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化”、老龄化背景下我国中西部地区村干部监督机制改革与完善探讨

作为社区自治组织的负责人,村干部的行为主要受村民监督,但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村人口"空心化"和老龄化格局势必对村干部的监督力度、监督质量和监督效率产生消极影响。只有通过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完善村干部经济和政治激励,提高农村居民和村干部的收入水平;加强农村信息化建设,改善村务公开、财务公开及村民监督条件;调整和细化相关监督处罚政策;整合多种监督机构,设立村民监督委员会;充分发挥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的监督作用;完善惠农强农政策的落地机制,减少中间环节等措施,才能解决村干部监督机制的改革与完善问题。     

虚置与重构:村民自治的主体缺失与制度干预——以苏北黄江县为例

文章在以县域为分析单元的基础上认为,在城乡差距现状尚未根本扭转的现实下,农村大规模的人口流出导致农村基层组织出现了"虚置"状态。村干部权力来源合法性缺失,权力日常运作缺乏农民的有效监督,农村公共事业建设缺乏农民有效参与。以村民自治制度为支撑的农村治理体制与变动的农村社会不相适应,村民自治制度文本与日常实践存在着较大的张力。在村民自治研究热潮冷却之后,重新回顾和反思这一制度,犹未过时。文章提出,国家制度设置应与转型期农村社会基础相适应,以政党下乡和干部下乡为主要途径,实现村干部专职化,强化国家基层政权建设力度和国家基层治理能力,有着强烈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精英俘获、自保逻辑与民主悖论——农村低保实施异化和指标错位原因透视

农村低保评选过程的扭曲和实施目标偏离是普遍现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低保评选过程中精英俘获的出现;村民怕得罪人和村干部不出事的自保行事逻辑;多数村民对少数村民的惩罚和社会控制展现出的民主悖论等。扼制精英俘获,引导农村形成良好风气,打破基层治理者自保逻辑,积极干预村民对边缘群体的无意识惩罚,是完善和优化低保政策的方向。     

阻断司法救济的村民自治——以村委会选举权为视角

不同的法院对村民委员会选举名单纠纷案件存在受理与不予受理两种做法,但根据我国现行的制定法,法院不存在受理此类案件的依据。村民自治阻断司法救济有其历史原因和意义。立法机关未将村民委员会选举权纳入司法救济可能出于保护村民自治权的考虑,但村民自治权是法律赋予的,有其自治边界。由于当前农村社会已经发生巨大变革,加上基层政府的不当干预,村委会的角色功能发生错位。司法介入村民自治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司法介入村民自治并不会侵蚀村民的自治权。通过对政治权利内涵的拓展和村民自治边界的明晰化,司法介入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可能性。     

当前农村干群关系的博弈

分别分析了规范选举和贿选中候选者和村民之间的博弈、贿选中候选人之间的"囚徒困境",以及日常工作中村干部和村民的博弈方式选择,最后认为应积极改善农村干群关系.     

村务质询制度一圈内圈外的实质转变

村务质询制度．有效地调动了村民参与村级事务民主管理的积极性．在村干部与村民之间开辟了一条面对面交流的新途经．是强化村务公开、推进农村民主进程的好措施．是密切干群关系的好载体。推行重大事项公开询问和质询制度，使村里的重大决策、财务收支等情况变得更加透明．从源头上减少村干部违法违纪行为的发生．促进了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及时了解群众诉求．     

加强农村法制建设 促进农村稳定发展──山东省农村法制状况的调查与思考

本文通过对我省农村法制状况的调查与分析，揭示出我省在贯彻实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农村社会解纷机制、农村社会治安状况、依法行政等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并对加强农村法制建设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认为应从加大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力度、加强完善农业、农村立法工作、提高基层行政、司法队伍人员素质、加强农村法律服务工作、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等方面作出努力     

从美国早期的乡镇自治看我国村民自治的问题

村民自治制度对于推动我国的政治现代化具有根基性的作用.同美国早期的乡镇自治比较发现,我国的乡村自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村民自治受到基层政权的行政控制,法律不健全及农民的自治权缺乏法律的保障.这些问题将影响我国的政治稳定和公民社会的形成.解决这些问题的核心思路是:彻底厘清基层政府同村民委员会的关系;逐渐用司法手段取代行政手段实现对农村的控制,建立完备的关于村民自治的法律体系;加强对基层政府和农村的教育工作.增强政府工作人员和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     

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村民自治是我国农民对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新创造。但在其运行过程中却遇到了村委会与乡镇政府关系不顺、村乡两级干部对选举有厌倦情绪、村委会与村党支部权利界限模糊、村干部素质亟待提高等问题。文章认为,加强对村民自治的领导、理顺和完善各项农村政策、提高基层干部素质、减轻农民负担,是改善目前村民自治状况的根本环节。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社会保障参与农村社会治理路径分析

促进社会保障参与农村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其中要义,有利于应对当前我国农村社会面临的治理困境,提高农村社会治理效果,从而达到助力乡村振兴,实现农村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的。随着社会保障制度在我国农村的建立及逐渐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从积极探索嵌入性发展开始转向参与社会治理。农村社会保障依托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资源,借助政府、村组干部、基层经办服务人员、村民以及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力量,通过确立参与治理的理念、明晰参与治理目标、理顺参与治理关系、规范参与治理过程等路径,在不断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政策支持下,达成对农村社会的协同治理。     

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的柔性嵌入机制

柔性嵌入是驻村干部通过沟通、对话、协商参与乡村治理的管理实践。柔性嵌入式治理并非单纯的行政制度吸纳与整合,而是包括文化嵌入、认知嵌入、关系嵌入在内的多维柔性嵌入的互动与治理的过程。从辽宁省X县的治理实践来看,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仍受根深蒂固的刚性治理思维、运转不畅的民主协商机制、薄弱的乡村社会资本、匮乏的村庄公共精神等现实因素掣肘。需要从转变刚性治理观念、运用情感治理技术、完善基层协商机制、挖掘乡村内生资源、培育村庄公共精神等层面进一步激活柔性嵌入机制,持续提升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效能。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研究

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既是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层面的具体实践，也是支撑保障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实现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和重要举措，其生成逻辑具有多重向度。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面临着经济基础薄弱、法律制度不健全、农民群体法治意识淡薄、司法资源供给不足等诸多障碍。应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上，以权力规制、权利保障为核心，夯实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制度基础，构建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机制，加强农村基层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农村基层法治理念培塑，籍以助推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向纵深发展。     

信访制度下村干部的多重身份和生成逻辑

村干部因直接接触上访群体和落实信访政策而成为信访研究热点。多数研究文献对村干部的定位是上访事件筛选者,忽视了村干部在信访制度中的多重身份。在转型时期的信访制度下,村干部不仅是沟通“国家—社会”的双向代理人:既协助国家维持基层稳定又嵌入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而且可能成为上访制造者:或因侵害村民合法利益使自己成为信访事由,或因治理需求和私利驱动参与村民上访。这些都表现出信访场域中村干部的身份的复杂性,其生成与“国家—社会”的结构夹缝、信访制度的刚性和资源下乡的拐点密不可分,分析这三重逻辑有助于全面理解基层官员与制度运作之间的互动和乡村治理权力再生产的过程。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新农村治理对策研究

社会资本与农村治理之间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目前我国农村治理问题的社会资本因素主要是消极社会资本的膨胀及积极社会资本的缺失。构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是促进农村善治的有效途径。文中基于政府及村民自治组织等社会资本主体提出了构建积极社会资本实现新农村和谐治理的对策,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大学生村官“水土不服”问题及对策

大学生村官政策是党和国家一项重大的人才战略工程,对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培养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农村建设带头人,同时缓解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实践过程中暴露出的大学生村官仍存在如动机不纯、态度不端正、缺乏基层工作经验、没有明确的岗位责任要求和“独在异乡为异客”情怀等“水土不服”的现象。鉴于这些问题严重影响着大学生村官政策的实施效果,从理论和实践出发,深层次剖析大学生村官“水土不服”的问题和原因,并试图对此提出一些建议。     

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生成逻辑、实践模式与发展路径

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增强城乡社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实效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最新要求。群众参与是基层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内容,尤其是当前正值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得到日益关注和重视。总结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制度变迁和实践经验,全面分析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特征表现,将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划分为党建引领、群众自主参与、社区民主协商以及基层社会多元融合4种模式,并分述每种模式的内涵、意义和作用。针对当前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制度建设不完善、路径渠道不畅通、信息沟通不充分等问题,以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为视角,提出通过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制度体系,健全基层社会治理协同机制,提升群众参与治理能力,增强社区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实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基层社会治理。     

农村社区治理创新与社会工作者的使命

农村社区治理创新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遏止农村社区衰落走势、解决三农问题的迫切需要,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的一项重大社会工程,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农村社区治理创新必须破解体制、资源配置、农村公民社会发展、社区公共性社会资本匮乏、农村社区空心化和治理人才短缺方面的难题。推动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社会工作者肩负以下四方面的使命:一是发展社区民主,推动平等、公正的参与社区治理格局的形成;二是开展公民教育,培养村民的公民意识和参与治理行动的能力;三是协助农村社会组织成长,为社区治理创新搭建组织平台;四是培育社区社会资本,重建社区的合作与信任的社会关系,重塑基于规范和参与网络的新型社会团结。     

农村积极分子的分类及其培育

目前不少农村存在村组干部后继乏人,基层党组织弱化,农村内生积极分子匮乏,外部积极分子的作用范围较小等问题,即农民主体作用的缺失和农村社会内在动力的缺乏。这导致农村集体行动意识和集体行动能力的缺失,造成乡村社会治理的困境,成为当前制约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现实因素。为此,应大力加强政策引导,坚持内育外引,拓宽培育内部积极分子和吸引外部积极分子的现实渠道,建立积极分子有效发挥作用的组织平台和动力机制,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强大动力。     

论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主体地位的法律保护

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主体地位的发展及其立法概况,认为目前农民主体地位与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仍有较大差距。分析了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着农民主体地位受到漠视、农民政治权利缺失、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等问题。为了建立有效的法律保护机制,确立与提升农民主体地位,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为新农村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提出完善立法,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加强农村行政执法,提升农民的法制意识;做好农村基层法律服务工作,加强司法保护等一系列措施。     

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农地确权引发的社会冲突与治理——以P镇涉农土地纠纷为例

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城镇化发展迅速,传统农村受城镇化和社会其他多元化思潮的影响,农民的土地权益保障意识得到畸形发展,涉农土地纠纷事件愈演愈烈,成为农村基层治理的难题之一。本文基于P镇涉农土地纠纷现状的调查思考,分析其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给农村基层治理带来的问题,这种过渡型农村基层治理需要理清城镇化与土地确权的关系,将二者相互影响关系下所产生的社会冲突做一个系统、全面、深入的分析,在充分理解农村社会的基础上,充实农村基层治理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