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结构视域下社会建设的推进

调整社会结构是推进社会建设的前提。从一定意义上讲,众多社会矛盾和问题都可以归结为社会结构的矛盾。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期,也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因此,必须把解决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作为社会建设的一项根本任务来抓。具体来说,就是要解决好城乡二元化、社会阶层结构不合理、收入分配失衡、利益关系不协调、社会管理不科学等矛盾。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研究：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破除中的社会管理制度创新

中国语境中的“社会管理”和“城乡二元结构”概念具有独特意蕴。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的社会管理制度不仅是生成、固化与强化城乡二元结构的罪魁祸首,也是引发诸多社会问题的直接原因,它在新时期正面临着诸多困境。西方发达国家城乡关系演进以及社会管理制度变化的历程表明,推进城乡社会发展一体化和自觉建立市场机制之外的城乡一体化社会管理制度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而推进我国城乡社会发展一体化必须探索和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一体化社会管理制度。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破除中的社会管理制度创新

中国语境中的"社会管理"和"城乡二元结构"概念具有独特意蕴。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的社会管理制度不仅是生成、固化与强化城乡二元结构的罪魁祸首,也是引发诸多社会问题的直接原因,它在新时期正面临着诸多困境。西方发达国家城乡关系演进以及社会管理制度变化的历程表明,推进城乡社会发展一体化和自觉建立市场机制之外的城乡一体化社会管理制度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而推进我国城乡社会发展一体化必须探索和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一体化社会管理制度。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制度约束与创新

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这是一种新的战略指导思想和新的总体发展思路,标志着我国开始由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城乡一体化的现代经济结构转变。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意义,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阻碍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成因,而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源是制度安排,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着力于制度创新。     

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是统筹城乡发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选择。推进新农村建设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经济发展落后的局面,现阶段,我国总体上达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以城乡统筹发展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带根本性的战略选择

统筹城乡发展,改革城乡二元结构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任务;实现城乡二元结构转换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要与必然;要抓住新农村建设和二元结构转换的机遇期与关键期,加快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步伐;积极面对和探析制约新农村建设的现实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推进实施城乡二元结构转换的制度创新,为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加强农业基础性地位的重要措施,是促进城乡互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提升我国综合国力的具体体现。推进新农村建设,必须积极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改变农村的整体面貌;必须加强制度建设,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文明意蕴

社会发展观与社会文明观具有必然的本质的联系.从社会系统结构、社会文明结构、社会评价结构内在统一的视觉看,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文明意蕴和本质要求在于：在物质层面上,正确处理人与物的关系,坚持生产力尺度,建设物质文明;在精神层面上,正确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坚持人的发展尺度,建设精神文明;在制度层面上,正确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坚持制度尺度,建设制度文明;在生态层面上,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坚持环境尺度,建设生态文明.     

统筹城乡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必然要求,统筹城乡发展要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为目标,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大力推进城镇化,是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优化经济结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本途径,也是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要深化农村改革,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建立平等和谐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     

新农村建设面临社会结构的调整——对西部一典型村镇的调查剖析

新农村建设到底面临的是什么背景和问题?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和要害到底是什么?新农村建设到底应当如何入手?这些问题都急待回答。本文认为,目前我国农村改革已经从已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阶段进入到农村社会结构调整的阶段。其背景是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已经造成相当大一部分农村家庭、社区的结构性解体。这是城乡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基本原因之一,同时这也为政府长足推进城市化,推进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     

青年群体中的新型城乡分割及其社会影响

户口制度改革的推进,使得原来的城乡社会分割有所淡化,但在青年群体中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城乡分割,这种分割导致青年人口的社会经济分化,而且原来存在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城乡分割,被移入城市社会之中,在生活于城市的人们中建立起新的社会壁垒.这表明城乡的不平等没有随着户口制度的弱化而消除,相反,存在于老一代人中的城乡不平等传递到了青年一代身上,而且通过这种代际传递,城乡不平等固化为阶级的不平等.     

社会参与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研究

文章选用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以逻辑回归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综合分析社会参与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及其城乡差异。研究表明,社会参与能够提高老年人身心健康水平。在自评健康与身体健康方面,相比于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对城镇老年人自评健康和ADL的提升作用更大,但在IADL方面的影响较弱。社会参与能够更有效缓解城镇老年人的抑郁,对农村老年人的认知功能有更积极的影响。在鼓励老年人积极投入社会参与的基础上,重点关注城乡社会环境差异,努力实现城乡共同发展。一方面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村老年人开展社会参与提供政策和物质支持;另一方面改善城镇环境,以社区为依托,为城镇老年人构建良好社交环境与“半熟人”社群。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从“剥削型”到“保护型”

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是一种自然的产业结构差异,更是一种国家主导的制度设置。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城乡二元结构因为存在明显的“城市偏向”和对农村的政策歧视而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剥削性”。199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的加剧以及国家惠农政策的推行,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剥削性”不断弱化,而“保护性”的功能则不断增强。维持“保护型”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广大农民在市场经济中“进可攻退可守”,不仅对农民的利益保障意义重大,而且有利于维护社会结构的弹性,对农村的社会稳定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性的价值。从这个意义讲,国家推行新型城镇化建设,其目标不应是以激进的方式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甚至消灭农村,而应是进一步削弱城乡二元结构的“剥削性”,强化其对农民的保护功能。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口就近就地城镇化研究——以安徽省农村人口迁移为例

我国传统城镇化带来农村社会结构失衡、“大城市病”等社会问题,影响了城乡协调发展。追求城乡一体、生态宜居、和谐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推动了乡村生产要素集结发展,推进了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新型城镇化中,人口城镇化、农民市民化是核心。农村人口就近就地城镇化,有利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受区位优势等因素的影响,安徽省城镇化发展由外延向内涵提升,人口回流趋势明显。在就近迁移、就地改造两个方面,安徽省形成了大城市扩容、中小城市产城一体化、中心集镇建设三种主要模式。     

论我国城乡二元化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我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城乡二元化社会保障制度一方面为农民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促进了工业的快速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它不符合我国宪法的规定,是对农民的不公平,扩大了城乡之间业已存在的差距,也不利于城乡统筹发展。因此,必须加以改革,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缩小城乡社会保障的差距,为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加快农村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建设打下基础。     

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农民收入的对策问题研究

城乡关系始终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收入差距,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一个无可回避的现实问题。过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将直接影响改革的顺利进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及民心和社会的稳定。因此,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城乡融合发展与共同富裕：内涵、国际经验与实现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由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共同富裕这一目标愈受关注。由于中国长期执行城市偏向性的政策,城乡差距长期存在,阻碍了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城乡融合发展这一新的理念,以解决城乡发展失衡的问题。城乡融合发展注重城乡之间的平等关系与要素的自由流动,在物质、权利、发展机会、精神和生态环境等维度上与共同富裕的内涵紧密联系。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针对农民权利、产业发展、收入分配、教育公平、生态价值转化、村际一体化发展等角度的政策路径将有效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二元经济结构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用电量差距的关联关系研究

在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城乡公共服务差距是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之一。本文选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生活用电量差距与反映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指数四个变量,基于我国1986—2011年的数据和VAR模型,揭示了二元经济结构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生活用电量差距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四个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收入差距与生活用电量差距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生活用电量差距的缩小可抑制收入差距的扩大,且这种抑制作用具有滞后性。最后提出我国在制定电力普遍服务政策的目标与实施标准时,应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一社会目标考虑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