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国家权力与乡约的调适和融通——以黄佐《泰泉乡礼》为中心

明政权建立后,国家的提倡和支持不仅为乡约的推广和发展创造了广阔空间,而且也使乡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合法性得到进一步加强。嘉靖年间,广东士人黄佐所作的《泰泉乡礼》将乡约与国家权力做了适当的调适和融通之后,建构起了一个以乡约为中心,包括乡校、社仓、乡社和保甲在内的立体型乡治体系,从而将基层社会中的政事、教事、养事、祀事和戎事等生活事务串联起来,逐步实现了乡约在其性质、功能、组织以及制度等方面的时代性转变。黄佐乡约理念的践行为明代和后世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探索做了积极的贡献。     

略论清代乡约领导保甲的体制

清代乡约的组织有下辖保甲和按保设置两种形式,在这两种情况下,乡约都普遍对保甲具有领导作用。清代实行乡约领导保甲体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乡绅地主参与乡政的要求,防止保甲组织的弊端,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思想统治。但在施行过程中,由于乡约的教化职能逐渐弱化,乡约执事的地位逐渐降低,并成为害民之役,致使这一体制后来在许多地方逐渐被乡约与保甲互不统属的体制所取代。     

《吕氏乡约》乡村道德教化思想探析

《吕氏乡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乡村道德教化文本。其乡村道德教化思想呈现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等基本要义,展现出宗于儒家传统、本于乡村实际、凸显道德本位等理论特质。通过对《吕氏乡约》合法性的讨论、是否强人所难的讨论以及实践程度的考察能够展开对这一主题的多维认知。     

《泰泉乡礼》思想体系研究

黄佐是明代广东3大学者之一,著述宏富。他的《泰泉乡礼》被人们誉为“医世良药”,成为明中后期岭南地区实施乡约里甲制的典型范本。此书包含黄佐的哲学、儒学、教化、文学、文献学思想。在学界对黄佐思想体系研究不多的情况下,通过《泰泉乡礼》一书来勾勒黄佐的思想体系,不但对研究岭南思想史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了解明代学术走向也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明清时期徽州的乡约简论

乡约是宋代兴起、明代中叶至清代前期得到官府鼓励和推行的一种村民自治的教化组织.在徽州,明代乡约建设倡行于嘉靖五年,极盛于明代后期的嘉隆万和清初的康雍乾时期.其组织形式与徽州本地特有的宗族组织有机地结合起来,对徽州农村社会的稳定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明清时期徽州乡约运作与管理十分规范,是同一时期全国乡约发展的典范,祁门<文堂乡约家法>、<岩寺备倭乡约>等乡约出现,标志着徽州乡约发展的成熟与完善,它是封建社会末期统治者所倡导的法治与德治、礼法合治的最为典型的代表.     

乡约对新农村的整合意义

乡约是传统中国乡村社会自治组织,是传统乡村社会整合的主要力量之一。20世纪30年代,面对日益衰落的乡村,一些改良主义知识分子发动了乡村建设运动,力图在乡村社会重建乡约整合。通过分析传统乡村社会和现代乡村建设中的乡约整合机制,指出乡约整合是以“礼”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整合。探讨了这一文化整合对新农村建设的意义,以及如何创造性的改造传统乡约,使其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应有的整合作用。     

清代巴县的乡保客长与地方秩序——以巴县档案史料为中心的考察

使用"第三领域"的概念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清代基层社会秩序建构问题。这里,我们以清代巴县档案为依据,探讨巴县乡约、保长、客长等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实际状况,解释巴县的乡约、保长、客长制度与清代乡约、保甲制度之间的联系,分析这些人对基层社会秩序的作用、功能及其局限性。     

试论杨增新时期新疆乡约的特点

乡约是清末建省至民国年间新疆基层社会的一项重要制度，杨增新治新时期新疆乡约发展至极盛。其特点是：乡约在基层社会中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地方官对乡约的依赖性强，政府从多方面加强了对乡约的管理和控制，乡约保有养廉地，乡约具有非社会教化职能。     

清代乡饮酒礼的社会轨迹

清代乡饮酒礼是官员与民间精英合作起来,彰显朝廷儒礼治国理念的社会教化礼。其中,州县乡饮是官方扩展政治资源的平台,地方官选择齿德财势俱佳之人作为乡饮宾介,以假他们的实力来协办乡村社会纷繁杂芜的事务。里社乡饮则与保甲、乡约、宗族等乡民自治体系相配合而发挥教化作用,一道维护着乡村社会秩序。在乡饮礼执行过程中,地方出现的无故停废乡饮,仪轨混乱,乡饮宾不得其人等反常现象,削弱了乡饮礼既定的社会作用。晚清时期,由于政局动荡和财政压力,乡饮酒礼不再强制执行,它因此在一些地方由国家礼法演变成民间礼俗。     

“苏区模范乡”建设初心与振兴之路——毛泽东《才溪乡调查》中的8村回访

通过对毛泽东《才溪乡调查》中的8村回访调查,详细描述了85年来这8个村的境域、村域经济结构及农户生计方式的变迁;新时代才溪镇村经济持续发展,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治理独具特色,农民生活富裕,为中国山区长远发展、中国特色乡村振兴探索出一条新路径：一是基层立足实际,开创基层党委、政府、人大、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代表协同共治的乡村治理新格局;二是保障村级组织和社区基本公共服务,走出公共财政覆盖农村和乡村两级农民集体收益分享的新途径;三是激活现有资源,利用其生态、旅游等优势,助力苏区乡村经济的结构转型。     

现代智能高效型农业与农业组织体制创新

把农、工、商优势集为一体的农业股份合作制使我国某些既没有资源优势也没有技术优势的农村社区,在十几年时间内很快就发展成集农、工、商一体化高效发展的大企业集团.如东南地区的"华西村集团"、中原地区的"南街村集团"就是典型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新农村.优质高效的农业、富裕的农民、工业化及城市化的农村,必将伴随农业股份合作制的普遍推行而实现.     

韩国新村运动及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有益启示

摘要：20世纪60年代韩国迅速推进了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衡,农村问题十分突出。韩国政府和学者依据国情和农情,经过科学论证,组织实施了新村建设与发展运动,把经济发展、科技发展和国家伦理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在一个资本主义体制和发展中国家成功地实现了国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与跨越式发展。韩国新村运动发展是在国民伦理水平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农业濒临崩溃、工农与城乡差距大、农村经济落后、农民生活困难以及文化颓废、乡风堕落、环境污染、管理混乱的农村背景下进行的。韩国新村运动以农民脱贫致富为内在动力,使运动上升为新国家建设运动,新村运动的核心是新村教育,官民一体和“民主导”,学者广泛参与,发挥积极作用,建立和谐文明的公民社会是新村运动的最大成就。因此,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该借鉴韩国经验,健全组织管理体系,完善财政投入体制,加强调查研究和完善制度,充分发挥农民的首创精神,推动组织体制创新,保证新农村建设做到善始善终与可持续发展。     

村社空心化的形成及其治理逻辑——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范式

乡村社会能否有效运行与村社的内聚程度及其结构功能紧密相关。“村社空心化”即是在村社结构不能有机整合导致对应功能运转不畅所引发的乡村社会整体运转失序的一种状态。在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范式下,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的考察,认为现阶段“村社空心化”主要包含三个层面的表现形式：集体层面的“权威空心”、精英层面的“人才空心”、个人层面的“合作空心”。研究认为,“共同体”是应对村社“空心化”困境的一种有效路径,可以通过“村社共同体”的重塑和“城乡共同体”的建构,来消弭“村社空心化”的多重困境,维持乡村社会的秩序均衡。     

八一村乡村旅游发展基本思路探讨

在深入了解了永安市八一村乡村旅游的发展条件的基础上,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契机,以当代乡村旅游发展理论为指导,提出了八一村发展乡村旅游的基本思路:明确发展总体思路与布局;多样化的乡村旅游产品体系策略;精心设计旅游线路;开辟专题主题旅游;区域旅游线路整合策略;明确发展乡村旅游的形象定位;多样化的旅游营销方式;建立八一村发展乡村旅游保障机制等。     

浅析我国乡村治理发展中的问题

乡村治理是我国一个重大而紧迫的农村现代化问题。随着村民自治的实施与不断完善,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制度更加体现了广大的农民的利益需求,推动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近年来我国乡村治理在取得可喜成就的同时,还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发展中面对更多的挑战。在阐述乡村治理的相关内容之后,分析了制约我国乡村治理的一些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立法构造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是我国土地权属制度的基本形式之一。长期以来围绕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问题实践中纠纷迭起,理论上争论纷纭。土地所有权的主体不明,土地所有权的权能弱化是当前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面临困境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对当前各种改革思路具体分析和评价的基础上,提出摆脱目前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困境的根本出路:立法上明确规定以村为单位的农民集体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设立村集体财产管理委员会代表村民集体行使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通过构建集体土地使用权制度来完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     

农村党组织创新公共服务职能:背景、路径与经验——基于豫西Z村的个案分析

农村社区化建设和公共服务下沉要求农村党组织进行功能转型,创新公共服务职能。豫西Z村党组织在公共服务职能建设中进行了创新实践,表现为建立"民事村办"服务体制、实施"金喇叭"和"金钥匙"工程三个方面,并形成了以服务为导向、党员为主体、村民为动力三位一体的公共服务建设的个案经验。总体来看,Z村党组织创新实践的个案经验属于自我生长型的草根经验,这种草根经验不同于政府主导型经验,它来源于农村和农民,在实践中更具有生命力和适用性。     

“穷根”与“翻身”:第二次乡村变革后的精英再生产机制研究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乡村精英再生产机制的变迁。鲁中三村的精英再生产机制展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精英循环或再生产机制的一个侧面,具有典型的个案意义。跨时段调查结果显示,这些村庄的“新贵精英”及其后代打破了“穷根”的诅咒,而传统精英及其后代则实现了“翻身”。当代农村社会结构被再生产的新贵精英与传统精英重新塑造:前者重视以政治体制内的权力资源为主体的各种资源的融合利用,通过体制安排实现了代际传承|后者重视以文化与经济资源为主体的各种资本的再发掘,代际“言说”机制起到巨大作用。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两者的再生产机制开始趋同,即依赖的再生产资源都开始趋向于文化资源。同时,农村的现代“边缘群体”利用暴力性行为等,也在获取资源的过程中形成了“准精英”群体。     

乡村治理组织的“过密化”困境及整合——华南G村分析

当前乡村治理现代化面临着治理组织“过密化”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外部组织过多嵌入与内生性组织无效率增长,两者在乡村治理场域中相互博弈、纠缠乃至相互争斗,导致乡村治理资源耗损过高,影响了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研究表明,破解乡村治理“过密化”困境首先需要建设强有力的乡村党组织,系统整合各类治理组织,坚持专业化、系统化的原则,构建符合乡村社会发展实际需要的乡村治理组织体系。在此基础上,明确乡村治理组织相应的职能,突出组织的专业化,同时要及时清退“空壳”组织,优化乡村治理资源,规范乡村治理组织创设机制。     

互联网时代农村党组织社会治理何以“取信于民”?——以“乡村振兴”样板的山联村为例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裂变公开与守规绩效兑现是建构社会信任的充要条件。从信任建构的二维性出发,农村党组织通过提升农村社会治理能力"取信于民",可以破解"中央很好,村干部很坏"的社会怨念。"未富先污"的山联村成功转型"美丽乡村",富含农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振兴"的社会治理经验。从山联村经验来看,互联网时代农村党组织一方面应选培具有"新能人"特性的农村党组织领导班子,健全农村党组织"上下级"关系协调的日常制度,增强农村党组织长期执政能力、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夯实自身的战斗堡垒作用;另一方面,应整合信息公开的"互联网+"模式,实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治村政策,"有诺必践"兑现村民守规绩效,创新农村事务合作共治,实现互联网时代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