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不起诉制度的监督制约机制研究

相对不起诉，又称酌定不起诉，该制度的确立对于司法资源合理配置、社会矛盾化解、社会关系修复以及检察机关认罪认罚轻微刑事案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升均起到促进作用。该制度赋予了检察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但对其监督制约仍然存在监督标准不易把握、监督制约不全面、监督制约机制得不到充分发挥的困境。面对该困境，应当从强化事前监督意识、事中监督制约、事后正负激励三个方面，通过对检察人员岗位廉政教育、查找廉政风险点，形成相对不起诉风险防控措施，以严明相对不起诉认定标准、严格相对不起诉办理、公开、报备、衔接、救济等程序方面，加强相对不起诉裁量权运行中的监督管理，并按照案件评查、监督巡查、能力考察“三查”方式，着力提升敢用、善用不起诉裁量权的能力，以期不断完善相对不起诉监督制约机制，构建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      

相对不起诉制度初探

相对不起诉制度,是指检察机关对于存在犯罪嫌疑且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依其职权而作出的一种不起诉处分.消极裁决权分割、利益居先和宽严相济是该项制度的理论基础.为了使该项制度得以贯彻,必须修改<刑事诉讼法>,不赋予被不起诉人申诉权,且对于有被害人的案件,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前,应征求被害人的意见,赋予被害人知悉权.     

核准不起诉:一种新型的不起诉

为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2018年第三次修订《刑事诉讼法》时,我国首次创设了核准不起诉,对于自愿认罪并且有重大立功或者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犯罪嫌疑人,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人民检察院可以不将其交付人民法院审判。核准不起诉在适用条件、适用程序、救济途径等方面有别于其他类型的不起诉,因而丰富和完善了我国刑事不起诉制度体系,实现了刑事案件不起诉制度的全覆盖,扩大了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核准不起诉也吸收了英美法系国家诉辩交易的合理元素,对于我国控辩协商制度的形成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核准不起诉是国家对刑事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的立法回应,不过,其效果如何仍有待实践检验。     

完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相对不起诉制度

相对不起诉制度是检察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在我国刑事立法中的重要体现。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相对不起诉制度范围的规定过于狭窄,加之暂缓起诉制度的缺失,给检察机关起诉自由裁量权的行使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不能满足构建和谐社会大背景下刑事司法工作的需要,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导下,我们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完善相对不起诉制度。     

相对不起诉制度初探

相对不起诉制度,是指检察机关对于存在犯罪嫌疑且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依其职权而做出的一种不起诉处分。消极裁决权分割、利益居先和宽严相济是该项制度的理论基础。为了使该项制度得以贯彻,必须修改《刑事诉讼法》,不赋予被不起诉人申诉权,且对于有被害人的案件,检察机关做出不起诉决定前,应征求被害人的意见,赋予被害人知悉权。     

相对不起诉之实证研究

不起诉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的自由裁量权,相对不起诉又是其中可裁量幅度最大的一种制度,实践中检察机关对相对不起诉的适用率一直偏低。通过实证考察,探究相对不起诉率偏低的现状及成因,有助于检察机关更好地发挥该项制度的诉讼价值,提高案件的办理质量及效率,争取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论不起诉权及其适用

取消免予起诉制度,扩大不起诉的适用范围,是我国修改刑诉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分析了不起诉权的理论根据及其价值在于此权是公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设置符合现代刑法思想和诉讼经济原则,也有利于避免当事人的讼累,促使轻微犯罪人悔过自新;阐明了不起诉权的适用范围有绝对不起诉、相对不起诉和存疑不起诉三种情形,其中相对不起诉是废除免予起诉制度但吸取其合理内核而创立的,存疑不起诉是“疑罪从无”的体现;阐释了保障不起诉权正确适用的监督与制约包括被害人、被不起诉人等当事人的自我救济,以及公安机关、法院和检察机关内部的监督制约。由于刑诉法对检察机关自行侦查案件的监督制约并无明确规定,作者建议建立权力机关对此类案件的监督制约机制     

论检察机关不起诉制度的社会效果及其实现路径——以全国人民检察院2151份不起诉决定书为样本

受“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之统一论的影响，社会效果已经成为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时的常态化考量因素，该因素的介入具有助益检察机关处理疑难法律问题和应对特殊社会矛盾的实践价值。不起诉制度的社会效果是指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通过行使不起诉权的方式终结案件后，社会公众等非案件办理人员对不起诉决定是否适当作出的一种主观评价。通过观察全国人民检察院2151份不起诉决定书发现，社会效果在不起诉案件中的运行略显失范，表现为实践表达笼统化和判断标准模糊化这两种形态，滋生了同类案件审查起诉处理结果分歧化的不正常现象。这肇因于检察人员在追求不起诉案件社会效果时对法律方法的忽视。检察人员应当跳出统一论的形式藩篱而回归法律方法，运用法律思维逻辑、法律解释方法和法律修辞模式办理不起诉案件。     

检察机关参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实践进路——基于案例的整理和反思

检察机关参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形式包括通过具体案例和通过与法院、环保等部门联合制定规范性的操作意见参与。参与的主要途径包括直接起诉、支持起诉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其中支持起诉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而直接起诉具有较大争议。检察机关为适应现代风险社会而适当介入民事领域具有正当性,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强力公益诉讼制度的有效途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与诉讼的可调解性之间不存在矛盾。检察机关通过与有关部门制定规范性的文件,应当从我国宪法规定的检察权性质出发。     

不起诉制度的解构与重构——以价值权衡为视角的考察

正义与效率构成了现代诉讼制度的正当根据。正义包括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实体正义使刑事诉讼法表现出对刑法的一种工具性价值．程序正义却是源自刑事诉讼法独有的品行，两者都不可或缺。而效率则是诉讼资源稀缺性的要求，也是实现正义的保障。不起诉制度应该体现正义与效率的基本要求。检察机关应该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对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作出判断和处理。对罪疑的案件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在不起诉决定形成过程中，一个公正的程序要求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赋予当事人要求听证的权利是一个理性的选择。而基于效率的考虑，不起诉决定应该具有确定的法律效力，以形成对检察机关和当事人诉讼行为的有效约束。     

审判独立与抗诉监督制度的完善

司法公正需要审判独立和对审判权实施监督两方面的共同支撑。根据我国的政治体制和司法现状,检察权对审判权的监督必不可少,检察监督与审判独立之间既相互冲突又相互统一。在改造抗诉监督制度时,必须坚持“不损害独立审判权”的底线,把抗诉理由的标准由“确有错误”修改为“认为有错误”,把抗诉范围限定在“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的案件和“适用法律错误”的案件,并对抗诉期间和抗诉次数作出严格限制以维护审判结果的终局性和权威性。     

三国时的校事与司法

三国时的曹魏、孙吴都设有“校事”一职。曹魏的校事主要职掌是“刺举”，在孙吴则主“典校诸官府及州郡文书”外加“刺举”，这些职掌无疑与司法机关、监察机关的职权发生冲突。但两国的君主囿于其利，久久不予废除。这无形中加剧了政权的运转矛盾，加速了两国政权的权力旁落或灭亡。虽然，校事制度在两国最终被废除，但其对后世的特务机关的影响却不容低估。     

论缓起诉的法理基础及制度建构——从刑事追诉理念的转变谈起

缓起诉是一种附条件的便宜不起诉处分,它的产生和发展,反映了刑事追诉理念从“报复刑”向“目的刑”的转变。缓起诉制度在落实“轻罪从轻、重罪从重”刑事政策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刑事制度运作上发挥了重要的功能。我国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这一现实司法语境下,创设缓起诉制度,建立不起诉和缓起诉相配套的二元“消极”公诉机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以审判为中心视角下检察权的定位与运行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须立足我国现存法律框架与司法实践,对审判中心的内涵及其延伸功能进行重新诠释,再从审判中心出发,认真审视检察权的定位与运行。检察机关应进一步规范行使公诉权、扩张不起诉裁量权、强化侦查监督职能,以实现刑事裁判主体地位回归法院、控制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数量以及发挥诉讼流程终端控制机能等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基本要求,同时应以犯罪分层为标准,对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进行繁简分流,不断优化司法资源配置。     

困境与出路:附条件不起诉适用实证分析

附条件不起诉作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重要的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处遇措施,在实践中应具有较高适用率。通过对东北地区检察机关实施新刑诉法的实证调研发现,附条件不起诉在实践中存在适用率低、适用对象特定、相对不起诉侵蚀附条件不起诉等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源于部分检察官司法理念落后、知识储备不足、司法体制障碍、人员配置紧张等因素。有必要强化专题法律培训,纠正检察官认识误区,消除司法体制障碍,引入社会专业机构,降低检察官工作负荷,以有效提高附条件不起诉适用率。     

我国职权立法辨析

职权立法是与授权立法相对应的一种立法类型 ,基于立法权的相关理论分析 ,职权立法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它是我国最高权力机关向其他国家机关分权的一种形式 ,是我国现行立法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 ,它与授权立法在权力发生根据、权力存在时间、所受立法监督以及目的等方面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别     

检察机关非自侦案件侦查监督的博弈论分析

检察机关依法对侦查机关行使侦查监督权,既要解决因侦查机关抵触和内部动力不足而导致的监督不力的局面,又要解决因信息不畅导致的监督不到位的困境。充分运用博弈理论能够较好地处理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互动,引入第三方即当事人及其诉讼参加人的力量介入可以实现博弈方的最大收益,实现监督实效的最大化。     

苏俄检察权的理论基础

苏俄检察权与资本主义检察权在理论基础上迥然有异。苏俄“议行合一”的宪政体制,决定了需要建立专门的检察机关以保障国家的法律得到统一和正确实施;苏俄检察权追求的目标为实现间接民主与直接民主的统一,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民主;苏俄检察权来源于权力机关的授权,其实质为立法权的延伸;苏俄检察权的核心作用在于有效地制约国家权力,进而防止国家权力的恣意和滥用。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法哲学解读——方法论的反思与调整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确立对确保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更好地做到“立检为公,执法为民”,进一步提高侦查水平和办案质量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人民监督员制度存在着理念误区、逻辑错位与价值困惑,导致了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当下困境,阻碍了外部监督的纵深发展。因此,必须进行方法论上的重整,以实现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理性化、深层次化与本土化。     

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初探

民事检察监督制度是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的法律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由于立法上的缺陷,我国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受到很大制约。本文通过对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生成和发展的解析,探求民事检察监督制度与当代民事诉讼原则的内在关联,试图从比较法的角度寻求理性构建和完善我国民事检察监督制度,调节检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