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道统论——以“颜子没而圣学亡”为中心

王阳明的“颜子没而圣学亡”这句论断有悖于理学道统论所建构的“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的道统传承谱系,被认为是儒学史上的“千古大公案”。阳明及其弟子王畿从良知心学的立场出发,通过对颜子学的重新解释以重建“心学道统论”,强调道统须建立在“心体”的观念基础之上。由于心体是普遍超越的,故道统不再受时空局限而具有不断传承下去的连续性,但这种连续不是个人化的私密传统,而应具有向任何人都敞开的开放性;它作为儒学精神传统既是历史文化的产物,同时存在于人们“生身受命”的过程中,故道统又具有实践性;道统也绝不是少数掌握儒家经典的知识权威才有资格接续,更不是拥有“政统”的政治权威者可以独占,因而道统具有独立于知识领域和政治领域之外的独立性。     

仁者不忧：美德伦理视野中的儒学问题

借助美德伦理的基本框架,反观儒家“仁者不忧”命题的内涵,揭示其中所蕴涵的道德行为者形象及其道德心理状况。梳理思想史上的相关论述的基础上,通过对“非仁者之忧”、“仁者之不忧”、“仁者之忧”的逐层分析,认为仁者不忧是建立在超越的人生境界和宏大的生活意义之上,同时,这又不可避免地使仁者面临崇高境界与实际行动之间的张力。针对“仁者不忧”及其相关命题的讨论,既可以印证儒学思想所具备的某些美德论特征,又可以为当代美德伦理增添中国传统的阐释资源。     

论儒家传统文化的“治道”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该文分别从国家公共治理的价值基础、治理方式、治理者的道德与责任等角度,论述了儒家传统文化的“治道”思想。结合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思考了儒家“治道”思想的现代意义。深入发掘儒家传统文化中的“治道”资源及其对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与意义,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拓深的课题。     

孔子与“文革”

“文革”的反传统众所周知,何以如此学界却众说纷芸。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中选取大同理想、内圣外王、圣人崇拜、《大学》之道、《春秋》立法与“文革”的革命旨向、思想话语、个人崇拜、新人模式、以史代法作相应的比较分析,可显明地看出传统儒家与十年“文革”之间存在的内在关联：表面上是反传统,实质上是儒家思想在现代最大规模的外王实践。     

儒家的礼、“自我”与德性完善

儒家的自我既是“礼”的遵循者、又是“礼”的制定者。借用康德伦理学的术语,儒家的自我是 “为自己立法”的。然而,由于康德否认了人有“智的直觉”,人 “为自己立法”这一理念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并未得以实现。而儒家学者通过承认人心是无限心并具备理解天道的潜能,从而使人“为自己立法”成为现实。因此,尊重自我就表现为人动态地、创造性地完善自己的德性的过程。这一特点也把儒家的“自我”既与自由主义中的“自我” 、也与康德伦理学中的“自我”区别开来。     

以“达”为尊，既“信”且“雅”

严复并未对自己提出的“信、达、雅”进行严谨、明确的界定和阐释,实际上,“信、达、雅”只是三个笼统而抽象的概念,具体到如何理解、运用,往概念中填充什么内容,如何将这些内容（或准则）应用于翻译实践,则见仁见智;而对严复译论的各家争鸣,便缘出于此,其中不乏无意（或有意）的误读与曲解。欲探严复心中的“信、达、雅”究竟是何种境界,须辨析其“译例言”,兼顾其翻译实操,以免望文生义。严复认为,翻译应该既“信”且“达”,但是,求“达”弃“信”,固不可取。其言下之逻辑乃是：1.既“信”且“达”,而“达”至重;2.“信”未必“达”,“达”则必“信”;3.“雅”有助于“信”、“达”,使译作“行远”。若以一言蔽之,即：以“达”为尊,既“信”且“雅”。     

作为人类“活动”的艺术

在当代分析美学系统当中,艺术本体论的最基本的分殊就是单一艺术与复合艺术的区分,由此形成了“类别与成员”、“种类与实例”和“类型与殊例”的不同划分方式,其中“类型与殊例”之分最被广为接受。在此基础上,分析美学家又开启了从“活动论”角度来阐发本体论的思路,三种代表性形态分别是格里高利·卡里在《艺术本体论》中提出的“活动的类型”论、尼古拉斯·沃尔特斯托夫在《艺术作品与艺术世界》中提出的“活动的对象”论和大卫·戴维斯在《艺术作为施行》中提出的“施行的活动”论。尽管艺术本体论形成了层层推进的内在逻辑结构,但基本上都是以西方艺术自身作为对象而忽略了非西方的语境,由此难以建构起一种具有“全球视野”的人类学意义上的艺术本体论。     

儒家“忠孝”伦理及其现实性探微

儒家忠孝伦理以“亲亲”与“尊尊”的宗法血缘为根据,把中国古代社会维系成为组织结构有序、行为进退有度的家国同构模式,并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而伟大的性格。时代剧变,社会环境迥异,儒家“忠孝”伦理精神所指向的对象与所承担的功用应创造性转化,使之由重单一的忠君孝亲向多维度的社会对象开放,由偏重情感无私付出向行为主体多层次的责任与义务意识转化,使之在新时代焕发崭新的光辉。这既是对我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继承与肯定,也是对不完美道德现实的增益。     

“兴”与“象”：从《诗经》到《周易》

“兴”是《诗经》的灵魂,“象”是《周易》的内核。“兴”反映的是上古先民认识世界、跟世界打交道的根本方式,“象”标志着主体自觉的意义生成机制。从《诗经》到《周易》体现的是“兴”思维到“象”思维的发展。“兴”思维中现象和意义的生起是无性的,而“象”思维中现象和意义的生起是有性的。“兴”与“象”有着“体感”与“观思”的不同。“兴”并非凌驾于“象”之上。“兴”有其缺陷,即主体蒙昧性;“象”有其优点,即主体自觉性。中国哲学中的“功夫论”是对“兴”的超越性复归。     

“秦汉新儒学”与近现代儒学之重建

重新梳理、评价周秦两汉儒学的流变是民国学界超越经今古文之争、重建中国文化的题中要义,儒道抉择与孟荀分野,今文学方士化与改制学说成为各家判定秦汉新儒学“变质”抑或“发展”的关键。胡适认为秦汉新儒家是儒、墨、方士的糁合物,逐步宗教化,郭沫若视之为完全变质;钱穆着眼于宇宙论与人生论,认定秦汉新儒家是中国学术思想史的重要枢纽,董仲舒改制学说却误入歧途;顾颉刚认为董仲舒沿袭阴阳家系统理论提倡公羊改制,旨在彰显汉朝功业;蒙文通融会秦汉新儒学的革命精神与制度设计,以实践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化。考察民国各方学人阐释“秦汉新儒学”的分合,揭示民国学术的多元流变与各派学人的学术旨趣,当可展现沟通中西新旧的多种取径,或能在现代知识与学科体系中建构中国文化义理、制度与历史事实的有机系统,实现“能尊而有立”的文明复兴。     

论晚明文人生活美学的“闲趣”

中国古代生活美学在晚明发展成熟。“趣”作为晚明文人生活美学的一个重要观念,与“闲”密不可分。晚明文人的“身闲”转向令“趣”更多与人的感性生命相连,形成融欲望、情感、道德于一体的个体趣味。晚明文人生活美学的“闲趣”,既有偏重世俗享乐、纵情极意的一面,又有超尘绝俗,寻求心灵宁静的另一面,这两个层面相互渗透,展现了雅俗交融的晚明美学趣味;并且,这两个层面的趣味实质都指向“真”,忠实于肉身与精神的真实感受,是晚明文人对传统美学趣味观的一次革命,也深刻反映了文人在发达的物质文化中的沉迷与反思。     

补上“政治异化”的缺环——马克思早期异化思想发展逻辑研究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把个人的社会活动看作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共同的基础,三者的统一构成个人现实生活的基本内容。在政治异化中,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发生了分离并使得解放仅仅停留于抽象的政治领域,奴役和剥削关系在市民社会中仍然保留着。但政治异化发生的原因必须到市民社会的结构中去寻找,马克思早期理论探索的重点因此由法哲学转向了市民社会,并提出了劳动异化理论。这样,马克思的早期思想探索过程便表现为“国家和法→市民社会→异化劳动”的不断深入的过程,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逻辑关系具有明显的反向对应关系。     

沈从文笔下“女学生”形象文化透视

“女学”、“女学生”是20世纪中国现代性话语体系的能指符码之一。作为“现代性”转喻象征的“女学生”,在沈从文的笔下成了现代性批判的指代,显示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男性本位特色。作为“他者”形象的女学生,在其听闻传播与成论生成的形式中寓含了其异己性与欲望化特征,在抽象与矛盾描写中显示了其客体化与对象性本质。“女学生”形象在沈从文笔下作为“第三方”话语谱系,折射着乡村对都市的想象、都市对乡村的影响,以及来自乡村、身居都市的作家回望自我与民族来处,对国民性、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批判与反思。     

宗教与生命的纠结——梁漱溟早期宗教观探析

梁漱溟着重从人的精神需要出发 ,论述了宗教的基本特征和产生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 ,他以生命的四大问题的永恒性为根据 ,预示了以解决此四大问题为核心的宗教的永恒性。他看到宗教与生命的某种关联 ,但是找不到解决生命问题的非宗教途径     

农村房屋征收中的博弈与冲突

房屋征收引发的冲突是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严峻问题。在农村房屋的征收博弈中,地方政府和被征农民都具有理性行动的策略,从而具有各自的行动逻辑。在房屋征收中,既有权力对权利的压制,也有权利对权力的抗争。非市场化的补偿使得农民的“禀赋效应”与政府的“公正补偿”存在价值观的冲突,而强制交易的征收逻辑致使冲突发生、矛盾升级并产生“合作者亏损”的博弈结局。因此,房屋征收制度的改革与调整不仅应朝着市场化的方向迈进,还要建立相应的约束机制对征收博弈中的各方进行必要的规制。     

载道、言志、缘情的变奏：古典文学批评框架下的新文学观念考察

文以载道、诗言志、诗缘情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核心命题,从道、志、情的内涵来看,载道与缘情一者强调文学对“道”的无条件附属,一者强调文学对主观情感的抒发,构成了相互对立的两极,而诗言志观则是居于两者之间的一个较强包容性的命题。五四作家在社会启蒙与文学本体建构的双重考量下历史性地选择了“言志”的文学观念,一方面展开对“文以载道”与“诗缘情”观的双向批判,另一方面却又吊诡地徘徊于两者之间。“五四”后“言志派”开始了两个方向的分化,一是“志”的个性化色彩逐渐淡化从而走向“载道”;一是“志”的社会责任感消退,逐渐走向“缘情”。“言志派”的分化,是现代文学观念逐步多元化与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     

孙中山与梁漱溟民生思想比较研究

民生问题是20世纪中国社会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孙中山和梁漱溟本着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出发点对民生问题进行了自己的阐发和论述,形成了各自系统的民生思想.本文从思想产生由来和具体内容分析入手,对他们如何看待资本问题、土地分配问题、阶级问题以及发展工农业问题等方面的民生思想进行了比较.对民生问题不同的思考,导致孙中山毫不犹豫地把发展工商业作为"民生主义"的重要内容,认为真正的民生主义既要发展大工业,又要预防和避开资本主义,而梁漱溟则选择了从农村立足,优先发展农业,走合作经济的道路.     

论毛泽东的自由本质观

毛泽东从自由本质的主体定位和领域定位的视角对自由观中的核心问题即自由的本质观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具有特色的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为标志的自由本质观。这种自由的本质在内在逻辑上展开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的结合、对世界的改造重于对必然的认识、改造世界的效果重于对世界的改造三个层面,具体到毛泽东所生活的时代,其主要内容就是他所强调的民族独立、国家自主和人民解放。     

我国新型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财产的处理

传统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模式因权力的要素渗透其中而发生了重大变化,产生了新型黑社会性质组织。此类组织以“正当权力”为支持,“合法企业”为实体,非法运营为本质,使组织的“合法经济”实力得到空前提高,带有直接违法性的“黑色经济”比重下降,组织行为暴力色彩淡化。但其本质未变,相反,当权力介入后,此类组织不但有能力在更大范围内扭曲市场、扰乱治安,而且还有能力持续侵蚀国家政权的健康肌体,从社会安全问题演变为国家安全问题。因此,学界需要以“权力”和“财产”特征为主线,在犯罪学领域展开新的实证研究,在刑法领域展开新的规范性探索以积极应对。     

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及其现实意义

梁漱溟作为20世纪的思想家,力图实现中国伦理道德与西方民主科学的结合.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理论史上有重要地位,理论中关于解决农村、农民问题的真知灼见,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