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质量与资本成本——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盈余质量和资本成本一直是西方实证研究的热点,以2001年～2004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采用DD模型和Jones模型计量盈余质量,检验公司盈余质量对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盈余质量显著影响公司资本成本,公司盈余质量越高资本成本越低.按照产权性质分类回归的结果表明,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上市公司,盈余质量越高资本成本越低,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市场能区分质量好坏的公司,能有效引导资源优化配置.     

审计委员会与信息披露质量: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择深交所信息披露考评结果与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精度作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衡量指标,使用2006年深市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审计委员会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与未设置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相比,设立审计委员会的上市公司具有更高的信息披露质量,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对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在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的过程中应重视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建设.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研究

本文从促进资本市场信息的良性传递和降低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强化信息披露、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建立股东本位理念、提高公司盈利能力等完善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建议,对完善我国股利政策,保护投资者利益和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分行业信息披露与公司股东结构——基于一项“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基于沪深交易所交错发布上市公司分行业信息披露指引这一准自然实验，本文实证考察了分行业信息披露对公司股东结构的影响。双重差分模型的研究结果显示，分行业信息披露政策的实施显著增加了公司股东户数，拓宽了公司股东分布的广度。从内部构成来看，分行业信息披露政策的实施主要增加了个人投资者和境外机构投资者的持股，境内机构投资者持股随之减少。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上述非对称性影响在业务复杂度较高的公司样本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些结论表明分行业信息披露有助于降低投资者(特别是个人投资者和境外机构投资者)的信息获取和解读成本，进而建立公平的市场信息环境。本文的研究为深入理解我国上市公司股东结构变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同时对正在进行的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制度改革实践也具有良好的启迪。     

研发披露、管理层动机与市场认同:来自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研发是公司竞争力的重要来源,而研发披露是市场了解公司研发活动和未来发展潜力的主要方式。但是,管理层在是否披露及以何种方式披露的选择上具有很大自主权。那么,市场最认同哪种研发披露方式呢?本文基于股票市场的证据对三种最主要的研发披露方式(开发支出、董事会报告和现金流量表附注)进行了探讨。通过摘录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2001-2009年年报的披露信息,本文比较不同披露方式在资本市场的价值相关性以及不同披露方式下披露的公司与不披露的公司产品市场绩效的差异,并以此来检验不同研发披露方式的市场认同度。实证结果表明,董事会报告的研发披露由于一方面没有盈余管理的嫌疑,另一方面在显著位置表明管理层对公司研发活动的信心,因此应该最受市场认同;而现金流量表附注的研发披露虽然也没有盈余管理的嫌疑,但以附注披露的位置而言很难认为是公司有意对市场的信号显示,因此,市场认同度虽高于有盈余管理的开发支出,但却低于董事会报告的研发披露。本文的结论对于我国上市公司研发披露的实务和基于研发数据的实证研究都具有现实与学术意义。     

基于公司年报披露的交易量与信息不对称研究

在资本市场中,信息的经济意义表现得最为突出,主导这个结果的关键因素是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与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估价之间存在着较大程度的关联性.定期报告作为市场中非常重要的信息来源,其披露的盈余信息应是投资者最关注的信息,以公司年报信息披露为事件,研究了交易量对于年报披露事件的反应以及超常交易量与信息不对称指标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与国外发达市场不同,在年报披露前,中国证券市场上的股票交易量不减反增,而且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继续交易,投资者并没有选择延迟交易以降低风险,这说明中国股票市场上的投资者并不理性.     

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盈余信息质量

独立董事是现代公司治理机制设计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的在于减少公司的代理成本、保护中小投资者,同时提高董事会的决策能力。独立董事是否能够发挥监督和咨询作用,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独立董事是否有能力独立;二是独立董事能否有效履职。这两个方面可以具体化为独立董事的专业背景、在董事会的占比、独立董事报酬和参会次数。本项工作考查了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盈余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以盈余管理程度、深交所信息披露评级、盈余激进度和盈余稳健度的4个指标衡量上市公司盈余信息质量。我们发现,董事会中具有财务或会计背景的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独立董事占比较高,上市公司盈余信息质量较好。独立董事参会次数越多,代表公司问题较多,相应地公司的盈余信息质量则较低。但是,我们没有发现独立董事报酬与公司盈余信息质量之间有显著关系。     

盈余管理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MM定理开创了研究现代企业融资行为和资本结构管理的先河,国外诸多学者研究表明,资产结构、公司规模、非债务税盾、成长能力、公司业绩、财务困境成本等因素影响资本结构的选择,但是上述研究都没有考虑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研究上述影响因素的同时引入盈余管理作为资本结构的解释变量,选取中国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中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与资本结构负相关,资产结构与资本结构正相关,公司规模指数与资本结构正相关,非债务税盾与资本结构负相关,公司成长指数与资本结构正相关等结论.     

股权结构与择时披露

本文从股权集中度视角出发,分别探讨了国有控股公司和民营控股公司股权集中度对上市公司择时披露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对于国有控股公司股权集中度与管理层选择周末披露的概率呈正U型关系;对于民营控股公司股权集中度与管理层选择周末披露盈余公告的概率呈倒U型关系。进一步,由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控制链较长,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问题严重,我们又从终极控制权,以及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角度研究了民营上市公司择时披露的影响因素。与股权集中度影响类似,我们发现在民营上市公司中,终极控制权持股比例与管理层选择周末披露盈余公告的概率呈倒U型关系,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与管理层选择周末披露盈余公告的概率呈正向关系。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盈余质量吗？——基于盈余反应系数视角

在政策号召和市场竞争的推动下,我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实践受到关注。以2008—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借助长窗口的盈余-回报模型,从盈余反应系数视角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有效提升企业的盈余质量。研究发现：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进程能够缓解企业内外信息不对称程度,对披露的盈余质量起到显著提升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提升作用在国有产权性质和知识产权受到保护的企业中更加明显;研究还验证了资本市场表现和信息透明度两条路径机制。     

多代新技术的最优投资策略和扩散研究——一种实物期权方法

本文通过将新技术的出现描述为泊松过程,在未来多代新技术和投资成本随新技术出现不断下降的情形下,通过新技术采纳的累积概率分布函数,研究企业最优的技术投资策略以及新技术的扩散过程。在分析未来两代新技术的情形时,对比净现值(NPV)法则下得到的企业最优投资策略,由于NPV法忽视了企业推迟投资的期权价值,企业在NPV方法下只能得到次优的决策。数字释例显示出企业的技术采纳行为如何受到创新速度、折现率、投资成本及其下降幅度的影响。进一步在无穷代新技术的情形下,得到了企业最迟投资时间的计算方法。本文模型可以用来预测现实中企业的投资策略,并为实证分析新技术的采纳和扩散过程提供了理论支持。     

资金约束条件下的垄断企业策略性退出模型研究

传统的垄断企业退出模型没有考虑资金约束问题,通过研究双寡头企业在资金约束条件下如何从需求不断萎缩的产业退出的问题:首先描述了双寡头垄断企业策略性退出的基本模型,然后引入资金约束变量,分析企业资金实力如何影响和决定退出时机和顺序。结果表明,虽然不具备策略优势并且也将在消耗战中遭受损失,但雄厚的资金实力能保证企业在退出博弈中胜出,并且获得最后的垄断利润。因此,拥有雄厚资金实力的垄断企业的最优策略通常是继续保留在市场中,而不是传统模型中所指出的由于不具有策略优势而最先退出。     

考虑资金收益情况下的供应链回购契约

在制造商的资金收益率大于零售商资金收益率的情况下,以报童模型为基础,研究了资金收益对回购契约的影响.系统预期利润变为与批发价相关,利用拉格朗日方程求解了满足零售商参与约束、同时使系统和制造商预期利润取得最大值的契约参数.与不考虑资金收益情况下的供应链协调不同的是:订货批量大于相应批发价下不考虑零售商参与约束的最优订货批量;若零售商的保留利润一定,则回购价增大;回购价可以大于批发价,批发价可以小于制造商的边际生产成本.     

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企业绩效:基于动态环境的实证研究

根据对中国大陆企业人力资源部的经理和有关管理人员进行调查的111份有效问卷,分析经济转型和企业国际化的动态环境下,人力资本、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通过质量和数量、匹配性、互补性、异质性这4个指标来衡量企业的人力资本,并以层级回归和多层次理论对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通过人力资本的部分中介作用来表现的;动态环境会减弱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影响人力资本的直接作用关系,以及减弱人力资本的中介作用,即与稳定的环境相比,动态环境在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人力资本间具有调节效应。     

消费者寻求多样化与厂商折扣定价竞争

在很多市场环境中，消费者喜欢尝试不同产品的特性，重复消费同一商品会产生滞留成本。本文通过构建两期动态博弈模型，研究了滞留成本对企业折扣券定价行为的影响，并与其他定价策略的市场绩效进行了比较。本文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会通过折扣券奖励忠诚的消费者，即企业会对重复购买自己产品的消费者给予价格优惠，而对新消费者制定高价格；（2）在均衡中，随着滞留成本的提升，消费者剩余和社会总福利降低，企业利润上升；（3）与其他定价机制相比较，折扣券定价策略下的社会总福利较低，政策制定者应当限制此类策略的应用。     

我国上市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度实证研究

运用回归分析和因子分析法,对国内A股上市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不能反映公司的融资约束程度,这与一些国内学者的观点不一致;上市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度与其盈利能力显著正相关,与其偿债能力显著负相关;民营上市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度低于国有上市公司,但其盈利能力也显著低于国有上市公司。因此,民营上市公司较低的投资-现金流敏感度并不表明其融资约束程度也较低;相反,这正说明民营上市公司因受到融资约束而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     

转型期核心员工的离职创业行为与家族制企业

现有关于家族企业形成原因的研究,基本都是从文化、观念、习俗这些社会资本元素出发,本文则试图从转型制度特征下核心员工离职创业的角度对当代中国家族企业的形成进行一个新的解释.企业的核心员工是企业竞争优势的主要载体,本文认为,在经济转型时期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保护的法律相对薄弱、社会创业壁垒逐步降低、职业经理人市场建设处于初级阶段等制度因素的背景下,为了防范企业核心员工离职创业导致在同一行业内形成新的竞争,在位企业往往会采取家族性治理的方式.     

环境不确定性、企业高层管理者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在对来自中国企业的438份有效问卷进行调查,以及对14位中国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开展深度访谈的基础上,研究了企业高层管理者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在两者关系间的权变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高层管理者社会资本分成市场社会资本和非市场社会资本2种,这2种社会资本都会显著提高企业绩效。随着外部环境复杂程度越来越高,企业高层管理者非市场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正影响越来越显著;随着外部环境动荡程度越来越高,高层管理者市场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正影响越来越显著。此研究结论不仅通过实证检验了企业高层管理者对企业绩效的积极作用,拓宽了现有的战略管理体系对其作用的认识,而且有助于解决中国企业高层管理者的现实困惑。     

发行管制条件下的股权再融资市场时机行为及其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本文基于A股市场再融资管制环境,检验了A股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行为中的市场时机特征及其对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再融资中的市场时机行为显著,表现为两方面:(1)市场高涨时,会有更多的公司申请再融资;(2)申请再融资成功的公司,市场时机适合时融资规模更大.进一步分析发现,无论是申请再融资公司的数量还是再融资规模,市场时机都包括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基于股价的时机,另一部分是基于再融资管制政策的时机,后者在配股中约占36%.基于市场时机的更大融资规模导致再融资当年杠杆率下降更多,但由于存在发行价格和规模限制,市场时机对资本结构的 影响短暂.     

When labor representatives join supervisory boards: empirical evidenc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nge to parity codetermination and working capital and operating cash flows

We examine how the change to 50% labor representation on German supervisory boards is related to working capital and operating cash flows, since both are proxies for short-term financial policies. We expect the change to be associated with reduced working capital and increased operating cash flows. Using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we compare a sample of listed and non-listed firms that changed to parity codetermination between 1987 and 2014 with two different groups of control firms that did not change their level of codetermination. In line with our hypothese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a change to parity codetermination is related to lower working capital and higher operating cash flows compared to our control firms. We conclude that firms begin to engage in more efficient 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due to the change to parity codetermination on supervisory boards. We also conclude that the positive short-term effects on the firms’ operating performance imply that labor representatives do not bear just the interests of employees in mind, but also those of other stakehold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