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兵家法律思想述评

先秦兵家的法律思想包括“以民为本”;以“仁义”为总体方针,以“仁义礼智信勇”六德为具体规范;先教后刑,刑德并用;法令审明;刑赏划一,赏罚及时;人事为本,天不足畏,险不足恃。     

(传老子师)容成遗说钩沉——先老学初探

（传老子师）容成遗说钩沉——先老学初探饶宗颐汤用彤先生对于道释宗教史之开拓，懋著功绩，沾被来学多矣。本人被邀，主持讲座，殊感荣幸。汤老《读太平经书所见》一文，谈及刑德问题，举尚书纬《刑德放》及《太平经》所言刑德为例，深有启蒙之功。近时马王堆三号墓出土...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所见古代法中的司法理念与道德精神

从古史重建的角度看,清华简可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清华简所载多为殷周时期的史事,史料价值可与《尚书》相媲美,一些文献不仅可以印证《尚书》等先秦古籍或周代金文的记载,甚至还能弥补相关记载的不足,并能纠正相关记载的错误.清华简对研究上古法律思想史也有重要意义.“求中”即寻求中道,反映了一种治国方法,“得中”即实现中道,反映了一种政治价值的实现,而中道观念在司法领域的表现是“中罚”,它体现了一种司法公正的价值.“明刑”或“慎刑”说强调了慎用刑罚的政治意义,它关乎国家的兴衰存亡;“明刑”也是周代统治者大力提倡的一个司法原则.“明德”或“敬德”说强调了养成谨慎之德的重要性,明德不仅是一种政治道德,更是一种司法道德,具备明德的官员从事司法审判才会有司法公正.“天命”现是周代法律思想的理论根据,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天命,立法和司法的合法性也来源于天命;但周人又强调“以德配天”,只有有德之人才有资格获得天命——其背后的含义是:道德是政治的决定性因素,也是立法和司法步入正途的决定性因素.总之,“天命”说为周代的政治法律思想提供了一种形而上的神圣根据,并对中国的政治传统和法律传统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论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自然主义倾向

中国古代产生了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法律思想,主要体现为刑德观和刑罚观,二者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自然主义是我国古代法律的主要特征,是一直支撑着古代法律成长的中心思想,强调刑德并用、先德后刑、明慎用刑,具有一定的倾向性。自然主义的倾向主要体现为,以自然现场作为司法程序的依据,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     

《黄帝四经》“隆礼重法”的治道意义探析

《黄帝四经》是黄老之学的奠基之作。其以道为基础,“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摄名、法之要”,对其前的中国文化进行了整合凝炼,形成“道—阴阳—文武—刑德”的治道。《黄帝四经》“隆礼重法”的治道精神彰显了理性的精神和制衡的气度,为黄老之学“隆礼重法”的治道模式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对周齐、汉齐、汉初、唐初、明初等时代之治产生了重大影响,于当下中国科学发展和依法治国之治道实践也有重要借鉴意义。     

法律伦理学中道德与法律关系的理性分析

法律和道德的关系问题是法律伦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中外法律思想史和伦理思想史上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二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分离。人类的法律发展史告诉我们,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就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进的过程。无论中国古代《吕刑》提出的“德主刑辅”思想,还是西方思想家关于二者关系的系列论述,都对当代法律伦理学体系的建构和完善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论马王堆帛书《要》篇“观其德义”的易学内涵

根据帛书《要》篇,“观其德义”是孔子易学的核心观点之一,孔子并由.此将《周易》由卜筮之书转变为德义之书.“德义”为析言,在帛书《易传》中有多层含义.孔子“观其德义”的目的,是在“巫史《易》”之上建立起“君子《易》”的传统.这个“君子《易》”,在追求道德性认知和成就的同时,还积极地吸纳了阴阳哲学的观念;而阴阳哲学反过来为其提供了广阔的宇宙论背景和深度.在《要》篇中,卦爻辞是孔子“观其德义”的出发点及阐释的重心,由此亦与“巫史《易》”的解说进路区别开来.此外,君子“观其德义”还包含了“成德于己”和“施教于民”两个方面,前者以“君子”为理想人格,后者需要统治者保持谦谨之德.     

商鞅“德明教行”的道德教化思想论

商鞅法家认识到人性逐利的客观现实，摈弃仁义而转向以法度为中心的人文，提出了“德明教行”的道德教化思想。在营筑德化的具体过程中，确立“壹教”为教化原则，重视实用的价值取向，奖励耕战，推重“立法化俗”的调控实践，依归因循，强调刑罚和教化之间保持适当张力的重要性，最终使“壹教”在微观和宏观的视域里得到整合，在静态和动态的样态下得到互动，意义积极而深远，值得借鉴。     

《天问》二题试解

一、《天问》“日德月刑”说屈原的作品极富于浪漫主义色彩,这是无可争议的。但屈原对于自然科学则一向本着求实的精神,主张“参验以考实”(《九章·惜往日》),又说“名不可以虚作”(《九章·抽思》)。《天问》“夜光何德,死则又育”,正是屈原本着这种求实精神对日月的所谓“德刑”提出了质疑。王逸     

《尚书》中的道德观

中国的道德根源在《尚书》。孔子修订《尚书》就是为了弘扬道德。尧帝以道德为标准选拔干部和接班人,舜帝继承并发展了尧帝的道德观,皋陶的"九德"和箕子的"三德"之说规范了道德的基本内容和准则,《吕刑》阐述了道德、法律和行政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从此,道德成为了仁人志士的追求目标。     

马克思恩格斯的道德实践观

马克思恩格斯使道德立足于现实生活领域,从应然变成实然。首先,他们认为道德是人们在实践生活中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因此,道德根源于生活,来源于实践。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把道德原则应用在社会实践中。他们所持有的道德原则是人道主义,这表现在他们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异化劳动的批判中。他们也认为人道主义道德原则将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得到充分体现。最后,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自由是首要的道德价值。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自由才能真正被实现。他们在建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社会形态时,也建构了自我决定的自由的道德观。因此,道德最终在社会实践中才能被实现。     

张载“心解”诠释学的理论特质

张载的哲学思想具有原创性,通过文献分析与比较论证,对张载独特的诠释学思想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张载的诠释思想集中体现为“心解”二字,“心解”具体表现为“濯去旧见以求新意”的诠释目的,张载以“濯旧求新”的模式实现对孔孟之说的传承,他从观书和求理两个角度强调了求新的必要性,“开昏蒙”是求新的直接目的,朱熹对张载这一诠释目的十分推崇,多次阐释这一思想;张载以“心解则求义自明”为诠释原则,他认为心有“天心”“地心”之别,其中“人心”是张载心论的主体,具有德性之心与知觉之心的二重含义,“心解”中的“解”是“心”的知觉能力,合“德生之知”与“见闻之知”才能“求义自明”,通过“德性之知”收摄“见闻之知”形成“自诚明”,强调宏阔的“天人合一”宇宙意识,建构细密的“致知穷理”的知识理性;以“心解”为基础,共同指向张载“为往圣继绝学”的治学理念与人生抱负,可见他的“心解”诠释学既是一种认知性的理论,又是一种指向个体自我修身的实践理论,其从继承性、创造性、延展性方面提升了孔孟以来的儒家文化,更是在身心实践上对圣贤意志的体贴与发扬。     

遗失物招领付费之研究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道德素养并未上升到“圣人”的高度,拾而不还的行为在现实中逐渐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经中外对比研究,发现给予拾物人报酬请求权是解决该问题的一条有效途径,而“拾金不昧”的道德缺失也为遗失物招领付费制度提供了土壤。遗失物招领付费的做法在法理和实践中均有可行性,但在报酬比例的认定及该权利的排除适用上须谨慎对待。     

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依法治国中的价值

古今中外的法律文化交融是依法治国在中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重要助力。追溯依法治国的文化源头,挖掘和传承中国传统法律文明蕴藏的理论和经验,纠偏近代以来“效仿西法”“抑古扬今”导致的传统法律文化虚无主义和东西方法治文明无法自洽的境遇,是当今学人责无旁贷的担当。从历史解说现实,以古鉴今,发掘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治建设的可资借鉴之处,如“以礼入法、德主刑辅”与德法综合为治,“重民思想”与人本法治观,“家国同构”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贵和尚中”“无讼息争”与和谐法治,唯有如此才能使传统充满活力,才能固守依法治国之根本。     

道德体系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资源难题

道德体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真谛,是合理的伦理—经济生态,相适 应的实质,是道德体系与市场体制的辩证互动。“相适应”的逻辑模型,是“‘最强的动力’+‘最 好的动力’”的合理“冲动力体系”。道德体系与经济体制的“相适应”,经历了传统经济—计划经 济—市场经济的矛盾运动,这一运动的核心,是“冲动力体系”的自我转换与辩证否定。在这个 矛盾运动中,家庭伦理与家庭伦理精神,始终构成“相适应”的源始性价值资源难题。新的道德 体系能否建立,中国经济能否超越“福山预言”,在相当程度上倚赖于能否合理解决这一难题。     

中国网络媒介社会责任建设探析

网络媒介社会责任建设是规范传播秩序、形成正确网络舆论工作格局的重要举措。针对中国在网络媒介社会责任建设过程中存在着部分网络媒介道德伦理底线缺失、道德责任主体严重缺位、违反新闻真实性原则、出现舆论导向错位、舆论内容不健康、传播秩序不规范等现象,认为应从自律和他律、道德与法律等多重路径去规制网络媒介的传播行为,使网络媒介真正承担起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道义良心”的社会责任。     

迪尔凯姆论法律的道德精神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法哲学、法理学和法社会学关注的焦点.这个问题也是迪尔凯姆法社会学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迪尔凯姆将社会团结视为以社会集体意识为基础的一种整体上的道德现象,而法律则是社会集体意识的表达,是体现社会道德的"看得见的符号".社会集体意识和道德规范的社会变迁必将引起法律制度的相应变化.把握迪尔凯姆法社会学思想的精髓,将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法律与社会道德的紧密关系,厘清当今中国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法律与道德的冲突与矛盾.     

传统社会道德的有效性对当代道德建设的启示

道德规范适应小农经济的发展要求,并以“熟人社会”为条件,以“由礼入刑”为手段,重视启蒙德育的作用,是传统社会道德有效的真正原因。相应,当代道德建设要取得成功,道德规范就必须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并以开放的市民社会为条件,把反映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基本道德规范制度化,高度重视启蒙德育的作用。     

清末民初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传承与变革

中国传统儿童价值观教育历经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内容体系。这一体系中有积极、合理的成份,也存在消极、糟粕的东西,这为清末民初中小学传统价值观教育的传承与变革创造了重要的文化条件。清末民初中小学价值观教育在近代中国文化变革的背景下,传承了“以孝为先”“忠恕之道”及注重个人品德修养的传统价值观教育优良传统,也摒弃了愚忠、愚孝的腐朽教育内容,同时吸收了西方近代公义、公德、权利平等、遵守法律等德育元素。清末民初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传承与变革一方面深受儒家道德与教育传统的影响,当新的价值观教育思想与实践产生时,传统儒家道德与教育传统依然根深蒂固。另一方面,清末民初的西学东渐引起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异动,而文化异动与价值观变迁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传承与变革。此外,近代先进思想家、教育家对中国传统道德和文化理念的反思以及对西方道德与文化的审视也推动了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传承与变革。     

论法律对道德的支持及其限度

法律支持道德的依据在于,法律不仅具有合道德性,还有优于道德的独特品质。法律对道德的支持是通过法的制定和法的实施来实现的,这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的过程。法律对道德的支持是有限度的,主要表现为:法律支持道德的范围的有限性;法律重在规范人的行为,而不直接规范人的思想;法律的过度介入会削弱道德,遏制道德的发展。在实践中,我们应发挥道德与法律的综合整治功能,避免法律对道德的包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