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者留任影响控制权变更吗?

本文主要研究管理者留任是否影响控制权变更,通过分析国有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过程中的交易价格溢价,研究企业高管是否存在压低交易价格换取留任的自利行为。我们对1993～2005年共13年国有上市公司控制权转让的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管理者留任将影响控制权变更,国有上市公司控制权交易溢价越低,董事长和总经理留任的机会就越大,全体高管人员留任的比例也就越大;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国有企业的高管人员在控制权变更过程中谋取私利的行为更明显;与非控制权转让的公司相比,国有企业董事长的留任会降低控制权交易的溢价水平。本文为规范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行为、保护投资者权益提供了实践依据。     

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实证分析

通过1998年～2004年间发生的54个非流通股协议转让事件估计中国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私有收益,用两个指标来度量控制权私有收益,第一个指标是协议转让的每股价格相对于每股净资产的溢价,第二个指标是协议转让的溢价总值与企业净资产的比率.研究发现,买方为获得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平均支付的每股溢价达45%,平均总溢价水平达17%.进一步对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影响因素进行横截面分析发现,股权转让规模和交易完成后买方的持股比例越大控制权私有收益越高,业绩较差的企业的控制权私有收益反而较高,其他大股东和债权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控股股东攫取控制权私有收益.研究结果表明,掌握了企业控制权的大股东能够排他性地享有控制权私有收益.     

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的市场反应研究

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的市场反应及其影响因素是实证会计研究的重要议题。在梳理控制权转移的方式、提炼和分析控制权转移市场反应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选取2007年至2011年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事件研究法从发生控制权转移的上市公司股价变动的累计平均超额收益角度检验控制权转移的市场反应,运用多元回归法分别检验控制权转移的市场反应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全窗口期(-20,20)股价变动的累计平均超额收益率为13.549%,以事件日为临界点,呈现出先剧烈后舒缓的增长趋势,直至增长态势消失,说明存在信息提前泄露的情况,控制权转移的信息在事件日前已经被消化;行业变更、高管变更、转让价格与二级市场价格的比值、高管持股变更、现金支付等因素使投资者获得更高的超额收益,而转让方式影响不显著;转让价格的影响最显著,说明转让价格在控制权转移市场反应中的敏感性高。研究结果为控制权市场的规范和监管提供依据。     

地方保护主义、股权转让方式与控制权私有收益:基于大宗股权协议转让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股改之前七年内引发控制权变更的非流通股协议转让事件为样本,区分本地并购与异地并购、相关并购与多元化并购,对实际控制人通过转让控制权攫取私有收益的程度进行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实际控制人,以及普遍受到地方政府干预的非政府实际控制人将控制权转让给异地、异行企业时获得的转让溢价更高;支付较高控制权转让溢价的并购方实施内幕交易的程度更严重,获得的累计超额收益更多。     

我国家族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影响因素研究

当家族利益与上市企业利益相分离时,家族有动机攫取控制权私人收益。采用控股股权转让与非控股股权转让的溢价差来度量控制权私人收益的方法,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家族上市企业的控制权私人收益水平达到30.56%;控制权私人收益水平与资产负债率显著正相关,与企业规模显著负相关,与控股股权转让比例存在不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与股权离散度和大股东制衡不相关。研究结果说明我国家族上市企业的公司治理存在着结构形式完整,控制权配置不合理的缺陷。     

国有企业高管跨体制联结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基于“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转让股权”的经验证据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质是要打破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存在的体制障碍,加强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的相互融合。那么,那些具有跨体制(即跨越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两种体制障碍)联结关系的国有企业高管,是否会有助于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呢?鉴于"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转让股权"是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条重要改革途径,因此本文基于国有上市公司的股权转让数据考察国有企业高管跨体制联结对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转让股权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高管没有跨体制联结关系的情况相比,当国有企业高管拥有跨体制联结关系时,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转让股权的可能性较大;当跨体制联结关系是由内部董事形成,对于发生在管制性行业和不影响公司控制权变更的股权转让,高管跨体制联结对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转让股权的正向影响越强。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高管跨体制联结主要通过传递交易信息和环境信息、缓解意识形态障碍等机制影响国有股权向私营企业转让。这些发现意味着,搭建国有企业高管与私营企业高管之间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创造国有股权转让的公平交易环境,对助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有重要意义。     

治理环境、政府控制和控制权定价——基于中国证券市场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2001-2004年间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治理环境、政府控制对控制权交易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较好的治理环境会降低控制权的交易价格;对政府控制企业的控制权定价显著高于非政府控制的企业;股权制衡程度越高,对控制权的支付价格越低。进一步研究还表明,治理环境对控制权定价的负向作用在政府控制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影响更大。本文对理解转型经济中制度环境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提供了有益视角。     

并购后高管变更的绩效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基于前人关于高管变更和公司控制权市场的研究,本文分析了上市公司控制权变化后高管变更和绩效之间的关系。我们假设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后,高管的变更会促进这些公司财务绩效的提高。本文选用1996-2001年间深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中76家高管随第一大股东变动而变更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并设立了47家第一大股东变动而高管未变更的上市公司作为对比组,用经过行业调整的财务绩效来分析比较。结果发现,公司控制权变化后高管变更的公司的绩效显著提高,而且绩效表现好于公司控制权变化后高管未变动的上市公司的绩效表现。     

目标公司控制主体变更及其溢价效应研究——来自我国企业并购的证据

控制主体变更将给目标公司带来新的治理能力来源,从人本角度将会改变目标公司的经营轨迹,对目标公司产生深远影响。基于上述设想,本文沿“控制主体变更—新控制主体—控制主体来源—股权遗留”这一主体变更细节分解思路,详细分析了不同控制主体和遗留股权对目标公司溢价的影响,并以1996-2019年发生并购的公司为样本对上述理论设想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与理论分析基本吻合。控制主体变更的目标公司存在显著溢价;利用和放大目标公司的独特性资源优势及提高管理效率是新控制主体掌控公司后提升公司绩效的重要抓手,构成了控制主体变更后实现公司溢价的重要内推机制;内源性和外源性控制主体对目标公司溢价的影响有显著差异。本文还探讨了原有控制主体的股权遗留对目标公司溢价的影响,研究发现股权遗留的影响也呈现差异化。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结论稳定。本文对拓展并购价值研究、指导中国企业并购实践和提高并购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股权分置改革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基于迎合理论的证据

本文选取2001~2010年的数据,基于迎合理论,考察股权分置改革前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行为。研究发现,股权分置改革前,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反映投资者偏好的现金股利溢价并不相关;股权分置改革后,现金股利溢价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解释力显著增强。这一结果表明,股改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更加注重中小投资者的偏好。股票股利溢价对上市公司的股票股利政策在股改前后均有显著影响,这表明上市公司股票股利政策与中小股东的偏好密切相关。     

控股股东寻租条件及其价值衡量

控股股东寻租是有条件的,通常当控股股东对经营预期低于寻租,临界值时,控股股东就会寻租：当企业发展速度低于一定数值,控股股东可寻租额较大时,控股股东总会寻租。企业发展速度、控股股东股份和企业收益都会影响寻租临界值的大小。当存在控股股东寻租时,控股股东寻租的价值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股权交易进行衡量,如采用市场收购控股权,控股股东寻租价值要高于其股份因收购而溢价的部分,如采用协议转让控股股份,控股股东寻租价值相等于控股股东股份的溢价部分。     

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治理参与能够有效抑制并购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吗?

本文基于卖方为国有上市公司的并购数据,考察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治理参与对国有企业出售国有资产或股权时索要并购溢价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当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时(与没有参与公司治理情况相比),国有企业在出售国有资产或股权时索要的并购溢价水平会相对较高;(2)当国有企业党组织成员参与董事会或监事会治理时,党组织的治理参与对并购溢价水平会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当党组织成员参与高管团队治理时,党组织的治理参与对并购溢价水平的正向作用并不显著;(3)在卖方为地方国有企业中,党组织治理参与对并购溢价水平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卖方为中央国有企业中,党组织治理参与对并购溢价水平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4)当将国有资产或股权出售给私企(包括民营和外资)和异地国企时,党组织的治理参与对并购溢价水平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将国有资产或股权出售给中央国企和本地国企时,党组织的治理参与对并购溢价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上述研究发现不仅在理论上拓展了有关并购行为中政府干预作用的现有研究,还在实践上为发掘党组织作用提供了有益的实践启示。     

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对控制权私有收益影响分析

在集中的股权结构下,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享有的控制权可能超过其持有的现金流权,造成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两权分离"。两权分离使得终极控制股东有能力侵害小股东利益。本文以70家发生股权交易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现金流权、控制权、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影响控制权私有收益情况进行实证研究。试图为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以及中小股东利益保护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     

股权结构与择时披露

本文从股权集中度视角出发,分别探讨了国有控股公司和民营控股公司股权集中度对上市公司择时披露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对于国有控股公司股权集中度与管理层选择周末披露的概率呈正U型关系;对于民营控股公司股权集中度与管理层选择周末披露盈余公告的概率呈倒U型关系。进一步,由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控制链较长,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问题严重,我们又从终极控制权,以及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角度研究了民营上市公司择时披露的影响因素。与股权集中度影响类似,我们发现在民营上市公司中,终极控制权持股比例与管理层选择周末披露盈余公告的概率呈倒U型关系,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与管理层选择周末披露盈余公告的概率呈正向关系。     

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绩效研究——基于经营业绩的分析

已有对公司并购绩效的研究没有得出一致结论,本文运用会计研究法研究公司控制权转移的绩效,文章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计算公司经营业绩综合得分,分析控制权转移方式、第一大股东性质变动、转让的股权比例、高管变动等因素对控制权转移后公司业绩变动的影响,并考察控制权转移中是否存在盈余管理问题。研究表明,控制权转移没有显著提高公司业绩,业绩的提高反而是部分来自于盈余管理。说明现阶段市场环境下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不仅不是代理问题的解决方法反而是代理问题的表现形式。     

国企混改如何影响公司现金持有?

国企在不断引入非国有资本发生混改过程中,既可能因硬化预算约束而强化企业融资约束,又可能通过形成多元股权融合而优化公司治理结构。那么,国企混改如何影响公司现金持有?本文基于我国A股2003～2015年国有上市公司平衡面板的经验证据表明:国企股权多样性、融合度与控制权转移对现金持有水平存在差异影响,仅股权融合度与现金持有水平正相关。除股权多样性外,融合度与控制权转移主要通过治理效应路径影响现金持有行为,股权融合度在抑制超额持现的过度投资、促使现金持有水平增加的同时,还促进了研发投入。控制权转移在减少超额持现的过度投资的同时,还增加了研发投入与股利支付。进一步研究表明,股权多样性因未优化现金持有行为最终也未带来企业价值的提升,股权融合度所优化的现金持有行为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在现金持有水平较低时较为凸显,控制权转移在优化现金持有行为的同时亦明显提升了企业价值。上述发现在为时下进行的国企混改提供政策参考的同时,也为混改国企的现金持有决策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借鉴。     

终极所有权结构对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使用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截面数据,应用一系列OLS实证检验终极所有权结构对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终极所有权结构确实影响资本结构选择。具体而言:(1)现金流量权与债务水平正相关;(2)控制权与债务水平负相关;(3)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的分离度与债务水平负相关;(4)控制权超过现金流量权的公司具有显著低的债务水平;(5)终极控制股东是国有公司的债务水平显著低于终极控制股东是民营等非国有的公司;(6)董事会成员中终极控制股东派出的董事越多的公司具有相对多的债务水平。本文提供的经验证据支持这样的论点——在控制权超过现金流量权的情况下,终极控制股东会利用手中的控制权"掏空"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和减少债务融资以摆脱对"隧道"行为约束的效应明显。     

民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与现金股利研究

实际控制人对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分配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2004-2006年沪深证券交易所的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实际控制人与现金股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证实,实际控制人通过IPO的方式获得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同现金股利显著正相关,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同现金股利显著正相关,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发生分离和采用金字塔控制方式同现金股利显著负相关。而且,与通过非IPO的方式获得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实际控制人相比,通过IPO的方式获得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实际控制人其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对现金股利的影响更加显著,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发生分离和控制方式为金字塔时发放的现金股利更多。     

西藏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与经营要素关系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4-2009年西藏上市公司的共20季度财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高管薪酬水平为被解释变量,以股权集中度,公司规模,第一大股东国有性质,净资产收益率为主要考察对象,检验西藏上市公司高管激励的影响因素。结论表明,高管薪酬水平与经营业绩无显著相关关系,股权集中度和公司规模与高管薪酬水平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通过逐步回归法发现高管薪酬水平同公司规模,股权集中度的回归呈现多元线性关系。     

大宗股权转让和公司控制

本文研究了上市公司大宗非流通股权转让对公司市场价值的影响。利用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1995～2000年间的大宗非流通股权转让记录,我们发现在中国大宗非流通股权转让的市场反应为正。平均而言,股票价格在转让公告前75个交易日开始上涨直至公告日,平均累积超额收益大约为7.9％;此后大致保持水平。研究结果表明大宗股权购买者在公司监督和管理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本文分析结果与监督假设基本一致,没有支持剥夺假设的证据。股权转让产生的累积超额收益与转让股权占总股本的比例大小有关,二者具有非线性关系。分析结果与“壕沟保护”假设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