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人的伦理困境和伦理自主

行政人与其他人一样生活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下并承担着不同的角色,每一种角色都附带着一系列的义务与利益规定。角色冲突、利益冲突甚至是道德冲突产生的伦理困境,使得行政人经常处于两难的境地。因此,应从创设制度化的个人伦理生存空间、行政人对角色责任的清醒认识、弘扬行政人的个体独立人格、界定行政人的忠诚限度等方面帮助行政人找到既可保存公共利益又可保存自己人格完整的有效途径。     

政府行政人员如何走出伦理困境——浅谈政府行政人员行政决策中价值观的提升

行政伦理困境表现为角色困境和体制困境，其实质是伦理决策的困境，从根源上看，是政府行政人员价值观上的平衡与取舍的困境。当前，政府行政人员要走出伦理困境，必须提升自身在行政决策中的价值观。价值观的提升，离不开决策环境的客观设计和公仆意识、服务意识与法治意识的培育。     

论行政行为伦理妥协——批评与建设性的视角

行政行为伦理妥协是行政主体在行政活动中面对价值选择空间时囿于某种压力做出了暂时选择较低层次行政价值的行为,它的危害表现在否定行政人员的德性、破坏正常的组织制度、营造消极的组织文化、降低公共行政的合法性。行政行为伦理妥协产生的原因包括客观存在的行政伦理困境,上级和组织的制约,行政人员缺乏伦理决策技巧。我们应该通过塑造超越性身份认同,构建道德化的行政制度,实施系统有效的救济手段,提高行政人员伦理决策技巧以及培育公共信仰、营造道德氛围等手段来压缩行政行为伦理妥协存在的空间以致最终根除它。      

公务员行政决策伦理思考的嬗变——从行政责任到公共利益

公共行政的功能从工具理性过渡到价值理性使得行政决策行为更加贴近社会大众,贴近公共利益,行政决策行为也因此围绕着责任标准和公益标准展开价值博弈。长期以来,库珀的"层次式"行政责任为主要决策价值观的决策伦理思考路径成为行政决策与伦理决策结合的大胆尝试,但是,作为行政人员决策需要依赖更多的是一种具有实体统领性的核心价值。以公共利益为标准的行政决策伦理思考从根本上解决了行政人员面对不同价值观产生的冲突和困境,公共利益作为一种真正的伦理责任承担了决策者进行伦理思考的指导性角色。     

公共行政过程中的责任冲突及消解

在公共行政实践中，由于传统行政模式下的“道德困境”，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二元分离以及行政人员作为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动等原因，使得他们经常面临着各种形式的责任冲突。必须通过借鉴国外经验，并结合我国行政伦理建设的实际，从官僚机构、行政人员、制度建设等方面，消解行政责任冲突的困境。     

公共行政人员行为选择的伦理剖析

为研究公共行政人员的职权行为,运用文献分析方法和规范的方法对行政人员的行为动因及其产生的困境进行分析。分析认为,作为一个社会存在物,“经济人”或“公共人”的人性假设无法解释公共行政人员的行为动因及其行为选择所产生的伦理困境。而“利益人”的人性假设正与行政人员多样化的行为选择相契合,并且有力地解释了行政人员在行为选择中所产生的对公共利益负责还是对组织负责、对岗位职责负责还是对社会职责负责、对个人正当权益负责还是对公共利益负责的伦理困境。分析结果表明,只有通过制度伦理建设与行政人员的个体伦理救治,才能化解行政人员行为选择所产生的伦理困境,实现负责任的行政行为。     

关于行政伦理责任与行政伦理行为选择困境的几点认识

行政伦理责任在政府的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和行政责任中居于核心地位,是现代责任政府建立的根本要求.笔者论述了行政伦理责任在公共行政中的重要地位,并对行政伦理行为选择的困境即行政伦理责任冲突进行了分析,以此来论述走出行政伦理责任困境的途径.     

社会转型期公共部门行政伦理失范及其矫正路径

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公共部门管理职能逐渐由传统“管理型”向现代“服务型”过渡,对这一过程中出现的部分公职人员行政伦理失范现象,如角色冲突、权力冲突、利益冲突及法理与情理冲突等进行研究。研究认为,部分公共部门行政伦理失范现象主要与传统行政伦理思想的价值追求、行政体制自身不足、多元化价值观念的诱导及监督约束机制的不足等成因相关,要解决公共部门公职人员行政伦理失范难题,需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有效处理伦理制度化和制度伦理化及其相互关系;倡导与践行高薪养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常态化教育;加强公职人员自身伦理信念教育,提出自律要求;建立治理主体多元化参与和程序公开的阳光行政体系,在全方位动态监督与引入第三方绩效评估体系来规范和激励公共部门行政人员。     

我国律师调解制度中的角色冲突及其化解路径

我国律师调解制度的本质是律师作为调解员参与到各类调解中，是律师与调解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在该制度中律师混合着“代理人角色”与“调解员角色”，而这两种角色在地位、理念、行为规范、行为模式等方面存在冲突。此角色冲突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实践中存在律师调解员中立地位易受影响、难以适应调解工作、存在道德风险、参与调解动力不足等问题。从比较法视角看，建立和培育专门从事调解的律师事务所与律师是化解角色冲突的关键，但其目前在我国仍面临着律师行业与商事调解欠发达的困境，因而现阶段可主要从制度完善层面缓解因律师调解角色冲突产生的实践问题。     

当前我国行政人员伦理困境的原因分析

行政伦理困境是行政人员在公共行政实践中面临的最为常见的、最为典型的困境。学者们对于行政伦理困境的对策研究均有所触及,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学界对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探讨仍显不足。本文正是基于此,拟对造成行政伦理困境的原因作一点分析,以求更深入地认识该问题。     

目的与手段:公共管理中的双重正当性分析

根据＂脏手＂与国家理性学说,公共管理活动对正当目的的诉求常常意味着要采用不正当的手段。但对目的正当性的片面追求无法避免目的本身被扭曲,从而使得公共管理失去目的与手段的双重正当性,它还可能导致公共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争抢同一道德制高点的伦理困境。现代公共管理必须追求目的与手段的双重正当性,其理论基础是一种立宪的国家理性,而其实践选择则是行政法治。     

从结果、行为到行为人：隐性采访的伦理抉择

道德困惑一直是隐性采访争论的焦点，功利主义、绝对命令、中庸之道等西方道德哲学在一定程度上能解读隐性采访面临的伦理困境。从行为的结果、行为本身到行为人，三种伦理学关注的焦点形成了一个呈逆时针方向的圆圈。功利主义是务实的，绝对命令维护了道德的纯洁性，中庸之道强调行为主体的道德修养，在这三种伦理框架的综合指导运用下，隐性采访完成了从客体到主体、由客观到主观的推理过程，伦理抉择变得更为连贯和一致，渐渐成为一种内涵。     

临终关怀本土化的伦理困境及其建构

以照护为主的思想在东西方国家里有悠久的历史,现代意义的临终关怀起源欧洲。由于传统文化、伦理观念等因素影响,临终关怀在我国本土化发展过程中,陷入了伦理困境。文章从探讨临终关怀的源起、发展以及内涵开始,对临终关怀本土化的伦理困境做出分析,从宏观、微观层面建构临终关怀伦理,以解决临终关怀本土化的伦理困境,促进临终关怀本土化。     

高校教师职业伦理困境调查研究

当两个正确的价值观相互冲突而又必须择其一时,教师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心理困境。这种伦理困境是诱发舞弊、造假等败德行为的主要因素。借助问卷,调查高校教师对职业伦理价值的认知状况,考察其所遭遇伦理困境的类型、应对方式及识别和突破伦理困境的能力。调查发现,教师群体的教学伦理价值偏向分散;科研与教学冲突是教师面临的最主要困境,其次是不知如何处理与上课不认真听讲或考试违纪学生的关系;自行解决和向前辈咨询是他们解决伦理困境的主要方式。     

伦理豁免中的智慧————基于中华伦理法对伦理和法律关系两难的解决 

为圆满解答、彻底解决伦理和法律关系两难问题,中华伦理法从制度上实行伦理豁免。特定义务主体若陷入该两难,其法律义务则视轻重缓急和主体行为能力,或者依法减轻甚至豁免,转由其他义务主体或公权力履行;或者依法推迟,以保证优先敦睦伦理,从而消除伦理危机,然后亲自履行。由此充分保证特定义务主体自由行使特殊优先权,全身心履行伦理义务,悉心敦睦伦理,并从根本上圆满履行法律义务,维护法律关系。于是,伦理和法律关系由两难而两全,进而兼顾公序良俗而多全,达至公道。伦理豁免所含的智慧朴而茂,通而深：本乎伦理,使法律植根于本真,圆满履行其重要使命;出于人性,保证法律有合法性、合理性,而成为良法;善待人情,即顺应人之常情,规制不当之情,保证法律真正被认同和遵守,真正有效力和生命力。这样的智慧以常识及其公理性力量,蕴涵旺盛生命力和永恒、普适性因素,纵贯中华伦理法,千年一脉;横通现代法治国家作证豁免权这一类制度,万里友声。     

利益相关者对话实践与远程医疗的伦理困境之解决

远程医疗伦理困境及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传统伦理评价中的理性缺陷,以及远程医疗利益相关者之间沟通的不确定性、异质性与对话普遍诉求难题。解决这一伦理困境需要运用对话伦理学的对话理性优势以克服传统伦理评价缺陷,以对话不断解决对话认识的开放性与异质性问题,并付诸远程医疗利益相关者之间不断进行的对话实践,最终达成伦理上的完善,由此建构一种不断在对话中进行且未来可行的动态多元远程医疗评价体系。     

人工智能体的道德确立与伦理困境

人工智能体道德的出现引发了人们对传统伦理体制的思考。随着技术不断革新,人工智能体的内涵也不断丰富,它的自由性和独立性日趋进步。人工智能体的安全性凸显,在设计和应用人工智能体的过程中,传统的研发进路已然落后。人们对人工智能体有无道德以及道德去向提出了质疑。人工智能体走向人机一体化可能更有助于人工智能体道德的确立,人机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对于人工智能体道德所引发的伦理困境而言具有进步意义。人机之间的和谐相处可能是未来人工智能体道德迈出困境的一条路径。     

论公共行政人员德性正义的实现困境与路径选择

公共行政德性正义是公共行政人员应具有的最主要的美德,但公共行政人员德性正义的实现面临着自由裁量权和道德的困境,这些困境是用公共行政制度和外在的法律都难以解决的。道德代理人理论则从德性论的维度对公共行政人员应具有什么样的的德性正义提出了要求。从德性论的角度看,道德代理人不仅应当遵循道德原则,而且还应当承认道德是他们的委托人。作为从事正义事业的公共行政人员,必然是正义的道德代理人,正义道德是他们行动的最高委托人。道德代理人理论的提出,使得公共行政人员德性正义的实现成为可能,也为解决当今公共行政中的道德困境提供了一条理想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