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福建省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的分析与思考

工业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是工业污染治理的主要方式和途径.利用2006年～2010年工业生产总值、工业污染物排放及治理投资相关数据,对福建省工业经济增长的环境质量状况、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的结构及效率进行分析,指出工业经济发展对污染治理提出更高要求,以末端治理投资为主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效率有待提高等问题.对此,提出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方式,引导企业生产的生态化转向等对策.     

地方政府污染治理与公众环境抗争的行动逻辑--基于博弈的分析框架

地方政府在环境污染治理中的矛盾局面是导致环境抗争群体性事件不断涌现、升级的根源。对待潜在的或者已有的环境污染侵害行为是采取行动还是保持沉默,地方政府与公众之间因角色的不同而采取着不同的行动策略。文章从博弈论的视角分析了地方政府与公众在环境污染治理中的行动逻辑,认为地方政府未来环境污染防治政策改革的首要任务是突破复杂的利益纠葛,将公众的环境诉求纳入污染治理决策。     

北部湾经济区地方政府协作机制构建研究——基于消极竞争行为治理的视角

由于当前北部湾经济区所辖的南宁等四市行政组织和管理体制仍然沿用原来的管理体制,给北部湾经济区建设带来了诸如产业趋同、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这些消极竞争行为的存在,给北部湾经济区的建设带来了负面影响,因此迫切需要加强政府治理,构建地方政府协作机制来解决存在的现实问题。     

大数据背景下地方政府治理工具创新与选择

政府治理工具是指参与治理的各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一定治理目标,而采用的可辨别的行动机制或策略。地方政府治理工具的创新与选择对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关键作用。大数据为地方政府治理带来挑战,传统治理工具逐渐失去了治理效应,但同时大数据也为地方政府治理工具创新提供了空间和路径,整体性工具、网络化工具、契约化工具等成为大数据时代治理工具创新发展方向与选择。根据不同治理工具特征,针对不同治理目标、制度环境、行动者等制约因素,可以对地方政府治理工具进行评估与最优化选择。     

论政府在乡镇企业治理污染中的促进作用

就乡镇企业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及政府在乡镇企业污染治理中所起的作用和存在问题展开论述。提出了必须对乡镇企业污染治理中的政府作用进行重新定位 ,以及加强政府促进作用的具体措施 ,目的是为了推进乡镇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民营化与我国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近几年来,服务型政府已成为我国政府改革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向,同时民营化治理工具也在西方改革政府实践的过程中带来了巨大变革,不仅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方式与效率,也改变了民众对政府职能的认识,改善了民众与政府的关系.     

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模式的选择与治理体系的构建

当前,我国农村环境污染治理采取的是政府一元治理模式。由于农村环境污染点多面广,政府一元治理模式收效甚微。西方治理理论在治理实践中成效显著,我国宪法也赋予了农村基层组织自治权。因此,政府可以村委会为农村环境污染综合治理主体,吸纳村民、村经济体、企业与社会团体等治理主体参加,形成多元治理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农村环境污染治理体系。     

环境分权与环境污染治理:基于多维度财政分权视角

地方政府是环境污染治理的关键主体,分权是牵制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的重要因素。文章将财政分权与环境分权分离讨论,利用面板数据模型以及门槛模型实证考究了多个维度的财政分权、环境分权与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财政收入分权、财政支出分权对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有助推作用;(2)环境分权以及财政体制不平衡对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有负向影响;(3)进阶研究发现,高财政支出分权有利于推动环境污染治理,而高财政体制不平衡将进一步放大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治理的负面影响。因此,围绕促进地方政府加大环境污染治理的目标,可针对财政支出端进行重点改进以解决财政体制不平衡问题,同时应多措并举促使地方政府规范、合理和有效使用权力。     

农村工业污染成因及对策分析

目前,农村工业污染严重,农村工业发展对农村环境和农业资源危害加重,农村可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受到威胁。农村工业污染的防治需要政府、社会中间层组织、企业及社会公众这四者有机结合。探讨协调政府、社会中间层组织、企业与社会公众多维关系的同时寻求防治农村工业污染防治解决路径。结合农村实际情况,提出治理农村工业污染对策,以期为新农村建设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构建提供帮助。     

环境污染对居民的政府信任和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

环境污染对居民健康的负面影响已被诸多研究所证实,然而环境污染侵害的远不止公众健康。利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系统考察居民感知的居住地环境污染状况对居民的政府信任度和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主要研究结果显示:居民感知的居住地环境污染严重程度损害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度,但不会抑制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居民感知的居住地不同环境污染状况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信任度的影响存在差异,居民感知的空气污染严重程度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影响比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更大,而居民感知的水污染严重程度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比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影响更大,这主要源于居民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不同环境治理责任的不同判定。环境污染状况对不同区域和居住地居民的政府信任度的影响存在差异,空气污染损害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主要表现在东部地区、城市地区,而水污染损害居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在东、中、西部地区,城市和农村地区均有表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有助于增强其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信任,而互联网使用强度的增大降低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也会抑制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因此,环境污染治理关系到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和社会稳定,各级政府应下大力气进行环境污染治理,建立公正透明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并强化对民众感受的调查研究,以增强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和政治参与。     

环境规制约束下的雾霾脱钩效应——基于重污染产业转移视角的解释

分析环境规制约束下重污染产业转移对中国实现工业发展与雾霾污染脱钩的影响效应;探究环境规制约束下重污染产业转移对本地工业发展与雾霾污染脱钩的影响;根据重污染产业向外迁移的特点,提出"寻找污染天堂"式转移和空间邻近式转移两种模式,并分别验证重污染产业以上述两种模式进行转移时,对周边地区工业发展与雾霾污染脱钩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重污染产业向外迁移显著促进了本地区工业发展与雾霾污染脱钩,且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有助于增强重污染产业向外迁移的雾霾脱钩效应;（2）高环境规制地区重污染产业外迁对低环境规制地区雾霾脱钩影响不显著,但如果两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差距拉大将导致高环境规制强度地区重污染产业外迁对低环境规制地区雾霾脱钩强度的负面影响;（3）重污染产业遵循空间邻近转移模式,由于雾霾污染具有强空间扩散性,导致周边地区重污染产业集聚或外迁均对本地区雾霾污染脱钩产生影响,但如果本地区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则会敦促周边地区重污染产业外迁至更远地区,降低周边地区重污染产业向外迁移对本地区雾霾脱钩强度的负面影响。     

宁夏城市环境污染的现状、趋势及对策

宁夏是西部不发达省份,同时又是城市经济落后区域,近年来城市污染问题比较突出,工业废气、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放大幅度增加。本研究选取1998—2002年的数据,分析了环境污染的影响因素。研究认为,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宁夏城市的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都会进一步扩大,环境污染问题会越来越突出,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污染上升趋势。     

我国地下水污染现状与防治对策研究

我国地下水污染正面临着由点到面、由浅到深、由城市到农村不断扩展和污染程度日益严重的趋势,地下水污染防治迫在眉睫。根据地下水污染的成因,地下水污染源可以分为工业污染源、农业污染源、生活污染源和自然污染源。在我国目前的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中,存在着法律法规不健全、管理责任不明确、地下水资源定价不合理、监测网络建设滞后和缺乏有效的防治技术等政策与管理问题,使得目前的地下水污染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通过分析目前地下水污染防治中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地下水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将地下水和地表水污染防治纳入统一规划和管理、合理确定地下水资源价格、加强地下水监测网络建设和污染防治技术攻关的政策建议。     

政府减排目标、产业结构与污染减排

政府是污染减排的重要主体,了解其行为对污染减排的作用对提升污染减排效果及实现中国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创造性地将政府减排目标纳入研究框架,构建面板门槛模型,从工业污染排放总量的角度分析政府减排目标、产业结构、经济规模等因素对地方污染减排的影响,并用工业污染物强度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政府减排目标对污染减排的作用存在阶段性不同:经济发展初级阶段,政府减排目标对污染排放总量的作用方向为正;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作用方向为负; 两者之间存在适应性调整阶段,作用方向具有不确定性,但总体由正向作用向负向作用转变。产业结构对工业污染排放总量的作用方向因污染物种类而异,经济规模对工业污染排放总量作用方向为正。     

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是普遍而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在保证我国经济增速的同时降低环境污染物排放、实现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前社会的核心目标之一，而加强技术创新是降低环境污染的根本路径，同时，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是实现绿色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式。文章将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与环境污染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尝试从定量的角度研究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文章借助中国2004—2017年各省份（不包括西藏、港澳台）面板数据，构建包含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环境污染的固定效应模型，并提出产业结构升级是技术创新影响环境污染的中介变量，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环境污染影响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行分析验证，实证探究了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同时从全国层面以及区域层面进行比较分析，在验证前文假设成立的基础上，对比不同区域的实证检验结果，尝试从中国区域差异性的角度得到更具针对性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研究结果表明：从直接效应看，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可以显著减少环境污染，作用强度与技术创新水平、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成反比，且分地区检验结果相同；东中西部地区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降低环境污染的作用大小却表现出了明显的区域差异。从间接效应看，技术创新可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降低环境污染，产业结构升级在技术创新降低环境污染的过程中充当中介变量。分区域检验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具有完全中介效应，西部地区中介效应占比27.46%，中部地区中介效应不显著。文章的研究结果对我国环境污染治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对减少污染排放、提升环境质量至关重要，政府需要因地制宜施策，充分发挥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降低环境污染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东部地区在追求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同时，应发挥技术创新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核心作用；中西部地区要加快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引进生产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隐性经济视角下环境规制对工业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隐性经济作为工业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来源,会对环境规制产生重要影响,但其作为制度弱化的指标并未引起重视。鉴于此,以“两型社会”国家级示范区湖南省为例,从理论和实证研究隐性经济视角下环境规制对工业环境污染的影响。理论表明,隐性经济部门的产出和利润均为环境规制强度的减函数,工业环境污染为环境规制强度的减函数和隐性经济的增函数。实证显示环境规制强度对于工业环境污染的直接效应及间接效应均显著为负,除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外,隐性经济对于工业环境污染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据此,从环境规制和隐性经济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基于STIRPAT模型的辽宁省环境污染影响因素

针对辽宁省环境污染的严峻现状,采用扩展后的STIRPAT模型,检验了辽宁省人口和经济等宏观因素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辽宁省环境污染显著地受到宏观因素影响,技术水平对环境污染产生负向影响,人口规模、工业企业数量、产业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正向影响,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有效降低环境污染。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经济根源

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的紧密结合是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核心内涵.文章从中国式财政分权视角对环境污染问题给出解释,探索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影响及其后果,以此揭示环境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经济根源.采用1998-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构造环境污染指标,同时引入财政分权指标、地方政府竞争指标和产业结构、外贸依存度、外商直接投资等控制变量建立计量模型分析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显示,中国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中国式财政分权改革及其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扭曲导致了环境污染的加重,并且污染程度会随着分权度的提高和地方政府竞争的加剧进一步恶化;同时,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在东部和中西部存在显著的区域性差异,环境群体性事件产生频率也存在区域差异.     

基于中国东中部面板数据的污染天堂假说检验

由于经济增长导致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环境已经成为经济社会的重要稀缺资源。笔者利用中国东部十一省（市）和中部八省1985～2008年的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污染天堂假说进行检验,实证研究发现,除东部地区的工业固体产生量外,其他污染指标不支持污染天堂假说。从外商直接投资（简称FDI）,对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和工业粉尘排放量影响效果看,FDI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的FDI比中部地区更清洁。在扩大FDI的规模时,更应注重FDI的质量,同时必须关注FDI的区域分布和产业布局。     

产业结构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分析

首先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分析国民经济各产业产出与污染排放量之间的联系;然后用回归方法分析三大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变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之后针对各地区不同工业内部格局,计算相应的污染治理努力程度。研究表明：环境污染与各产业产值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同效应;三大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影响着环境污染,工业产业是污染排放的最大因素;污染控制总量不能直接评价一个地区污染治理努力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