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回体《石头记》系他叙传考辨——纪念“曹雪芹”逝世250周年

章回体《石头记》之作者“曹雪芹”当是高士奇之曾孙、高衡之庶子,其所写之薛家即高士奇家,薛蟠即高衡,薛蝌即高岱,贾雨村即佟赋伟,贾家是康熙母舅之家佟家,贾宝玉是佟盛年之曾孙、夸岱第二子;林如海即曹寅,所写之事就《石头记》前八十回而言,从“林黛玉”进入佟家算起,时间上是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至康熙末年间。因此,章回体《石头记》是典型的他叙传,而非胡适等人所说的自叙传。     

论康熙的实用书艺观

康熙雅好书法,并因其帝王的特殊身份而形成了一套以实用为本的书艺观.纵观康熙书论,他不仅借书法"摅适性情、泳陶清暇",更主要的是他想通过书法架起与汉人心灵沟通的桥梁,寻找一种文化认同感,实践其"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实现其文治之理想.     

查慎行青年里居时期生平辨误三则

陈敬璋《查慎行年谱》认为：查慎行康熙二十一年壬戊师从黄宗羲，查父不许其学习举业，而他南下从军是因为家境贫困。考察相关史料和诗文可知，《查慎行年谱》的观点是错误的：查慎行师从黄宗羲当在康熙十五年丙辰（1676年），他十九岁以后父亲就允许他同其弟师从叶伯寅学习举业，并逐步走上科举的道路；查慎行从军也并非被迫之举，而是他不甘心终老田园、寻求功名的主动选择。     

塔尔岱将军传略

塔尔岱(?——1756),满洲瓜尔佳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正黄旗后改入镶蓝旗。他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对清王朝忠心耿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得宠于康熙、雍正,屡被擢拔,他是继萨布素后的第12任黑龙江将军。也是第一个任黑龙江将军的齐齐哈尔人。获“忠勤”之赞誉,得“勇壮”之谥号。     

康熙西学观形成原因浅探

康熙实用的西学观的形成,与他受传统的科学认识模式影响有关,与他缺乏世界眼光有关,与他未能把西学之精髓在整个社会推而广之有关,也与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有密切的关系。     

论《池北偶谈·谈异》——渔洋笔记散论文之一

渔洋以诗享盛名於当世,“主持风雅近五十年”。晚岁肆力于笔记之作。自康熙二十八年(己巳)五十六岁开始,至康熙四十八年(已丑)七十六岁,二十年间,成书五部,即《池北偶谈》、《居易录》、《香祖笔记》、《古夫于亭杂录》、《公甘余话》。这些著作是他一生阅历、学问的结晶。 渔洋的这五种笔记,《四库全书》皆采入“子部·杂家类”中的“杂说” 一类。     

地域文学的层级互动——以顺治、康熙年间晋安诗坛为讨论中心

地域文学的发展不仅仅是其自身内部的发展,还在接受他地文学影响;在接受的同时,不仅反哺影响源,还在影响着其他地域,构成地域文学互动的层级性。作为明清诗歌研究绕不开的晋安诗坛,在顺治、康熙年间与他地互动频繁。晋安诗人北上江南,窥探当时诗学主流的同时反哺江南诗坛,同时又对入闽江南诗人的诗学理念保持一定距离。与此同时,随着顺治、康熙年间辽东诗人主政八闽、移居江南为两地诗坛带来一股真情之风的同时,披谗遭贬来到陌生辽东的两地诗人,他们的创作,不仅丰富了当时还略显荒芜的辽东文学,更是开出诗歌的真情之花。     

史景迁《大汗之国》中的中国

史景迁(即乔纳森·斯宾塞JonathanD.Spence)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其专长是中国史研究,著有《康熙与曹寅》、《改变中国》、《康熙》、《王氏之死》、《大汗之国》等关于中国的著作.他以独特的文风称著,文笔生动,善于用讲故事的方式来书写历史,因此其著作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史学界,在大众之中也有很大影响.在本文中,我想重点谈一谈其著作《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TheChan'sGreatContinent:ChinainWesternMinds)所塑造的中国形象.     

简析李光地的诗学思想

清人李光地不仅为理学名臣,也是卓有建树的诗歌理论家.在他看来,诗文全关气运、诗贵含蓄蕴藉、诗以道性情、温柔敦厚为诗之教、作诗应从摹仿人手和作诗如做人.他对诗文的论述在逢迎康熙“文治”需要的基础上,继承了儒家“诗言志”、“修辞立其诚”、“温柔敦厚”和“知人论世”等古老诗学话语.这些思想虽非李光地首创,却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直接影响了康熙文艺政策的制订和文学观念的形成,为奠定康乾盛世的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巴多明神父和他的《自然之码──孔子的诗》

法国神父巴多明（PereDominqueParrenin）1698年来华,曾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任要职,他精通满文、汉文,熟读中国经书。他的《自然之码一孔子的诗》,名义上是一篇译文,实际上是他在天主教天堂思想的基础上,根据其对孔子关于道德的论述的理解,阐发了他本人的道德理想。这是一份研究中西文化碰撞与交融及异质文化阐释的一个实例,弥足珍贵。     

蒲松龄游崂行迹考述

康熙十一年蒲松龄等人来游崂山,但行程之记文字寥寥。今根据地方文献与崂山地理形势,复建了其游崂经行路线与当见景致,探明了观日、观海市之"青玉涧"、"番辕岭"的所在,考证此行尚有崂山北麓的鹤山之游。对蒲松龄二次来崂与对崂山道乐有所贡献的传说进行了考察,认为或有可能。     

康熙与永定河

永定河,《水经注》称之(氵纍)水。它的上游即桑乾河,下游原名芦沟河,也叫浑河。这条河自古以来经常泛滥成灾,素有小黄河之称。历代虽有修治,但工程规模小,作用也不大。元、明定都于今天的北京,治河之事显得重要起来,但真正治理这条河还是在清康熙年间,永定河之称也是从这时定下来的。过去人们在论述康熙治河时,只注重于他对黄河的治理,不大涉及永定河,即使涉及到了,也往往一带而过。其实,治永定河一事对研究康熙是很有关系的,他的政见、才能,他所采取的政治经济措施,都有所体现。尤其是他那励精图治的作风,对我们今天仍有启发。因此,专门论述一下他对永定河的治理,也是有必要的。     

关于《阅世编》作者叶梦珠的生卒年问题——兼与来新夏同志商榷

一九八一年六月,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出版了明末清初人叶梦珠的笔记《阅世编》十卷。点校者来新夏同志在《点校说明》中云: 梦珠字滨江,号梅亭。……据是书卷四称:“予生明季,旋遭鼎革”,则当生于明崇祯时。又梦珠别著《续编绥寇纪略》卷首有康熙二十七年自序,而此书也有康熙三十几年纪事,则康熙中叶尚在世。叶氏……把他涉世六十余年所见闻的事务,写成《阅世编》一书。 将来新夏同志的这段说明概括起来理解,其看法是:一、叶氏生于明崇祯年间;二、叶氏约卒于清康熙三十几年;三、叶氏享年六十多岁。     

曹寅第六番“佩笔侍从”考——兼与刘上生“佩笔侍从”说商榷

康熙四十九年秋曹寅有"佩笔六番充侍从"句,体察其意,盖曹寅在侍卫及内务府郎官任时有第一番侍从,在康熙后四次南巡期间分别有第二、三、四、五番侍从,在康熙四十九年春巡游五台山时有第六番侍从。曹寅的前五番侍从,研究者已有论述,对他的第六番侍从,则全无印象或知之不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笔者拟结合《清圣祖实录》的相关记载,对曹寅的第六番侍从作详细的考察,并与刘上生先生的"佩笔侍从"说商榷。     

陈道明魅力只增不减

正著名表演艺术家陈道明,代表作有《末代皇帝》《围城》《康熙王朝》等。1955年出生的他,将"千古一帝"康熙的雄才伟略、睿智感性演绎得淋漓尽致;还有落魄的知识分子陆焉识、儒雅睿智的八王爷等,无一不被他演活了。如今,他的魅力只增不减,越活越年轻,其养生秘笈值得世人借鉴。陈道明出生在中医世家,父亲是燕京大学毕业生,后在天津医科大学     

康熙与形成清代人口压力的启示

一提起康熙皇帝,凡稍一点历史常识的人,便会想到他曾经做过的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好事.即他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二月二十九日,正式宣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人口政策.其办法是,以康熙五十年全国的丁银额(人丁总数为2460余万,丁银额为335万两)为固定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增加实数察明,另造清册,题报”.以后,在他的晚年,又在此基础上,始行“地丁合一”的“摊丁入亩”(亦称“摊丁入地”)制度.其办法是,将上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的了银总数,按各省原所属丁银,全部摊入各州县的田赋银中,统叫“地了”.使之“丁随地起”,统一征收.此制先在“广东、四川两省先行之”,作为试点.史载: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广东所属丁银,就各州县地亩摊征.每地银一两,摊丁银一钱六厘四毫不等.”“丁随地起,见于明文者,自广东始”.四川实行摊丁入亩,则要晚一些,“康熙末年,四川……先以行之.田载丁而输纳,丁随田而卖买,公私称便”.除此之外,有些省在部分州县也实行了此制.如河南的太康、汝阳等十一州县始行“丁随地派”;浙江常山县始行“均丁于地”等.但这一制度的完成,还是由康熙的后继者雍正和乾隆的继续推行,直到乾隆二十四(1777年),最后在贵州实行“摊丁入亩”     

顾亭林逝世三百周年祭

南明作为一个历史阶段来说是有它的特点的。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抗清复明运动长达四十年之久(至康熙二十二年即公元一六八三年统一台湾为止)。在这一阶段的激烈的民族斗争中涌现了无数的爱国志士。顾亭林就是其中之一。顾炎武(1613—1682),本名绛,宇宁人;又名蒋山佣,世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他的一生,经历了明朝万历到清朝康熙的七十年这一阶段,激烈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冲击着他,时代迫使这个进步思想的启蒙学者面对着汉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不得不有所思考和探索。他在幼年时期,就接受其嗣祖绍芾先生的“当求实学”和嗣母王氏的“无为异国臣子”的教育。在十四岁那年,他就加入旨在“毋蹈匪彝、毋于进丧乃身”的著名爱国社会团体“复社”,奠定了他在学术方面是“经世致用”、在政治方面是“民族气昂”的光辉业绩,其思想基础就是爱国主义,爱他所处的朱明王朝。     

“康熙盛世”与人才

康熙即位时,清朝虽君临全国已十有七载,但政权基础仍然是很不稳固的,用顺治遗诏中的话来说,是“国治未臻,民生未遂”。康熙即位后,鳌拜党比弄权于内,三藩割据窥视于外,噶尔丹骚扰破坏于西北,故明余孽负隅顽抗于东南,分裂和内战的幽灵正在向康熙这位娃娃皇帝挑战。面对这种挑战,康熙从巩固清朝封建统治的目的出发,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愿望,亲政之后,除了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实行一系列富国利民的政策外,康熙深知:“致治之道,首重人才”和“选贤任能,为治之大道”。是以终其一生,在人才的罗致、培养和使用上颇下苦心,“虽垂老而倦倦不息”。终于依靠政策与人才这两把钥匙,打开了“盛世”的大门。尽管物换星移,康熙之世去今已二百余年,经而康熙的用人由于阶级局限也和我们宗旨不同,目的迥异,但他在人才的选拔和使用方面的验,是值得探讨的,也是可以引以为鉴的。     

昭陵

昭陵,因地处沈阳市北郊,又称北陵。是清王朝入关前在当时的发祥盛地燕京(今辽宁)留下的三个陵寝之一,埋葬着清太宗皇太极和他的皇后博尔济吉特氏。昭陵始建于一六四三年(清崇德八年)竣工于一六五一年(清顺治八年),康熙、乾隆年间又屡有增建。其规模之大为三陵     

乾隆南巡与扬州

继康熙六次南巡,乾隆自十六年(1751)至四十九年(1784)也先后六次南巡。乾隆在《御制南巡记》中说:“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日西师,一日南巡。”可见他把南巡与西师看作同等重要的政治活动,所谓“观民问俗,关政治之大端”。他同时也认为,在日理万机之余,去“眺览山川之佳秀,民物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