在"荣"之中,从"荣"中自可求得"实",且只能从"荣"中求得"实",由此强调"荣实一致"。以儒墨之别为视角新释《经说上》文为:荣就像一个人志气(神情容貌和言行举止)呈现出来的样子,他人以此了解到的自己就如同真实的自己,不像一个人用金声玉服(隆重的排场和华丽的服饰)所呈现出来的样子,名不副实,与真实的自己并不相同。总之,以"荣"解"实"是理解墨者"实"义的一个特别视角;"荣"是事物所表现出来的、可经验的、具有标示意义的显著特征/根本特性;以"荣"解"实",就是要凸显和强调"实"的可经验性,由此贯彻墨家一贯奉行的经验主义传统。     

论《三国演义》之“义”——“义”与战争的关系

《三国演义》的"义"是与战争描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小说对战争的起因、发展、结局等都进行了"义"的阐释。本文着重从"义"是衡量战争性质的一面旗帜、"义"在攻守之战中的重要性、"义"关乎主帅性命和军队命运、"义"有感化制服对方的功效、"义"能改变战争形势甚至决定战争成败等五个方面来论述"义"与战争的关系,以充分肯定"义"在小说中的重要地位。     

马克思“正义批判论”探析

马克思正义论是批判正义论的典范,这归因于"批判性"是贯穿于经典著作的一条红线,也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生动体现。正义批判论是无产阶级的正义论,它与资产阶级正义论在对待正义的立场、态度、方法与道路等方面存在根本分歧。正义批判论否定普遍、永恒的正义观,认为正义的实质是经济关系的价值映像,正义的判断标准是生产力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有机统一,实现了正义观念的重大创新。     

“本体之寂”与“本然之寂”——中日比较哲学视域下的“寂”论

“寂”作为东方哲学与美学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范畴，在中国和日本文化中都有重要意涵。日常语境中，中文与日文汉字均以“寂”表示寂寥、寂寞、孤寂等义。从哲学层面考察，中国哲学话语中的“寂“多表现本体义或描述本体之状态；而在日本思想的语境中，“寂”则多为一种审美之境——既是一种雅致、闲适的意趣，又具有虚、淡、幽、古等审美意境，是排遣人心与人情参与而呈现的物的本然之姿。究其缘由，中国文化在人与自然关系中较早确立了人的主体性，人为天地万物之心；而与此相对，日本则产生了以神道为代表的泛神信仰，将人融寄于万物的自然神性中，而非重视道德的振扬与修养。于是导致了“寂”这一中日共用的哲学词汇具有了截然不同的向度。     

“两个正义原则”如何可能

"两个正义原则"推论的主要依据是契约论证。在契约论证中,受到"无知之幕"与"终极性"等条件限制的订约者运用"反思的平衡"确定了保守这一风险原则,基于此,提出"两个正义原则"。契约论证是以一种思想实验的形式完成的,其结论的合理性支撑了论证的合理性。论证的合理性保障了思想实验本身的有效性。     

“草马”探源

"草"之雌性义的来源及"草马"、"走草"的理据历来众说纷纭,但均未得其正解。本文在综合考察方言材料的基础上,利用词例求义这一训诂方法,认为"分娩"——"交配"——"发情"是一条词例,体现这一词例的有"草"类词和"窝"类词,这两类词有相同的组配关系,并由此得出结论:"草"之雌性义来源于雌性动物分娩时的场所铺有软草,分娩乃雌性动物独有的特征,故以"草"表雌性。     

“社会变革中的个人”专题导言

正本专题汇集了文、史、哲、法四个不同院系的作者的文章。他们写作的出发点各不相同,却在一个交汇点上不期而遇,即个人在湍变的自然和社会变革中的理念抉择和命运沉浮。哲学系的李国斌的《墨家"兼爱"说的分殊问题》回顾了最有大公的博爱精神的墨家为何在战国末期就迅速消亡。无疑,在很多现代人看来,墨家学说的基础"兼爱"比起儒家的"差等之爱",更为"先进",甚至有"原始共产主义"的浪漫色彩。但李国斌认为,在治     

墨子“非攻”思想伦理释义

墨子认为“攻”是侵略战争,它在动机上“亏人自利”,在手段上攻杀无度,在后果方面“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因而“攻”是不义之举,与其所推崇的“兼相爱,交相利”的伦理之义相悖。所以,墨子主张“非攻”以除“天下之害”,从而达到相爱、相生、义利天下的道德境界,并通过对“诛”与“攻”的“义”之辨析,阐述了“诛无道”的社会正义旨归。这一思想对处理当今社会冲突与解决国际争端无疑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中国正义论纲要

中国正义论是一个源远流长、而被现代学术长久遗忘的传统.汉语"正义"与西语"justice"之间存在着可对应性和非等同性,这就为中西对话与比较提供了前提.中国正义论的总体架构是:仁→利→智→义→知→礼→乐.中国正义论的主题是礼的"损益"根据问题,即赖以进行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的正义原则问题.中国正义论的论域是利的问题,即由仁爱中的差等之爱所导源的利益冲突问题.然而同是仁爱中的由推扩而溥博的一体之仁却正是解决利益冲突问题的保证,即保证对他者私利、群体公利的尊重.     

辩名、墨以申礼义之道——对荀子政治思想之名学维度的考察

战国晚期荀子对同时代的名家和墨家提出了激烈批评。他将陈仲、史鰌与公孙龙、惠施归为一类,前者好义高行异于常人,后者擅长怪异难辩之论。二者之行为与思想有"不知止"之蔽,对治他们的办法是止于儒家的礼义之道。墨子非礼乐而尚俭约,墨家一派的宋钘则提出"见侮不辱"、"人之情欲寡"等以支持其非战主张。荀子指出二者的错误在于不知人之性情。人之欲本多,斗起于恶而非辱,礼乐在人性中有深厚的基础。墨子、宋子之说有悖于人情而不能实行。名家和墨家的理论从根本上与荀子的政治主张不合,无益于强调尊卑贵贱之差别的礼义之道的施行。荀子通过驳斥他们的看法以建立自己的名学理论,指出制名与用名的目的是使人获知和践行治理群生的礼义之道,他期望阐明作为"治之经理"的儒家之道以改造当时混乱的政治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