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民公共行为文明指数研究的主导观念 ———兼说民族性建设

文章就北京市民公共行为指标体系构建问题,着重分析市民公共文明的层级性及其理论依据;一年后的跟踪调查结果数据表明,这个指标体系构成有利于了解市民公共行为的薄弱环节和社会态度,有利于社会动员。文章的写作意图在于对民族性建设的思考。文中提出了两个主导观念:公共空间的表层与底层预设,公共文明的层级性预设。这种主导观念下的问卷结果经分析较好地揭示出,中国民族性变迁在实际地发生着;这个变迁经常是从“身边”开始;“身边文明”与“身边不文明”同时存在着;“身边不文明”更值得重视;公共文明的层级性构成隐含了民族性变迁的部分内容、有利于这种变迁的文化质素与不利质素都存在。在一个人口众多、社会资源配置不太合理的大国里,要求人人事事都没有“身边不文明”表现,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一条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尊重不同国度生活规则的“尊严线”是必须恪守的;公共参与是公共文明水平提高的综合性要素,是应当着力倡导的人性呼唤。     

公共文明略论

公共文明是随着个体生活、集群生活与公共生活划界之后,非特定主体在临时性的公共生活中所体现出来的道德风貌和精神状况,它的突出特征是行为主体的非特定性、行为者的身份平等性、公共规则的简易性。公共文明的表现程度与个体文明、集群文明密切相关。公共文明被破坏的内在原因是公共意识薄弱,外在原因是评价机制弱化,监督空场。     

社会变迁视阈下的公共文明

改革开放,社会急剧变迁,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不断的转变过程之中,社会的转型、经济的发展使得公共文明的范围、内容、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我国社会积极变迁视阈下,公共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既要从农耕社会的传统文明中汲取道德精华,更要建立起一整套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道德规范.当下社会公共文明屡屡缺失,其根源就在于社会评价机制的弱化和国民素质的不高.只有当人的发展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相一致时,这样的社会才达到真正现代化的公共文明.     

论网络生活与公共文明建设

互联网对公共文明建设提出新要求,可从认知方式、法律与道德标准、舆论引导与监督三个维度加以考察.网络公共文明建设催生公共生活新规则,我国的网络公共文明尚处于低位发展水平,要加强网络治理能力建设,处理好公共生活中现有的规则与互联网所要求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培育公民养成在网络生活中做到权利与义务的统一.网络公共文明建设路径的研究趋向,可从人的网上行为、网络公共文明的基础理论、互联网制度（规则）建设、网络公共文明的教育方式和方法等方面展开.     

政府政策过程研究：一个跨学科探析

基于公共管理学、工商管理学2个学科领域,对国内管理学领域中国政策过程研究的理论成果进行梳理.研究结果表明,虽然公共管理学科、工商管理学在政策过程的研究上各有侧重点,但是二者“政策过程”研究话题是有共识的,越来越多地关注政策过程的行动情境和参与者.未来政策过程研究可从组织行为视角出发,一是探讨不同层级政府组织间的互动行为,二是将公共管理学领域的政策学习、政策网络理论与工商管理学领域的企业政治行为、非市场战略理论进行整合研究.     

公众参与与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

农民民主参与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实证检验公众参与对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公众参与拉近政民距离和强化政民互动，提升了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从公众参与有效性看，参与过程和参与结果的有效性均对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起积极正向影响，其中“参与结果是否有效”的促进作用更大；从公众参与便利性看，畅通农村居民“建言献策”渠道是提高公共服务质量评价的重要因素。在推进乡村振兴实践中，应凸现农民主体地位，构建“人民满意”为导向的公共服务参与生态；完善参与反馈机制和拓宽参与渠道；“因类制宜”提高农民参与素养和参与能力；加强农村数字建设，引导农村居民网络参与行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参与有序化的现实考察

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是准确理解公共参与本质与价值的重要观察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生活实践中,公共参与容量的有限性与局限性、公共参与行为的随意性与情绪性、公共参与限度的过度性与低度性,是公共参与有序化的现实困境;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张力失衡、私人偏好与公共偏好的内在循环、社会转型与民主诉求的现实挑战,是当前公共参与有序化的困境缘由;促进利益共享、厚实民生基础以提升公共参与的人民伟力,推进制度公正、依据制度供给以提升公共参与的规范程度,健全社会支持、依托社会组织以提升公共参与的组织支撑,培育主体素养、依靠实践自觉以提升公共参与的文明水平,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参与有序化的现实进路。     

社会风险研究的范式

在理论与现实的双重驱动下,社会风险研究在中国再度兴起。从学科交叉的视角来看,社会风险研究是一个从社会风险到公共危机的“连续统”;从学术的国际对话视角来看,社会风险研究是一个从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的“连续统”。如果以此为两个基本的维度,社会风险研究可以划分为“现实主义—社会风险”、“建构主义—社会风险”、“建构主义—公共危机”、“现实主义—公共危机”这四种研究范式。无论是社会风险研究逻辑的发展,还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走势,都需要对现有的社会风险研究进行整合,打破社会风险研究与公共危机研究的学科分割,弥合现实主义研究与建构主义研究的鸿沟,总结“中国经验”,实现国际对话。     

北京市民公共文化参与和需求调查分析

2012年5月开展的"北京市民的公共文化参与和文化需求调查",研究了公共文化资源主要通过何种方式来配置、影响市民文化参与的主要因素、新兴媒体对文化参与的影响、海外和内地原创文化产品的比较、公共文化场所的利用率和服务水平等。调查显示,当前北京市民参与公共文化活动呈现出一些新特点;为满足市民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需从五个方面着力改善;"市民最期待的改变"是价格更低、文化设施更多、社区文化活动更吸引人。     

中国文化的公私观

作者认为,作为“正义论”的中国文化的“公”、“私”观,是剖解中国哲学和中国古代文化内在原则体系所必须正视的中心环节。从分析“公权”、“公共权力”、“私权”等基本概念着手,通过对“中西文化建立其公共权力体制的不同路向”的回顾,本文系统地论析了“公”、“私”观对于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的意义。文中触目皆是的新解,对于重新评价中国文化的历史根据和理解吾国现代化所面临的历史处境,以及澄清西人、国人对中国和西方文明背景的种种误解,提供了某种值得学界认真考量的思路。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的法治抉择与规范分析——以贫困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为切入点

涉农资金等财政专项资金在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统筹整合作为对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原则的突破与平衡,加之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地方财政自主权的边界范围,因而属于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现有的政府主导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模式在实践中面临很大困境,而法治保障模式不仅具有价值必要性,更有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在"法治财税"理念的指导下,法治首先必须尊重财税规律、逻辑与模式,在此基础上,对中央及各省份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文件规范中与法治财税规范意旨不符的部分进行分析、审核和修正,以尽快建立稳定权威的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法治方略,顺应新时期民生财政的发展要求,并促进央地财政关系的优化。     

解释论视角下污染环境罪争议问题探究

针对污染环境罪的诸多争议,在正确把握保护法益的基础上,一以贯之地寻求具体答案。承认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观下的环境法益是本罪的保护法益,将环境法益与人类法益并列为本罪保护法益的观点,因缺乏对环境法益层次性的内在逻辑结构的认识而不具有合理性。2017年司法解释第1条的部分行为规定,通过对污染环境行为严重性的实质自然属性的规定,表明行为对于环境法益的实害结果;而部分结果规定则是通过对人身、财产等损害的判断,确认存在严重污染环境的损害后果。本罪的责任形式为故意,对过失犯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省略了对间接故意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