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教学中的“乾嘉学派”评价问题

清初学者鉴于明亡的原因，抛弃理学家空谈义理的积习，开始关注时政与民情，把注意力放在读书博闻、考证求实上来，由此考据学渐成气候，到清中叶形成了盛极一时的乾嘉学派。它的兴盛也是清代儒学的生长点，因为在清文化专制政策下要复兴古代儒学的宗旨，只能从整理儒家经典着手。乾嘉学者通过考据对儒家经典进行的再整理，确保了在清廷入主中原的情况下保存儒家文化的历史使命。     

试论钱穆与余英时的儒学观

钱穆、余英时以史学立场为学术路向论述儒学,他们不仅推崇宋明理学,而且对于清代“道问学”精神评价甚高,并指出宋明与清代之间存在学术渊源。这与现代新儒家独尊宋明理学,语垢清代学术的哲学立场不无抵牾。然而,就其复兴儒学和寻求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来看,他们仍然相互同情,心有戚戚焉。因此,钱、余与现代新儒家虽“道不同不相为谋”,但仍可被视为20世纪复兴儒学这一学术思潮的新儒家。     

超越东西:博古学、考据学以及近代早期历史学发展的全球性

从比较的角度考察了18世纪清代考据学的兴起历程及其对近代中国思想发展的深远影响。与欧洲近代早期的人文主义者和博古学者相似的是,清代中后期的考据学者对儒学要义的探寻也有着复古主义的兴趣。他们通过综合运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从而完善考证的方法,以期将儒家经典恢复到在他们看来更为准确可信的早期版本。正如他们的欧洲同行在推进人文主义和博古学研究时所形成的文人圈一样,这些考据学者为了共同的学术兴趣组成了一个活跃的学术团体,交流研究心得并相互切磋。在对儒家经典产生的历史语境进行重构的过程中,他们也认识到历史学与金石学的重要性,并以历史学的取径诠释经典。在二十世纪初中国近代史学家将历史学研究塑造成现代学科的努力中,清代考据学的学术遗产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考据学的遗产表明,那些在塑造欧洲现代历史学科的过程中通常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先例也存在于东亚,很可能也存在于世界的其他地方。我们应当将历史观念以及史学研究的方法论作为一种全球现象加以分析与看待,从而超越东西方二元的方法论。     

清代书院儒学传播途径探微

清代是书院儒学传播的最重要时期之一,清代书院对士人日常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儒学。日常讲学承担了书院的主体教育职能,无疑成为书院最主要的儒学传播途径。其特点是"半教半学",非常重视师友砥砺、形成亲密的师生关系,使生徒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藏书、刻书是书院的重要特征,也是儒学传播的重要途径;祭祀作为书院规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立儒家道统的重要载体和途径,从精神信仰层面传播儒学。此外,书院还通过命名题额、嵌碑立石、匾联语录等多种环境熏陶途径将生徒纳入到儒学的精神世界中。     

打破经学研究法

“五四”以来,我们对封建文化在政治、思想上作了很多批判,但对其方法论落后性的批判是很不够的。封建文化的学术主流就是“经学”,其主要方法是对儒家先哲的著作进行无限的注释、正名、考据。这当然也是一种学术研究,但它基本上是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而不是对实践生活中第一手资料的直接研究。对前人知识的整理,本身又可以整理,这样下去,注释的注释,考据的考据,再注释……,可以无限开展下去,形成极为繁琐庞杂的经学体系,而这种知识却离人类知识的本     

从家学、师授渊源看清代考据学者的学术研究

考据之学占领清代学术全盛时期全学界，清代考据学者地域性集中之程度，主要是因家学传统、师授的渊源不同而产生的。     

传统儒家实学与现代国家软实力理论

传统儒家实学是中国传统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先秦以降儒学的实学精神和清代儒学的实学形态。现代国家软实力理论是西方国际政治学新自由主义派的新成果。以国家软实力为视界,传统儒家实学是中国古典国家软实力理论,对于现代国家软实力理论具有历史借鉴意义。文亦提出:传统儒家实学以明体达用、崇实黜虚为特征,相对之"虚学"以体用分离、空谈形上为特征;儒道佛三学理一分殊,殊途同归,不为对立,而为互补;中国传统实学包括儒道佛,不能独判儒学为实而以道学和佛学为虚。     

明清之际理学演变的脉络

明清之际,传统儒学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重新整合。这次整合体现为旧理学的分裂、理学的重建和理学在新的基础上的复归的过程。儒学的重新整合,是为了适应变化了的历史情势,解决儒学作为一种民族的精神命脉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虽然清代初期重建的儒家理学在文化的层面上未必保存了儒学的精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促进民族和解、文化的融合以及恢复社会秩序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论清代数学考据方法

研究清代考据方法的论著很多，但极少有人注意清人对数学考据方法的运用。本文分析总结了清代考据学者所使用的具有近代意义的用数学考据文史的方法：运算法、量化统计法、用数学法则研究《周易》，并认为数学知识、数学研究的普及是产生数学考据方法的原因     

从清代前期学术流变看桐城派与"汉学"关系——"桐城派与汉宋学之争"札记之二

"汉宋学之争"是清代学术史上的焦点之一。最初,以姚鼐与戴震之间的争论最为引人注目,"汉宋学之争"也因此而成为桐城派研究中常常涉及的问题。但学术界多从"扬汉抑宋"角度评论这场争论,或用戴震拒绝姚鼐师从的请求来解释这场争论的发生。"汉宋学之争"是关于儒学本质与功能之争,它是清代学术流变的产物,即"汉学"家放弃了顾炎武所倡导的"通经致用"的"实学"思想,而将经学蜕变为考据训诂之学,并以考据训诂作为汉、宋学的分界线,从而引发了"汉宋学之争";其导火线则是戴震在谈到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关系时,以"考核"自诩而视文章为"等而末者",贬抑了义理、文章,从而引起与姚鼐的冲突。     

继承与发展：侯外庐“谨守考证辨伪”的内蕴和意义

清代考据学是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被中国现代各派史家从不同层面予以继承和发展。侯外庐既“谨守考证辨伪”,又对清代考据作了历史和辩证的分析评判。侯外庐将考证辨伪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相统一，赋予其诸多新内涵，使之成为他史学方法论体系的有机组织部分。侯外庐的“谨守考证辨伪”,既与新考据派对清代考据的现代发展不同，又与文化保守主义史家的清代考据论相异，亦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的清代考据观有别。侯外庐的“谨守考证辨伪”为传统考据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新范式，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指导，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实证与义理、求真与致用相结合的中国史学大传统。     

论耶律楚材家族的儒学教育及对儒学的贡献

接受儒学教育对我国古代游牧族群融入中华民族具有深远影响.契丹耶律氏家族世代习儒,是少数民族中较为独特的现象.辽初,儒家经籍及思想已为契丹统治者所熟知和接受,其后,皇家将儒家经典颁赐学校,儒学教育渐渐普及.金元时期,耶律楚材家族成员或翻译、传播儒家经籍,或提高儒学地位、保护儒生、撰写儒学著作,或继承儒道、教授儒学,或在高丽倡导儒学,进行跨国传播,都对儒学的继承和发扬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从“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看当代儒学的发展危机

"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暴露出当代大陆儒学的复兴运动存在太多潜在问题,隐藏着当代儒学发展的深刻危机,需要从学理上进行深入辨析,正本清源。本文从"两岸新儒家"与"康党"的内含辨析指出"康党"已经背离儒家与儒学宗旨,存在着篡改、歪曲、利用孔子儒学,而使儒学再次蒙羞的理论风险。由此次会讲亦可看到儒家宗旨的迷失,儒学被无情而肆意的利用,体制内儒家的集体失语等当代儒学发展的新危机。     

袁枚论考据——从《神仙不解考据》说起

清代乾嘉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整理和总结时期，一反宋明以来理学空疏的流弊，乾嘉学者以经世致用为价值取向，崇尚朴实的汉学。伴随汉学的兴盛，考据之风大行其道。尽管袁枚是乾嘉诗坛盟主、性灵派主将，然而身处这种学术空气中的他也很难与考据学彻底划清界线。看似游戏之笔的《子不语·神仙不解考据》，也可视为袁枚的考据札记。正是由于他并非以考据名家，使他对考据的评论更具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袁枚能够不囿于门户之见，较为公允地评价汉学、宋学的优劣短长，并能够吸收汉学、宋学各自的长处并融汇贯通，因此取得了超出同时代学者的成就。     

清代宋学、汉学之争的实质及其影响

从道统的角度审视清代宋学、汉学之争的实质和影响。分析认为,清代宋学和汉学之争的实质是儒学和皇权的道统之争：顺治、康熙等以宋学的名义逐渐从儒学士人手中夺取儒学道统,清代宋学在皇权面前集体失语;然而,儒学士人的道统情怀及其惯性使得清代汉学家另辟蹊径,尝试建构新学统,以重获对儒学圣道和经典解释的话语权,重塑儒学新道统;只是清代汉学家狭隘的学术视野、怀疑作风和排斥思想的方法不仅未能完成重塑道统的使命,还从内部瓦解了儒学价值及其载体;在欧美文化的强势冲击下,儒学变得日益支离破碎,加剧了近代中国思想的贫困。     

论清代考据学的学术宗旨

对清代考据学派学术宗旨的认识关系到对清代考据学的评价。从清初的顾炎武、阎若璩等 ,中期吴派、皖派、扬州学派到晚清的俞樾等无不以由小学以通经明道作为他们的学术宗旨。这一宗旨是考据学区别于宋学的最显著的标志 ,它说明考据学家们不是为考据而考据 ,对批判程朱理学、促进学术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同时也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北朝河西文学创作论

北朝河西文学具有自身独特的风貌.通过对现有零散的材料进行整理,能够看到河西文学在创作上呈现出的总体风格是典雅纯正,充满了现实关怀.同时,河西文学带有非常鲜明而浓厚的儒家文学特征.究其原因,一方面,河西的最高统治者都比较重视文教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十六国时期的河西地区是当时中国北方儒学的特盛之地.     

现代性历史境遇下儒学理论发展的策略抉择

在现代性这一历史境遇下,中国工业现代化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典型代表的儒学却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是现代新儒家无法回避的时代重担,以中西文化对话关系为视野的现代新儒学只有避免西方现代化的通病,才能重建儒学现代形态的形上之学。     

《论语》的理论结构与儒学的思想体系分析

本文通过对儒家经典《论语》及其元典儒学、董仲舒儒学和宋明儒学在发展流变中的理论结构与思想体系的剖析，阐明儒家伦理实际上具有一个多元的理论结构。辨明儒家伦理的精华与糟粕，可以为儒家伦理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的价值定位确立某一方面的理论依据     

当代新儒学的倡导者——杜维明

杜维明先生是继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之后的当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80年代推动现代新儒学运动最有力的海外学者之一。从其对儒学观、儒家伦理与东亚企业精神、儒学第三期发展等问题的思辨中,我们不难看到当代新儒学的动向,以及杜在儒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的进程中所做出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