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美学的“本真”生存审美诉求

儒道美学重视人的生存问题,把人,即“此在”的“本真”生存作为最高的审美诉求与审美境域。在儒家美学看来,“仁”的构成境域就是人的一种“本真”生存态势或生命状态,也即“本真”审美域的达成态。可以说,正是从重视人生、珍惜生命、推崇“本真”生存出发,儒家美学强调作为个体的人的自身生命意识的培养。而“仁”审美域的达成流程其本身就是一种“本真”生存态的生动呈现。     

和谐人：传统人性假设的批判与超越

人的存在方式就是人存在于特定历史阶段或社会状态下的具体形态,也表述为人性假设,如自然人、理性人、经济人、道德人等。人的存在方式并非恒定不变,而是由人性的发展变化所决定。“和谐人”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特定的一种人的存在方式和新型的人性假设,是对传统人性假设的批判与超越。从人性假设视角研究和谐人,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学的当代发展内涵,也是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状态下社会主体的科学的合理的诠释,具有突出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认识论视域中“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内在关系探微

“三个有利于”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分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关系。本文从认识论视角探析了二者的关系：从认识过程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充分肯定;从认识要求看,“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是逻辑的历史的统一;从认识目的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理论深化。     

美学四态(一) :美丽论美学

根据维特根斯坦语词意义即用法的著名哲学命题,美学一词有四种用法, 这四种用法, 也就是美学的四种形态:美丽论美学, 统一论美学,超越论美学, 张力论美学。从“美学”一词所具有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语义惯性、“美学”一词的汉语翻译、“美学”一词在鲍姆嘉敦和黑格尔那里的本来意义、 西方近代美学的形而下转向等方面, 论述了“美学”一词用作“美丽学”、“漂亮学”、“艳丽学”的不可抗拒的历史和逻辑必然性。     

三十年代文学：“现代性”的多元想象与实践

20世纪30年代作家对于现代性理解上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思维方式上的分歧,直接影响了30年代文学场域与文学格局的形成。由于作家的立场、性格和审美观念的差异,在文学中表现出三种对于现代性的理解方式和实践方向：一、认为“现代”存在于未来,预设某个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在激烈的革命诉求下否定当下生活;二、认为“现代”就是当下,着力发现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在对现实生存的欣赏与把玩中展现“现代”;三、将目光向后看,尝试从地域风俗和久远的道德理念中寻找别样的“现代”形态。     

猺人、蜑人、山贼与土人

兴宁县位于韩江支流梅江中游,明正德十一年(1516)知县祝允明主修之《正德兴宁志》,为韩江中上游客家人聚居地区现存地方志中最早的一部。该方志有关猺人、蜑人、山贼与土人的记载,为讨论15至17世纪该地区族群关系的变迁及其社会意义提供有力佐证。作者发现,通过一系列艰难复杂、充满冲突与妥协的互动过程,原来“随山散处”的“猺人”和“舟居网捕”的“蜑人”转变为以农为生的“土人”,成为朝廷的“编户齐民”,而原来活跃于南岭山脉崇山峻岭间的“山贼”、“流贼”及其后代也更多地服从官府的管治,以合乎朝廷典章制度和官方意识形态的方式建构乡村的社会组织,地域社会的经济形态与文化面貌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该地区后来被视为“客家人”最重要的聚居地之一,而所谓“客家”身份及其认同,要在原来大量存在的“畲人”和“猺人”转变为“编户齐民”之后,才有可能产生。     

论曹植与中古诗歌创作范式的确立

作为中古诗歌创作范式的“建安风骨”是后代论者对于建安文学精神的一种独特接受和主体建构。由于建安文学的发展呈现为一个历时性的过程,不同阶段、不同作家的情形不一, 对这一创作范式内涵的把握和阐释就必须放在特定历史进程中进行。曹植在文学史上尤其是在中古文学史上一直具有偶像的价值和意义。将曹植这一“文本”以及后代作家对他的“接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观察,就会发现,曹植尤其是他后期文化、文学活动的典范意义并非只在辞彩等形式的方面,而是标志着一种文人生存方式及文学创作范式的完全确立,从而成为中古文学发展方向的真正代表。     

“民主”程序的借用：袁世凯帝制建构的“现代”逻辑

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限定政权生存和延续的可能空间。为了追求政权的稳定和延续,处于有效性困厄中的袁世凯,企图恢复其熟知的作为传统权威基础及其象征符号的帝制来自动生成其在近代社会的有效性。在辛亥革命的“宪政化”成果下,袁世凯借用“民主”程序来粉饰“民国”到“帝国”的连续性：通过垂询民意,论证变更国体的“合法性”;运用请愿、投票、“公选”等“民意”方式,推进变更国体的实践活动;利用“立法”这一现代路径,重构政治形态的传统取向。在这种结构形式与价值内容存在冲突的“现代”逻辑中,袁世凯欲求的有效性难以实现,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张力成为制约袁世凯政权的“政治瓶颈”并使其终结成为必然。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湘西书写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湘西是一个被众多作家一再书写到的地域性乡土。湘西书写,是指以湘西为表现背景,展示20世纪中国人在湘西乡土中的生活习俗、情感方式、价值判断和生存形态,以及书写者本身在这种书写过程中所体现出对湘西的认识、期待、回忆和想象。湘西书写可分为“诗意化”与“审美化”的湘西书写、“写实”与“批判”的湘西书写、“左翼”与“革命”的湘西书写、“传奇”的湘西书写四种形态。这是由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从诸如反现代与反都市、追求现代化、追求左翼与革命、追求形而上的终极与民间狂欢的立场和角度将自己对湘西的记忆、想象、感受和期盼文学化的结晶。     

评价论视阈中的良心机制

良心是康德哲学体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在康德哲学中理应占有重要位置：其一,良心是“自己对自己作出裁决的判断力”;其二,良心以善良意志为根据;其三,良心通过义务意识而对道德法则产生敬重感情。黑格尔从良心“是在自身中反思着的普遍性”;良心是主体“内部绝对的自我确信”;良心是“唯一对我有约束力的东西”等三个方面论述良心。人作为社会性的动物,良心就是社会规范作用于人而形成的一种心理机制。个体良心是社会基本规范的内化,也就是社会基本价值观念的内化。因此,良心是以个体形态存在着的社会基本规范或社会基本价值观念,也是社会“良心”的个体化形态。作为良心形态的社会规范不是具体规范而是基本规范,体 现着社会理性,表现为精神上的信仰。孟子提出良心的四个层次,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而 “是非之心”则包含承认事实之心和追求公正之心两个层次。良心以情感的方式发生作用。良心的不安就是良心的不安宁,良心以安宁为愉悦,以不安宁为痛苦;良心在个体自我评价活动中常常以不安或谴责的形式发生作用,从而使个体沉浸在某种痛苦的情感之中。发生在个体自身内的良心不安或谴责在实质上体现着社会主体对个体所作所为的不安或谴责。个体用良心作为标准所进行的评价活动是双重的,既是个体的自我评价活动,又是社会对个体的评价活动,是以个体的自我评价活动为独特形式的社会对个体的评价活动。社会对个体的评价活动转化为个体自我评价活动,个体以独特的自我评价活动形式来体现社会对个体的评价活动,这就是良心不安或谴责的评价论机制。忏悔是自我评价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良心不安或谴责往往通过忏悔体现出来。历史上的许多名人都具有很深刻的忏悔意识。     

文化: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

文化,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是揭示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重要依据。文化的存在不以我们的主观好恶与主体选择为转移,它以其刚性的力量超越个体意志而对人施加影响,规定着人类的生活样式。     

亚里士多德主义伦理学对美德的辩护

亚里士多德在幸福主义目的论的框架下,基于人类的本质及其特有生活,通过“功能论证”,论证了美德的必要性。当代西方亚里士多德主义伦理学沿袭了功能论证的路径,通过对人类特有生存方式的考察,论证了美德对于人类幸福生活的必要性。与现代道德哲学相比,亚里士多德主义伦理学对美德所作的辩护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也面临着由现代社会运行机制带来的问题。这种辩护对于作为“类”的人来说具有合理性,对于作为个体的人来说,其说服力有限。     

底层生存与纯文学:面对时代的问题

早就有人预言过“艺术的终结”,也经常能听到文学“发生危机”或“陷入低谷”的惊呼;但对“文学”是什么、“文学性”是什么的疑惑与反思,却是新世纪文坛学界的新景观。于是,有聚焦于“纯文学”、“文学自主性”的讨论与争辩,有所谓“底层经验”、“底层写作”甚至“无产者写作”的提出与倡导。 若从福柯的话语理论看,任何“话语”都不是先验自明、充分自足的,都与某种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任何一种话语形式都会折射出权力社会制度对话语实践的不可忽视的影响,正如福柯所言：“它们——只是它们而不是别种话语——在某时某地的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应该说,在关于“底层生存”与“纯文学”的讨论与争辩背后,人们不难看到当下社会生活与文化思想的剧烈变化和交锋,感受到人文学者对中国社会现实包括现代历史的不同认识、不同评价。 在现代中国历史的脉络中,无论“底层生存”还是“纯文学”,都不是多么新鲜的话题;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们之在当下中国骤然浮现、聚讼纷纭,却是因为它们连系着新的理论视野、新的理解文学的方式,表现出进一步解放文学、更丰富地介入文学之可能。从这一点来说,对于它们的讨论与理解不应该导致观念的“倒退”或重新狭隘化,而反倒应该能帮助文学焕发内在的活力。进入深广的境界。所以,虽然“底层生存”与“纯文学”是当代文学场域两端的相反的极点,但在它们之间。却存在着更多的文学的维度,而且,在这样一种理论张力中,文学恰恰有望获得崭新的生长。     

非直接利益冲突视域下诉求表达机制的构建——缘于信访救济的探讨

利益受损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偏重于信访救济并往往在非直接利益冲突中充当重要角色。由于现阶段的中国社会既不是无利益差别的同质性社会,也不是阶级矛盾和冲突的对抗性社会,而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的共同利益和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之关系的差异性社会,如果我们能从“文化同一性”视角,建设“利益场生态”,保障“差异的公正”,就可以为构建科学有效的诉求表达机制找到良方,达到预防和化解非直接利益冲突现象之目的。     

人性的生态转向：自然与社会的高度统一

人与自然危机的实质是人性危机。古今中外对人性的解读都没能克服单一片面的人的属性论,将人的存在某一方面的属性界定为人性,没有关注到外界环境对人性生成的重要作用。人性“生态化”将人性理解为人现实存在性,它由四种属性构成即自然性、社会性、实践性、价值性,四种属性之间紧密相连、环环相扣。四种属性同时受到外界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影响与制约,人类需要从社会内部构建“善”与“大爱”的制度、文化与道德,将自然的繁荣作为社会发展的一部分,达到人类社会与自然交流的无障碍,才能将自己真正融入自然中去,实现人与自然的高度统一。     

网络社会与人的存在方式

网络社会就其一般本质而言,它蕴意着人的存在方式,是人的存在方式变化的内在根据。网络社会对人的存在方式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网络社会改变了人的社会关系及主体感受;网络社会改变了人的交往方式,丰富了人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为主体开辟了新的实践形式。人类应学会在网络社会中更美好、健康地生存。     

《安娜·卡列尼娜》的三维空间与托尔斯泰的人生探索

19世纪70年代是托尔斯泰思想陷入苦闷的时期,他从国家、社会、家庭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而他首先关注的却是个体的生存状态问题。个体的存在包含三个基本的层面:有限性、伦理、宗教。托尔斯泰正是以这三个维度为出发点展开了对个体生存状态的思索。《安娜·卡列尼娜》正是托尔斯泰这一时期思想探索的结果。小说通过列文与安娜的个人追求,特别是安娜的悲剧,否定了西方的理性主义,从而走上了宗教信仰的神秘和虚无之路。     

对生命“有限”性超越的哲学思考

在有限的生命存在中,人何以超越其生命的有限性,中外古典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稍有不同。西方哲学家是通过否定人的有限存在来寻求对生命有限性超越的解决,而中国古代哲学家则是从承认人的有限存在,并在人的有限性存在中寻求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就儒家和道家而言,其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也存在一些差异。儒家走的是“有为”式的超越之路,而道家走的是“无为”式的超越之路。事实上,对生命有限性的超越最终是一种价值的超越。这种价值的超越既可以是一种个体的行为,也可以是一种群体的行为,在今天仍有思考意义。     

从福柯的生存美学视角解读《第二十二条军规》

为了展现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中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美学,运用福柯的生存美学原理,对小人物的生存环境和各自的出路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在规训化的社会里,小人物生活得悲惨无助;然而通过奉行隐忍型和普罗米修斯式的生存美学,仍有人在军规中寻求自由、在无助中寻求自救、在绝望中寻求生路,成为反抗权威、捍卫自由的英雄.该解读有助于引导现代人选择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     

“真正的人的存在”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存在”

世间一切事物的存在，包括人的存在，大致可表现为两种状态：一是具体的现实的存在状态，一是抽象的属于本质的，即哲学意义上的存在状态，二者密不可分，但又不能互相混淆。马克思所进行的关于“真正的人的存在”的哲学构建，是以人的社会存在和社会的人的存在为基准的，从开始到最后，都把人在社会生活、尤其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处境和地位以及所作所为、主要是劳动作为考查的重点，并把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放在一起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