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出使郎官与地方监察

郎官出使是唐朝出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前期郎官出使"事无巨细得失,皆令访察",虽然带有一定的地方监察性质,却有很大的随意性.经过安史之乱,出使郎官被赋予的地方监察使命在许多场合是特指的,说明唐后期中央从制度上把出使郎官纳入了地方监察系统.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唐朝郎官本是皇帝的"腹心之臣",二是出使郎官作为"制使"具有特定的权威,三是唐朝后期中央出于加强制约地方分权势力的政治需要.唐后期中央集权趋于衰弱;方镇割据势力日益加强,出使郎官对地方的监察收到多少成效,值得怀疑.不过,唐后期出使郎官被正式纳入地方监察系统,仍是中国古代地方监察制度史上的一次重要变化.     

东汉诏除郎初探——以荫任除郎与上计拜郎为中心

诏除郎是在制度规定的拜郎之外,由皇帝临时特诏拜除的郎官。东汉官吏荫任子弟为郎非硬性规定的例拜,而是由于皇帝临时性的恩拜或特诏拜除,与西汉的任子制有异;皇帝从上计吏中拜郎与否,也全凭自己一时之兴,"一切之诏",没有一个制度化的规定存在。因而东汉的荫任除郎与计吏拜郎均为诏除郎。诏除郎体现了皇权在郎官外朝化过程中力图保持郎官家臣性质的努力,它的存在使三署中形成了诏除郎与孝廉郎的区分,其背后的根源则来自于皇权与官僚政治的博弈。     

东汉 "故事""服阕还郎"小考

汉代“故事”是律令以外政府行政中的惯例部分,实具制度的性质。东汉“服阕还郎”的“故事”规定,凡在郎署和由郎署迁出的中央散吏,或已经决定由郎官出补但还未出京师的官吏等“宦皇帝者”,其去官为亲行服时,还保留着与皇帝的私的关系,保留着郎官的身分,服丧后要直接还署为郎。这种保留郎官身分的做法大致产生于东汉,表面上是对郎官的优待,但在实际的运作中却主要是为了维持郎官的数量;同时这也部分地体现了东汉官制中的品位因素。     

西汉元帝永光年间皇帝宗庙礼制改革考论

西汉初期,皇帝宗庙制度因不循古礼而为后世所讥讽。随着儒家礼治思想渐趋浓厚,汉元帝永光、建昭年间,依据礼典规范皇帝宗庙典制。其主要内容就是罢弃西汉初、中期建立的西汉"祖"、"宗"郡国庙,定皇帝宗庙迭毁之制。     

西汉时期的大司马与外戚专权 ——读《汉书》札记

通过对西汉一代大司马之职的考察,认为西汉大司马一职多为外戚所把持,是皇帝个人专权机关“内朝”的骨干。大司马之职是否专有军权与统治阶级内部尤其是皇帝与外戚的权力之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外戚地位的上升是西汉中晚期一个值得注意的政治现象。     

两汉光禄勋职掌分析

光禄勋在两汉初期充当皇帝高级侍从官,其职掌不仅限于宫殿掖门户,还直接参与施政决策、典兵打仗、荐举人才等方方面面。到了东汉时期,随着郎官荐举、补吏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光禄勋职掌逐渐从宫中走出,成为典选、管理郎官的外朝官,其初时职掌宫殿掖门户、给事禁中的职能则逐渐消失。因为光禄勋在两汉时代尤其是西汉时期与皇帝关系密切,又身负荐举人才之重任,所以许多出身社会下层的人才能够很快的通过光禄勋而得到重用。大凡有真才实学之辈,只要在进言中显示出才能就有机会得到升迁,这也是汉朝尤其是汉武一代国力强大、人才鼎盛的重要原因。     

西汉诏书的制度性变更与专制主义的加强

西汉是诏书文体的形成期,从文体学角度辨析了西汉诏书文体的名称、涵义,认为传统的＂四品＂之说在原件缺失情况下,已没有分类意义。西汉诏书是西汉皇帝自己草拟或授意职能部门所颁布的命令的统称。从政治学、文化学角度考察了西汉诏书草拟、颁布、封驳等制度的变化,认为这一变化实质是专制制度加强,对国家政治话语权的争夺。     

皇帝制度的另一面——以高宗龙朔二年的两道制敕为中心

皇帝制度之下,皇帝行使国家最高权力,此权力通常也称作"皇权".在唐朝的制度中,法律的制定之外,日常皇权是通过"王言"来实现的,"王言"就是皇权的日常表达式.那么,作为皇帝本人与皇权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通过龙朔二年的两件诏书,这里展示皇帝意志遭遇挫折的过程,试图揭示皇帝制度的另一个面向.这对于认识皇帝制度的丰富性,无疑是有所帮助的.     

西汉外戚何以出身微贱

所谓外戚,一般是指皇帝的母族和妻族,有时也包括公主的夫族.他们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一个重要集团.当他们凭借着掖庭之亲和椒房之宠而内擅枢机之政、外总军政之柄,此即外戚政治.一外戚集团是从西汉时期开始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当我们考察西汉的外戚政治时,有一个现象特别引人注目,即西汉外戚多出自微贱.赵翼《廿二史札记·汉初后妃多出微贱》中指     

论刘禹锡的郎官经历与诗歌创作之关系

中唐诗人刘禹锡从顺宗贞元二十一年始任屯田员外郎,到文宗大和元年继任主客郎中,其间跨度达二十三年之久,这在唐代郎官中极其罕见,甚至对后期的郎官文化都产生了影响。刘禹锡三任郎官、四任刺史,长期的京城任职与刺史外放,对他的诗文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郎官经历与诗歌创作关系较为密切。具体而言,表现在诗歌中的郎官意识非常明显,其中的刘郎意象在中唐成为郎官的代名词,并在文士中流传广泛。郎官期间的诗歌创作主要反映了郎官悠闲精致的生活,游园与宴饮是最主要的两大主题。诗歌酬唱则成为其任职郎官期间的主要创作形式,在唱和形式和诗歌内容上都有一定的新变,从而掀起了中唐唱和诗创作的一个高潮。     

从两汉文人的屈原情结看其心路历程

两汉文人的屈原情结乃是其心路历程的指示器,借助于它不难看出两汉文人的心路历程主要经历了三大转关。第一次转关发生在武帝之后,主要是从西汉前期的良禽择木、轻于去就转向西汉中期的别无他择、倾心事主。第二次转关发生在元帝之后,主要是从西汉中期的别无他择、倾心事主转向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的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第三次转关发生在安帝之后,主要是从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的达则兼济、穷则独善转向东汉后期的积极干预、舍身匡救。     

从陵寝制度看汉文化的形成

关于汉文化的形成,学术界有多次探讨。从陵寝制度着手分析汉文化的形成,其中秦始皇陵对西汉帝陵的影响最大,此外通过对二者的相互比较,我们发现西汉的陵寝制度是对秦始皇陵的继承和发展,并吸收楚文化因素而形成的。     

西汉政论文风论略

西汉政论文是"大一统"背景下学术官方化后,专业政治家对现实政治的研究,是有关治世原则、见解和措施。西汉政论文风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初变于汉初,文风指事直言、雄直激切。再变于武帝、宣帝时期,变为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坐而论道、凝重典雅。三变于元、成、哀之世,以引经据典、雍容温润为特点。这些都体现了西汉士人一种趋于冷静的、理性化的审美倾向。     

论汉代的上书拜官

广开言路与畅通贤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是汉代上书拜官的重要特征。汉代吏民上书的言事内容主要有自衒鬻、言神仙方术、言便宜、讦群臣之得失等。汉统治者对“言可采取者”的封拜方式为待诏、授官、晋职和封侯。上书拜官不仅为汉代人才的仕进宦达提供了察举、任子、赀选之外的机遇,而且起到了鼓励布衣平民和中下级官吏进言献策以及强化封建监察制度的客观作用。两汉末年,国以言为戒,上书拜官制遭到严重破坏。     

论西汉对匈奴政策的演变

西汉对匈奴政策的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以前,基本上实行与匈奴"和亲"的政策;此后十多年间,试图通过军事打击以制服匈奴;漠北之战以后,又代之以政治招抚为主、军事威慑为辅的策略;汉武帝以后,汉王朝对匈奴实行了较为宽松的"羁縻"政策,汉匈双方虽有君臣名分,实为兄弟之国。西汉对匈奴政策的演变,是与其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汉匈双方的力量消长密切相关的。     

试析清初理学名臣魏象枢

魏象枢作为清初的理学名臣和汉族士大夫的代表人物,在将理学付诸实践等方面,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他潜心理学,教化乡人,整顿社会风气;弹劾贪官,为国举荐人才,整顿吏治。与顺治朝相比,康熙朝推崇理学,着意对满汉关系的调整。魏象枢在顺、康两朝仕途命运迥异,展现出两朝治道的变化。     

《汉书·地理志》所记部分职官考略

刘邦进入关中以后,"承秦之制"着手重建政治体制,其中包括了最重要的财政体制。经过汉初的努力,西汉建立了完备的中央、地方财政体制,比秦更加完善、完备。两汉财政机构,特别是财政职官体系,实际上代表着统一的封建王朝初期财政职官体制状况,也成为封建社会中期和晚期财政职官体系的雏形。《汉书.地理志》作为我国第一部正史地理志,它为我们研究西汉史提供了许多重要史料,其中记载了大量地方财政职官的设置情况,如铁官、盐官、工官、服官等。研究《汉书.地理志》所记职官,对我们进一步了解西汉财政职官的组成、发展概况具有重要意义。     

西汉经营西南地区的政策及其分析

西汉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发展阶段,也是中原王朝对西南地区关系进一步明朗化时期。西汉对西南夷地区的开发从汉初的“关蜀故徼”措施到汉武帝时的积极开拓政策,并设立郡县进行有效地管理和开发,进一步加强了汉王朝中央对西南夷地区的政治关系,促进了该地区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民族融合和疆域的扩大及巩固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及其实质分析

秦朝正式确立宰相制度。两汉时尚书台职权大增 ,逐渐取代三公。魏晋南北朝时 ,三省制初步形成 ,经隋朝的发展 ,在唐初走向了成熟。经五代十国至北宋 ,二府三司制最终确立。元朝实行中书省一省制。明初废丞相 ,不久设内阁辅政。明清内阁有名无实。宰相制度演变具有内朝官向外朝官转化、不断压抑相权以加强皇权、职位的设置由实位转向虚位、分权后又注重事权的相对集中的特点。宰相制度演变的原因在于 :君权与相权的矛盾 ;各种政治力量的变化 ;客观环境的变化     

从《大风歌》看西汉礼乐与文学之关系

汉高祖刘邦从不懂礼乐到重视礼乐 ,主要是因儒生制订礼仪 ,使他明白了礼乐在治国中的作用。《大风歌》成为汉代的宗庙之乐 ,系因尊崇刘邦而起。汉代以《大风歌》为宗庙之乐 ,对汉代文学的走向起着规范作用 ,它所关心的长治久安以“宣汉”的形式出现 ,对其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