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意识形态对现代改译剧文本选择的影响

意识形态是影响现代改译剧文本选择的重要因素。中国近现代社会中有两大交替出现的主流意识形态,即救亡图存、革命思潮和思想启蒙思潮。在救亡和革命思潮影响下,辛亥革命前后、左翼文学时期和抗战时期,抵抗外辱、彰显爱国主义和社会革命题材的外国戏剧被大量改译进来;五四至抗战爆发以前,思想启蒙占据了时代的主流,改译者选择的多是反映妇女解放和批判现实社会的剧目。这些改译剧给当时封闭沉闷的社会带来新的气息,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话剧创作。     

扭捏作态的都市爱情-论李健吾戏剧改译本《说谎集》

戏剧改译的目的是为了演出,所以改译要有效调动观众的文学经验和艺术经验,而观众作为此在存在的人,时间和经验的有限性和历史性是他们理解戏剧作品和戏剧艺术技巧的先在条件。本文通过分析萧伯纳戏剧改译本在现代中国演出的失败和成功,考察李健吾成功改译本《说谎集》是如何把握本民族观众理解的有限性和历史性,并最终接通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心理,达到对民族社会生活现实的批判。     

爱好由来落笔难 一诗千改始心安——许渊冲先生的古典诗词改译

诗歌创作需要修改,诗歌翻译更需要修改.研究许渊冲先生诗词的改译,可知先生诗词改译的特点改韵救义,删繁就简,内蕴毕现,诗意开豁,人称换位,重心转移,跨行增益,诗题改译,润色标点,诗行调整.     

改译理论在古诗英译中的应用——从《梅花》英译本比较谈起

诗歌翻译要求译者在理解原诗的基础上对诗中必要的地方进行变通处理,以确保古诗意蕴的准确传递。本文从分析阐述古诗《梅花》几个英译差异入手,通过实例分析几种变通方式,探讨改译理论在古诗英译中的应用。     

诗不厌改，贵乎精也——许渊冲先生诗词改译研究

古今中外的著名诗人,于诗歌创作的过程当中,莫不字斟句酌、反复修改,体现了对诗歌艺术的不懈追求.诗歌翻译一如诗歌创作,亦需如琢如磨、精益求精的"求美"精神.诗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于大量的诗词翻译之外,几十年来一直坚持三番五次的诗歌改译,锲而不舍,如琢如磨.本文通过对许渊冲先生诗词改译的个案研究,希望能给中国古典诗词的英译带来启迪.     

论广告翻译中改译法使用的度与原则

由于英语和汉语在语言文化上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在英汉和汉英广告翻译中出现了改译现象。尽管广告改译在广告翻译中使用的频度非常高,但广告翻译中的改译也应该有一定的度和原则,对其进行评价也应有一定的标准。文章提出了广告改译的度和所应遵循的一般原则及广告改译作品的评价标准。     

林语堂的翻译观及其实践——浅析《幽梦影》中的增译、漏译和改译

本文以清人张潮所著《幽梦影》的英文翻译实例为根据,分析林语堂对增译、漏译和改译等翻译技巧的使用。这些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林语堂如何在翻译中实践其翻译观,即忠实、通顺和美的标准。     

论《浮生六记》布莱克英译本的改译现象

《浮生六记》是一部文学价值很高的自传体作品,而英国汉学家Shirley M.Black于1960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的英译本通过特定的改译原本更扩大了其海外知名度。通过分析译者对源语进行的整体结构"改头换面"、篇章内容"移花接木"以及将细节描写"浮想联‘篇’",探寻西方译者如何改译原本、如何发挥译者的主体性以及改译原本的目的。     

歌曲译配步骤的功能主义途径——北京奥运歌曲Forever Friends译配分析

歌曲译配对于增进中外艺术文化交流起着重要作用,但歌曲译配的理论研究在中国翻译界却久被忽视,许多问题尚未达成共识,亟待深入探讨,歌曲译配的步骤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本文基于功能翻译理论,结合北京奥运歌曲Forever Friends的英汉译配实例,系统探究了这一问题,提出歌曲译配一般包括原文分析和配曲改译两大步骤,以期对歌曲译配的理解与实践有所帮助。     

论梁实秋译莎的“崇真”思想

梁实秋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渗透着＂崇真＂思想,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注重完整引入莎剧的风俗习惯、民族心理、典型意象等文化信息;二是尝试如实传达莎剧的冗长定语、条件状语从句以及十四行诗等语言形式;三是积极引进＂戏剧文本类型＂以及学习西方戏剧意识。梁实秋译莎的＂崇真＂思想与他＂和而不同＂的哲学倾向以及当时＂欧化＂风尚等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密切相关。     

探析中国戏剧两种走向之整合

戏剧作为一种艺术样式,其审美价值究竟偏向于文学性还是剧场性,其功能究竟是重启蒙还是重娱乐,这历来是争议不休、难有定论的问题。即使在今天,中国一些戏剧学专家依然因为各自侧重点的不同,从而看到了当代中国戏剧的两种迥然不同的走向。通过对中国近代以来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戏剧进行分析,发现这两种走向其实并不矛盾,相反是整合。当今,在中国戏剧创作中文学与舞台、启蒙与娱乐间对立、偏废的现象正逐渐消淡,二者的融合与统一日益成为一种明显的发展趋势。     

曹禺剧作中女性形象的时代意义

曹禺的《雷雨》、《日出》是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标志,蘩漪与陈白露是曹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重大贡献。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对这两个女性形象进行分析,可以更深一步探索曹禺女性形象的时代意义。     

余上沅早期西方戏剧研究的特色

余上沅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者之一 ,他一直致力于西方戏剧的介绍和研究。紧密联系中国戏剧运动的现实 ,注重研究的当代性、尝试比较戏剧的方法、注重戏剧艺术的综合研究 ,强调戏剧的民族特色 ,是其早期西方戏剧研究的特色 ,至今仍具有借鉴的价值     

象牙的雕刻——略论曹禺戏剧的细部艺术

与中国现代其他剧作家相比,曹禺充分考虑了戏剧作为舞台艺术的特质,更注重也更圆熟地处理了场面、道具、节奏等细节因素,从而创作出堪称中国现代戏剧成熟标志的剧作。     

莎士比亚与文艺复兴时期戏剧的社会地位

莎士比亚戏剧是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成就之一。然而就戏剧在当时的社会地位而言 ,却属于下层文化范畴 ,戏剧的内容、形式以及演员都受到很大的限制 ,莎士比亚本人的命运和他被后世所公认的地位形成极大的反差。然而 ,莎士比亚戏剧的形成和发展 ,是文艺复兴革命的结果 ,又是这场革命所带来的思想意识形态最根本改变的动因     

中国现代戏剧教育的发展历程

中国现代戏剧教育初期的学校教育改变了师徒传授的教育方式,20年代受“五四”新文化和西方戏剧教育影响初步形成了现代戏剧教育模式,30、40年代有鲜明的工具性特性,也产生了一些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之作。     

生命体验与革命狂欢——曹禺与老舍戏剧比较研究之一

曹禺始终执拗地追寻生活表象后面蛰伏的人生困境，以强烈的生命体验和诗性描写，给读者以强烈的艺术震撼和畅快淋漓的审美享受，在全方位的戏剧描写中，曹禺努力探求和张扬一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命原力与人文精神，引发读者对人之命运的辽远思考，这或许是曹禺剧作最为迷人的地方。老舍的两次话剧创作高潮都是在革命狂欢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两次话剧创作高峰的共同之处是与政治和革命的紧密联姻。若没有革命激情的涌动，稳重理智的平民小说作家老舍可能不会从事话剧创作，面对革命狂欢，老舍以他的勤奋和才智，为中国剧坛贡献出数量极为丰富的话剧作品，凝结着他对革命的思考和话剧艺术的不懈探索。     

“革命浪漫谛克”性质的“普罗文学”的发轫之作——论《野祭》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样式意义

蒋光慈的小说《野祭》作为“革命浪漫谛克”性质的“普罗文学”发轫之作，具有此种流派文学的典型特征：崭新的革命题材与人物形象、“革命＋恋爱”的结构模式、浓郁的主观抒情色彩、主观性“散文化”的情节结构等。《野祭》虽然存在一定缺陷，但它丰富拓展了现代文学多样化形态的艺术探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文学样式意义。     

中韩家庭剧婚姻背叛叙事的文化伦理

在传统、现代、后现代的伦理视野中,有些夫妻关系处于婚姻背叛的不稳定状态。中韩家庭剧较好把握了夫妻关系在历史转型期的变化,对婚姻背叛给予较大的关注,而对背叛婚姻的叙事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文化伦理取向。中韩家庭剧婚姻背叛的叙事基本采取一男二女的人物关系模式。但是婚姻背叛的叙事情节和风格不同,中国家庭剧强化尖锐爆发性的矛盾冲突;韩国家庭剧采取含蓄的叙述方法,而且尽量弱化和净化正在进行的婚姻背叛的情节。对成为过去式婚姻背叛的态度,中韩家庭剧存在较大的差异,中国家庭剧一般相对＂宽容＂,而韩国家庭剧则是严厉的谴责和批评,这与各国不同的叙事伦理和文化个性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