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血缘法逻辑及其普遍意义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律规范所体现出的交往范型是一种血缘交往范型,其理论建构具体展现为“伦——理——礼——刑”的逻辑思维路径。血缘人伦与礼法规范的相互作用决定着礼法的价值取向是血缘性的等级秩序与人伦和谐。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深刻理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在机理是建构现代化的中国法学理论,推进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理论前提。     

从血缘文化看中日语言亲属词汇的差异

中日两国尽管同属东亚儒教文化圈,都具有父权家长制的“宗族”(日本为“同族”)文化传统,但由于各自传统文化中对血缘关系的不同态度,即中国重视血缘的直系与旁系的划分,日本则轻视旁系血缘,导致中日语言亲属词汇体系出现较大差异。     

论中国早期的婚姻形态

近年来 ,中国古代婚姻史研究者依然遵循着摩尔根假定的婚姻家庭关系的进化模式 ,认为中国婚姻形态也必定经历了“乱婚”及“血缘婚”阶段 ,硬造中国古代的婚姻史体系。事实上 ,婚姻形态是具体的多样的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早期两性结合方式 ,“乱婚”和“血缘婚”并不是人类婚姻史上一个普遍存在的阶段。因而 ,中国婚姻史有必要重新构建自己的体系     

中国传统伦理社会与臣民道德研究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血缘宗法为基础的家国同构的伦理社会 ,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 ,还是文化的、自然的 ,都以血缘人伦关系为主导 ,通过血缘伦理社会化、社会血缘伦理化的双向同化 ,达致家国同构、君父同格的社会架构 ,形成了沿袭千年的臣民道德、君王意识和威权意识     

代代相传：祭祖与祭孔的血缘性与非血缘性传统

中国传统中最重要的一种传承,便是血缘性的传承,所谓天地之道肇端于夫妇,一阴一阳之谓道,便是指此。殷周以后,血缘成形为宗法制度,所蔚成之氏族、宗族、宗庙、祖庙、太庙等,都是以血缘性为基础的传承,这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传统中一条重要的主轴。另一条重要的主轴,形成较晚,从孔子开始。孔子被后世称之为素王、宣尼公、文宣王、尼父、大成至圣、先师,不论为公、为王、为圣、为师,为殷汤后、为文化垂统之征,都是指其在文化的周道既衰中,将文化的精义在授徒中传递下来,因而开启了一种中国式的非血缘性文化垂传授受之传统。而师生的传递是一种非血缘性的传承,师生关系便成为中国文化中文化性、精神性的一种特殊性格与结构。没有这种师生的学习与传授,中国文化便不会绵绵不绝、源远与流长。祖先与子孙,是血缘性的;而文化传递,却是师生的、非血缘性的。     

"礼法"同体与"天人"合一

传统中国社会为一身份社会、伦理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从当代法律解释学这一视域出发,结合传统中国社会之特质,传统中国具备不同于西法意义的“礼法”文化当属自然。传统中国人的“天人合一”、“一多相融”本体论哲学决定了传统中国法文化是“礼法”同体法文化。     

论子孙“违犯教令＂罪对亲属问人身侵害的启示

子孙“违犯教令”罪，据载为曹魏以来旧例，其法律条文现在已经失传，真正开始见诸律文的是《唐律疏义》，之后宋元明清的法律中一直都有规定，只是在范围和量刑上略有不同而已。子孙“违犯教令”罪在明清之际有不断严格化的趋势，然而在清末法律改革的时候，子孙“违犯教令”罪被彻底废除了。法治的成长要从历史传统中汲取养分，依血缘的尊卑长幼而制刑是错误的，然而完全忽视亲情伦理的法制改革也是不适宜的。     

"鲁迅与浙东文化"论纲(一)

“鲁迅与浙东文化”这一研究课题,是着眼于鲁迅一生与故乡文化的联系来探讨他与中国民族文化及其近现代以来的发展的整体关系。近十余年的“传统文化热”(或称“国学热”),带来我们对鲁迅愈益严重的隔膜、疏离以致对立,在这种对立情绪中所从事的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他的故乡文化联系的研究,是有悖于鲁迅的精神世界与民族文化在整体上特有的联系方式和内涵的。鲁迅对中国固有文化的批判表现出对民族“固有之血脉”的追寻和发展,建立在他与浙东特殊的地理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刻联系之上——“鲁迅与浙东文化”的研究,就是对这样一个问题的追问和思考。笔者梳理了浙东特殊的地理历史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发展衍变,在此基础上,阐释了鲁迅对此的体认和追寻建立在他与故乡文化的“血缘与地缘”关系之上,是在他主体意识参与下通过“复活—认同”、“深化—辨异”、“升华—消解”实现的。     

文化与血缘——中国文化探源的一个前提性问题

深入探讨文化与血缘的关系,对于中国文化的溯源性研究,具有重要的前提性价值.在早期文明阶段,较之氏族林立同样普遍的,是基于各种原因形成的不同族群混居一地的局面.这就使得血缘政治楔入地缘政治成为常态,于是,不是一家人如何于一地共处,便成为王族必须面对的问题.宗统、族、血缘因此发生了构成性转化:宗统由一族之统向容纳多族为一族之统转化,族则由同姓同德之族群向异姓而同德之族群转化,血缘也随之由一族之世系血缘向"多数民族混合而成"的混合血缘转化.三大要素的构成性转化改变了族群建构的性质,肇始了合族,开启了文明进程的中国路径,同时也意味着血缘因素走出相反曲线.相反曲线意义上的血缘,是中国文化方式的真正基石.     

浅析日本家制度特征的形成要因

日本传统家制度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社会历史变迁,它是封建制在家庭中的体现,"模拟血缘关系"和"经营性"是其基本特征.这一特征的形成,与日本原始经济形态即稻作经济和封建经济形态即庄园经济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两种经济形态是家制度形成的经济基础.此外,与日本固有文化特征相关的"母权社会"、"氏族文化"、"武家文化"也是家制度形成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政治要素和文化背景.     

孝慈精神与现代家庭伦理的建构

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富含“孝慈”精神，重视父慈子孝。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经历了痛苦的历史转型。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更是从政治上、制度上、经济上推动了新型家庭伦理的建设。文化大革命严重地冲击了传统家庭伦理，而改革开放后对经济因素的强调也同样在传统与现代家庭伦理之间形成碰撞与冲突。在今天的家庭伦理的建构中，传统的“孝慈”精神应当成为有益的思想资源，做出新的贡献。     

简论儒佛道三教关系的演变及发展规律

儒佛道三教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三大基础。儒佛道三教关系的演变与发展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内在矛盾和发展动力及方向。本文从儒佛道三教关系入手,探讨其演变和发展的规律,进而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规律。     

疑神宗教与人伦理性--从"祖先崇拜"看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生关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对精神世界影响最深远的宗教应该是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家庭宗教 ,家庭宗教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 ,崇拜的对象是自己的祖先。在周礼和儒家思想的影响下 ,人们对鬼神持怀疑态度 ,在祭祀活动中视鬼神为“如在” ,这种宗教因此是一种疑神的宗教 ,在宗教活动中表现出自竭其诚的特点。这种宗教倾向使人们的精神生活转向此岸 ,在以血缘为基础的人伦关系中寻找寄托。     

家训的起源和功能--兼论家训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文章指出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伦理道德文化宝库中极具特色的部分,家族主义、家族精神的形成与家训文化密切相关,可以说,家训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发展。     

论家庭文化的嬗变与重构

家庭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家庭文化形态和内容.传统家庭文化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以儒家伦理为指导思想的中国传统封建意识形态在家庭文化中的表现.但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特别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时期,现代家庭文化无论在家庭模式、家庭成员的关系,还是在家庭决策的价值标准和家庭成员所遵循的道德规范等方面都不被限定于一种形式或一个标准,而以尊重个性、实现民主化为原则.这样,就意味着传统家庭文化的嬗变与现代家庭文化的重构.     

中华法系伦理法特质衍生的社会基础

中华法系的特质在于它的宗法伦理性。中华法系伦理法特质的产生和发展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地理环境、小农经济、家国一体和儒家思想等因素的交互作用所产生的合力,共同塑造了中华法系的伦理法特质。     

中国家族企业信任资源整合及制度保障探讨

家族企业作为我国民营企业的主要组成部分 ,其发展的优势得益于血亲关系所产生的优良信任资源 ,其管理模式与现代公司治理截然相反 ,然二者却在运作过程中形成了目的上合理的契合。当代中国 ,家族企业面临横向和纵向二维发展 ,而其所要求的信任资源优化整合却为家族信任所局限。因此 ,家族企业势必进行控制权革命 ,优化整合传统信任资源 ,并在此基础上完善制度保障体系。     

从歌谣俗语中透析中国农村旧家庭成员之关系——以京津冀地区主干家庭为例

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全部社会生活均发源于此.中国封建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宗法等级社会. 家长制的神圣权威,男性支配一切的地位,"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伦理思想渗透到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中.所以,当时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更多体现的是封建性的特点.探究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可以使我们比较全面地透析社会生活的基本现象.     

论传统家训政治伦理及其现代转换的思维向度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为建设既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推动中国政治文明的建设,有必要系统地发掘中国传统家训思想中的政治伦理资源。要使传统家训政治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作用,必须实现其致思取向的现代转型。这个转型包括至少三个方面的思维向度变化,即由“工具理性”优先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并举,由“主体伦理”优先到“主体伦理”与“制度伦理”并重,由人治到德法并治。这是家训政治伦理传统资源现代价值转换的理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