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计划与市场的“两个全覆盖论”

“两个全覆盖论”是目前我国对计划和市场两种调节手段有机结合内在联系的较为科学的解释。但由于对二者的理论关系论证的不足和理论与现实经济的矛盾,此论在改革实践中困难重重。应当建立一个中国式的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科学配置的完整系统,使各经济要素都能主动地发挥其协调和平衡作用。这种思路可称之为计划和市场的“综合配置论”。     

死缓适用条件明确化研究

死缓适用条件不明确的根源是深刻的，人们的解释论努力未能也无法实现死缓适用条件的明确化，只能让位于立法论。立法论明确化的内涵是：重构“新”的死缓适用条件，实现其形式上的明确化及实质上的政策功能扩展。为此，直接规定死缓适用条件是困难的，可以通过明确、严格地正面规定死刑立即执行条件，“间接”确定一个明确的死缓适用条件.     

行政监察法初探

要充分发挥行政监察机关的职能作用,使监察工作健康、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必须有一个完备的行政监察法律体系作为保障。文章首先追溯了我国行政监察立法的沿革情况,对行政监察法律关系这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法律关系的特殊性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行政监察法“自立门户”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进而勾划出我国行政监察法的理论框架,对完善我国行政监察法律体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幽默理论比较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较为流行的优越论、宽慰论和乖讹论来解释幽默。本文作者对这三种理论分别作了综合、全面的分析和比较,并指出:因他人的刻板和愚蠢而产生的“光荣感”只能在部分幽默中体现,因而远不能解释幽默产生的根本原因;因紧张的移除及心智,情感的节省而得到宽慰在心理学上缺乏科学的依据,因而值得怀疑,而长期受到压抑的冲动的宣释也只能解释那些与性和攻击有关的笑话,所以,宽慰论也是站在一个偏倚的角度来审视幽默;通过“双联”而产生的“乖讹”尽管找到了幽默的某些共性,但是它是一个模糊的术语,用它来解释一切产生幽默的情感,在某种程度上是空洞的、缺乏实质的。     

现代文学研究的史论关系的再认识

20世纪在思想上是一个重主观轻客观、重主体轻客体的时代 ,这样的背景决定了在学术研究中产生忽视史料的弊病 ,只有社会环境的改变才可能在整体上改变这种状况。学术工作存在“我思故史在”和“史在促我思”两条路线 ,这两条路线都一样重要。“论从史出”的关键是“出论”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未能出论 ,是它的更大的弱点。     

大湾区立法进路下的法理学思辨与定位

大湾区的法制建设是实现其区域经济和金融发展目标的重要保障，立法活动的顺利进行不能脱离坚实的法理基础。中国大湾区的法制建设环境面临着整合式的经济发展背景，而粤港澳大湾区所属的法域地区还呈现出多维化态势。面对"纲领式立法论与详尽式立法论""顶层式立法论与平行式立法论"和"回应式立法论与程序式立法论"三组法理争辩，中国在对大湾区进行相应立法活动时应采用比较研究法：首先充分分析并借鉴域外湾区的立法理论及其所形成的湾区立法模式，而后得出"我国大湾区范围内法律法规的制定应以纲领式立法论和回应式立法论为支撑，并将其作为规范出台的重要理论依据"这一结论。同时，在粤港澳大湾区内要采纳平行式立法论以尊重港澳两地所享有的高度自治权，在浙江大湾区内要发挥顶层立法理论的优势制定统一的规范性文件。     

共同富裕与分配正义

从分配正义的观点来探讨共同富裕,需要关注两个问题,一个是共同富裕意味着什么,另外一个是如何达到共同富裕。目前有三种主要的分配正义理论,即平等论、足够论和优先论。平等论把共同富裕解释为“同等富裕”,其达到此目标的方式是平等化,但它难以克服“拉平反驳”的诘难。足够论把共同富裕解释为“足够富裕”,并为“足够”设置了门槛,但它的解释和达到目标的方式难以避免模糊性和任意性。优先论把共同富裕解释为“帮助底层群体”,把底层群体的利益放在优先的位置,它不仅在理论上是更合理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更可行的。     

必须以经济学的视角审视和界定学术期刊的属性

在编辑传播学界关于学刊属性的研究上，普遍存在着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人们几乎不假思索地认为“学术期刊是商品”。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种认识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首先，“学术期刊商品论”是自相矛盾的；其次，“学术期刊商品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相悖的；再次，“学术期刊商品论”与普遍存在的事实是恰恰相反的。学术期刊和学术事业是一项创新的事业，它关系着一个国家的生存安危。对此，江泽民同志曾经反复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之源”。因此，对待学术和学术期刊事业应当像对待军队、警察机构一样，不能使其商品化，学术期刊应该走它自己的健康发展之路。     

论“生存论转向”的哲学表征

“生存论转向”表达了现代哲学的理论自觉。在对传统哲学的“反叛”中，现代哲学正是从“生存论转向”中“坚定出场”。它超越传统的知识论路向，开启生存论路向；摧毁“实体存在论”，开显“生存论存在论”；解构永恒“在场”的“非历史性”，凸显人的存在的历史性。     

论马克思主义过程理论的三种形态

过程思想被恩格斯誉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然而这个思想却被忽略了。怀特海第一次创立“过程哲学”,试图超越传统哲学的二元对立,调和唯物与唯心、科学与宗教等的矛盾冲突,开辟了从过程本体视角理解形而上学的思路。过程思想内蕴于哲学史,但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思想才是合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真正的行动哲学和过程哲学。过程理论存在三种形态:客体论的过程论、主体论的过程论、实践论的过程论,这喻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和意蕴。     

儒家“一体之仁”观的三个向度——基于生态伦理的追问

在价值论和存在论的向度内,儒家"一体之仁"观强调人与自然万物是统一的道德共同体,这一道德共同体具有统一的本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与主张将道德关怀从人扩展到自然界,建立包含调节人与自然关系道德规范的新型伦理学体系的现代环境伦理学具有相同的价值取向.在儒家"一体之仁"观的意识论向度内,天地自然运行的法则与人事活动行为规范是合二为一的,仁不仅是人事活动的基本准则,也是天地运行的根本法则,这就决定儒家从调节人与自然关系与调节人与人关系相互关联的总体层面,来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儒家"一体之仁"观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具有宗教情怀的人类中心论.     

价值理论的发展与综合论纲

经典劳动价值论在理论的逻辑结构上还存在几个疑点，因而需要对抽象劳动物化为价值的原理进行重新考察。实际上，一切以迂回生产方法为前提的劳动，社会都会把它折合为多量的简单劳动，从而形成利润的平均化趋势。少量个别劳动折合为多量必要劳动的另一种类型，发生在同一部门内存在不同劳动生产率的场合，这正是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形成的条件。均衡价格论有一定的科学性，并与劳动价值论是相通的，因而应当以之补充劳动价值论。.     

论法治的理论基石

确定法治的治国方略和具体措施 ,是人类进步与文明的表现 ,也是人类苦苦思索和价值选择的结果。法治的理论基石为民主治国论、权力控制论、法治优越论。民主治国、权力控制均离不开法治的确认与保障。法治优越于人治是人类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总结     

关于法人本质的再思考--从"拟制说"出发

法人本质问题自其产生之日起便被认为是一个悬而未决的法哲学问题。适值我国民法典草拟之际,为了更好地制定民法典中有关法人制度的部分,有必要对法人的本质问题进行深入的研讨,以便能更好地为我国法人制度的制定设定一个良好的基点。文章将从“法人拟制说”的角度阐明该问题,并且从“法人拟制说”的渊源流变,“法人拟制说”的理论优势以及“法人拟制说”与“法人实在说”的比较分析等方面,浅论法人本质问题。     

心学的绝唱,实学的序曲——焦竑学术递嬗的个案探析

焦竑的学术内求真心,外济实用,将主体的自觉和客体的认识统一起来.他以心性学说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破除儒家思想的藩篱,开一代子学复兴之先河.他沉潜于古经的考证,以探本溯源,由文字通语言,由语言通达孔孟之心志.他认为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在文体关系上,需博文明体;在体用关系上,则要体明达用.他以人释仁,赋予仁以生生之德,并由此确立起民生本位和工商皆本的理念.焦竑的学术上承心学之绪,下启实学之端,诚为明清间学术风气转换之嚆矢.     

对艺术与游戏的关系的重新审视

人们关于艺术和游戏的公共经验是:艺术是美的事物,游戏是自由的活动;艺术是具有人的能力的可审美性的人为事物,游戏是自足(因而整体自由)的生命活动.能力审美论视野中的广义艺术与游戏是部分交叉关系;惯例艺术与游戏是交叉或从属关系;非本质论意义上的艺术游戏论具有片面的合理性;本质论意义上的艺术游戏论是不合理的.     

知识经济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当代科技革命引起了人类社会整个面貌的巨大改观，知识经济时代即将来临。本文对知识经济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些基本原理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分析了知识经济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知识经济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知识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知识经济与所有制理论等方面的联系。本文认为知识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阶段之后向未来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最适合的过渡形式。     

部分犯罪共同说之提倡

关于共同犯罪的本质,旧派与新派存在犯罪共同说与行为共同说之争,两种学说在诸多方面得出了不同结论。由于两种学说均存在缺陷,本文提倡部分犯罪共同说,即二人以上虽然共同实施了不同的犯罪,但当这些不同的犯罪之间具有重合的性质时,则在重合的限度内成立共同犯罪。因此,在成立共同犯罪的前提下,存在分别定罪的可能性;对于共同犯罪的错误,应当按照部分犯罪共同说的原理解决;对于教唆犯,只有当被教唆的人所实施的犯罪与教唆犯所教唆的犯罪完全没有重合性质时,才能认定为教唆未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