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金红利看第一大股东对高级管理层监督

本文旨在考察大股东和高管在现金红利中的不同动机.以1999-2004年度的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公司高级管理层对现金红利的影响,考察第一大股东发放现金股利的动机,并分析第一大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和控制.我们发现,当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二职合一)时,公司发放的现金红利较低;当董事会中管理层比例较高时,公司发放的现金红利也较低;但当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较高时,公司的现金红利则较高.进一步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的控股能够削弱二职合一对红利的负面影响,也能够削弱董事会中管理层比例对现金红利的负面影响.本文的经验结果支持了代理理论和大股东降低代理成本假说,即公司管理层普遍不愿进行现金派送,但是大股东能够监督管理层的红利政策;而且大股东的控股比例越高,这种监督作用越明显,越能够缓解代理问题对红利政策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即股权分置改革的后期,不一定要急于过度分散股权结构,当大股东和高管分属不同主体时,适度的股权集中有利于对管理层的监督.     

股权结构、高管持股与公司绩效——来自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1999年至2003年的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回避国有上市公司的非市场因素,研究股权结构、高管持股对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显示:第一大股东绝对控股时,其持股比例越高公司绩效越好,这时高管的股权激励无法发挥作用;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20％时,高管的股权激励也无法发挥作用;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20％至40％之间时,其持股比例和绩效呈现倒U型关系,这时高管的股权激励发挥显著的作用。不同的股权结构对股权激励和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设计公司治理机制时应充分考虑这一因素。     

公司治理对代理成本的影响——来自上市公司2008年制造业的数据

代理成本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文分析了公司治理对代理成本的影响。得出结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负相关;股权制衡度与代理成本负相关;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关系不显著;董事会规模与代理成本关系不显著;董事会会议次数与代理成本正相关。     

控股股东代理问题与公司现金股利

学者们围绕公司代理问题与现金股利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所得结论不尽相同。结果模型认为代理问题越严重的公司发放的现金股利越少,而替代模型认为治理质量较差的公司倾向于支付更多的现金股利以保持良好的声誉。在公司股权结构集中的情况下,公司代理问题主要存在于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探讨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何影响公司股利决策具有重要意义。 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不同导致公司代理问题的差异,从而对公司股利政策产生影响。以2006年至201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分析样本,采用Tobit模型考察控股股东代理问题与公司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并借鉴Fama and French的价值回归模型测量代理问题严重程度不同的公司发放现金股利的价值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当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时,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进行利益侵占的可能性较大,公司发放现金股利可以减少代理成本,股利支付率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成正比。当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上升到一定程度后,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协同效应占据主导地位,公司分配现金股利缓解代理冲突的必要性较小,股利支付率随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减少。同时,与控股股东协同效应较强的公司相比,当控股股东表现为利益侵占时,公司支付现金股利的治理作用较强,现金股利的价值效应较大。 基于股利支付水平和现金股利价值两个维度的研究结果表明,替代模型对于解释中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行为具有适用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控股股东代理问题影响公司现金股利的相关研究成果,同时也对中国监管部门进一步规范公司现金分红具有理论借鉴意义。     

股权分置改革后控股股东代理行为实证分析

本文借助所构建的控股股东代理行为指数,对股权分置改革后的控股股东代理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通过控制上市公司董事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间接侵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比较普遍;大股东间的股权制衡对控股股东代理行为有抑制作用;增加独立董事比例、保障中小股东的投票权,减少隶属于控股股东单位的公司董事数量,建立适度规模的董事会有利于抑制控股股东代理行为。     

高管股权激励与大股东掏空抑制研究:大股东异质特征和制度情境的调节效应

在引入合谋薪酬的委托代理模型中,探究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作用机制,通过数值模拟与规范分析,从收入效应、风险效应以及身份转换效应三个层面阐释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影响路径,并以我国沪深A股2009年至2013年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面板回归分析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存在抑制大股东掏空程度的作用;在股权集中度低、控股层级高和两权分离度大,以及市场化程度低、国有性质和集团控股的公司中,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抑制作用显著,成为有助于投资者保护的内部治理机制;准自然实验的PSM-DID方法稳健性检验也支持了研究假设,并且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在滞后两年的抑制效应显著。研究揭示了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抑制作用及情境差异,这为从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提出抑制大股东掏空的政策提供了启示。     

公司治理机制互动的实证研究

解决公司中的委托代理问题和有效监督管理层需要各种治理机制共同发挥作用.利用2002年～2005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研究大股东股权竞争、董事会构成、经营者股权激励和监事会行为4种公司治理机制的互动关系.实证结果显示,大股东股权竞争与董事会构成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大股东股权竞争与经营者股权激励、董事会构成与监事会行为之间存在互补效应,这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关系呈现出复杂的特性.这一研究结论为继续深化中国的公司治理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提高公司治理水平需要理顺各种公司治理机制的关系.实现治理机制的协同发展.     

股权比例、大股东"掏空"策略与全流通

本文从股票价值的现金股利模型和Ohlson模型出发,得出非流通股价值基本上由现金股利或非法侵占所决定的结论.非流通股股东实现其股权价值最大化的途径有两个派发现金股利和侵占公司资源.单方和多方博弈的结果表明,控股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越高,侵占公司资源的可能性越低;在大股东数量少、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的情况下,大股东可能会合谋侵占公司资源,导致上市公司资源被侵占的程度增大;随着大股东数量的增多,上市公司资源被侵占的可能性和程度都会降低;在股权极其分散(全流通)的条件下,大股东仍有极大的动机侵占上市公司资源,经验结果支持以上的推论.     

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结构分析

本文结合公司财务理论,研究了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董事会结构的影响。本文着重于董事会对经理层的监督和对大股东的擎制这两项基本功能。文中结果显示:股权集中程度降低独立董事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却又抑制总经理、董事长两职合一。民营企业的独立董事比例较高,两职合一情况则较多。本文还显示,不同性质股权的比重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国有股对独立董事比例有负面作用,但当国有股比例特别大时其作用则不明显。国有股对两职合一有推动作用,尤其是在国有股比例特别大时。社会法人股对独立董事有负面作用,而当社会法人股比例特别大时,社会法人股又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两职合一。本文的发现说明了一个有趣的但又被人忽略的现象:股权集中与否和股权性质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照搬西方现有理论,简单的分散股权或实现国有股的全部退出未必一定能在所有方面改善公司治理。     

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价值关系假说的检验:一个案例研究

本文基于对“烟台发展”股权演变与其价值互动关系的考察．分析了大股东持股动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及其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二大股东和第三大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之间的差距对公司治理结构、管理团队、战略等因素的影响．进一步检验了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价值关系的不同观点．认为控股股东的持股动机是影响公司价值的重要因素。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比前三大股东合计持股比例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更具解释力．而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价值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或左半倒U型关系．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之间的持股比例以及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第三大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之间的差距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影响作用。     

现金股利政策、代理成本与公司绩效

从现金股利代理理论的视角考察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经济影响,为资本市场股利政策改革提供重要依据.基于2004年至2012年中国沪、深股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管理费用率、资产周转率和其他应收款占比度量上市公司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第一类代理成本和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第二类代理成本,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实证检验现金股利通过两类股权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影响上市公司绩效的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现金股利显著降低两类股权代理成本,继而提高上市公司绩效,两类股权代理成本在现金股利影响公司绩效的过程中发挥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现金股利政策从总体上表现出治理效应占优.适度的现金股利不仅有利于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而且有助于公司价值的提高.     

多个大股东存在下的董事会结构模型及其实证检验

考虑到我国普遍存在大股东集中持股的客观现实,基于大股东"掏空"动机,区分大股东间"监督"与"合谋"两种不同关系,本文构建多个大股东存在下的董事会结构理论模型,并结合该模型的理论涵义推演出研究假设.以1999-2005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董事会中内部董事比例和第一大股东选派的外部董事比例都随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增加,随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减少;此外,当公司的终极控制为国有性质的时候,内部董事和第一大股东选派的外部董事比例更大,而独立董事比例则更少.实证检验的结果验证了理论模型的理论预期.表明所提出的理论模型能够揭示多个大股东存在下董事会的结构特征.同时印证了模型构建的正确性.     

第一大股东干预分红就是“掏空”吗?

以中国A股民营企业为样本，以《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文件)的实施为契机，考察股利税税率降低后公司自然人第一大股东是否利用分红“掏空”公司.研究发现：股利税税率降低后，自然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公司现金分红提升的可能性越大；但从投资者角度来看，自然人第一大股东干预分红的行为并不损害公司价值.还发现，股利税税率降低后，自然人第一大股东获得分红有助于降低公司“资金占用”水平，并且股利税税率降低对自然人第一大股东分红动机的激励作用仅在公司治理较好时显著.     

制度环境、公司治理与股价信息含量

股价信息含量决定因素研究是目前资本市场领域的实证研究热点,以2000年～2005年的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非平衡面板教据模型的回归方法,实证分析制度环境与公司治理因素对股价信息含量的影响,制度环境因素包括区域制度环境和双重上市两个方面,公司治理因素包括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治理会议、管理层激励和审计质量5个方面.实证结果表明,在制度环境较好的省市,股价信息含量较高,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股价信息含量呈倒U型关系,双重上市、股权制衡度、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规模、股东与董事会年度会议次数和管理层持股比例与股价信息含量显著正相关,国有股比例与股价信息含量显著负相关,两职合一和审计质量对股价信息含量没有显著影响.实证结果时于如何提高证券市场股价信息含量和资源配置效率有较大的政策指导意义.     

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信息透明度相关性研究——以深市制造业企业为例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运用2012年深市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信息透明度的相关性。研究表明: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两职合一、资产负债率与会计信息透明度负相关,其他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无限售条件股份、监事会规模、高管持股比例与会计信息透明度正相关,董事会规模与独立董事比例与会计信息透明度无显著关系。提出改善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建议。     

双重委托代理下独立董事治理效应研究

为深入理解独立董事在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下的治理功用,并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结构提供理论借鉴,运用双重委托代理理论对独立董事治理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一方面为监督CEO而提高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比例,CEO会越不愿意与董事会共享公司内部信息,使得独立董事难以直接降低第1类代理成本;另一方面,为监督大股东侵占而必须进行的独立董事"独立化"有可能在抑制第2类代理问题的同时,削弱大股东治理机制的有效性,诱发严重的股东与经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间接增加第1类代理成本。     

股权特征与董事会领导结构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用 1998 年以前上市的所有 A 股公司作为样本,对样本公司的股权特征与董事会领导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模式的公司比例在逐年下降;(2)含有国家股和国家股比例越高的公司越倾向于总经理和董事长两个职位由同一个人担任;(3)由母公司控股以及中央和部委所属的公司更倾向于由大股东董事长同时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长;(4)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控股股东董事长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可能性就越大。     

国企分红、在职消费与公司业绩

代理理论是否能够解释我国国有企业收益分配政策,是国有企业收益分配和公司治理领域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以代理理论为基础,运用2003~2006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政策与高管人员在职消费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相对非国有最终控制的公司而言,国有最终控制公司高管人员的在职消费程度与公司业绩负相关,而支付现金股利可以显著降低高管人员的在职消费程度。这表明国企分红在抑制在职消费的同时,减少了代理成本。这为我们从优化公司治理、约束管理层代理动机角度思考国有企业收益分配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     

上市公司治理因素与财务困境关系的实证研究

对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因素与财务困境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以1998~2005年被ST(special treatm ent)的公司及其配对样本共计528家作为研究样本,通过使用二元Log istic回归分析方法,发现大股东持股比例、H-10股权集中指数、股权制衡度、国家股比例、最终控制人类型、独立董事持股比例以及审计意见与公司发生财务困境的可能性显著负相关,管理者代理成本显著提高了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的危险性。而高管持股比例、董事会规模以及CEO的双职合一对困境发生的概率无显著影响。     

我国家族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影响因素研究

当家族利益与上市企业利益相分离时,家族有动机攫取控制权私人收益。采用控股股权转让与非控股股权转让的溢价差来度量控制权私人收益的方法,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家族上市企业的控制权私人收益水平达到30.56%;控制权私人收益水平与资产负债率显著正相关,与企业规模显著负相关,与控股股权转让比例存在不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与股权离散度和大股东制衡不相关。研究结果说明我国家族上市企业的公司治理存在着结构形式完整,控制权配置不合理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