禓祭仪式与《国殇》的创作动机

“禓”祭仪式起源于远古的军社祭祀仪式,后演变为出征前鼓舞士气的仪式和民间驱逐强鬼、祓除不祥的巫术仪式.此俗三代相沿,楚亦盛行.屈原创作《国殇》,就是将“禓”祭仪式加以艺术化呈现,并借助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心理起到激励民族精神的作用.     

西安地区东汉时期墓内祭祀现象研究

两汉时儒家“孝道”思想占统治地位，在“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思想的影响下，不仅流行墓上祠堂祭祀，还流行墓内祭祀。墓内祭祀是汉代开始流行的葬俗，当墓主下葬后，在象征着“地下祠堂”的前室为墓主举行祭奠仪式，墓室封闭后，墓内的祭器与祭食就象征了对墓主灵魂永恒的供奉。目前考古发现的西安地区东汉时期的墓内祭祀遗存较多，与其他地区发现的东汉时期墓内祭祀遗存既有着共同之处，又有着地区特点，体现出汉文化的多元统一性。西安在东汉时期属于陪都，地位仅次于首都洛阳，其文化具有先进性和代表性，通过研究该地区的墓内祭祀遗存，可以研究东汉时期的丧葬礼俗、丧葬思想、生死观念以及墓内祭祀这一礼俗背后的政治、文化背景等问题。     

《礼记》祭礼命名解读

先民通过给万物命名建立了“语言”与“存在”之间权威性的对应关系.《礼记》的祭礼命名系统讲究“用词细致有别”,祀天曰“郊”,祀地曰“社”,周代庙祭春曰“神”、秋曰“尝”,驱强鬼之祭曰“禓”,岁终合众神而祭之曰“蜡”,在军队驻扎地祭祀曰“杩”,祭有牲血之属曰“祭”、无牲血之属曰“荐”,于庙门旁祭祀曰“祊”等.祭祀文化弥漫于社会生活之一切领域,统治者通过各种祭礼建立与各种神灵、天地山川“隐秘的、神意的关联”,获得对土地、人民的“合法支配权”.尽管语言处在永无止境的变化中,但“最初的命名人”已将文化基因注入了“原始词语”,祭礼命名承载着古老而生命绵长的民族文化传统.     

《诗经·小雅·大田》主旨辨析

关于《诗经·小雅·大田》的主旨,众说纷纭,主要有“刺幽王”、“颂美”、“省敛”、“祭祀”等几种说法。其中“祭祀”说细分为“报祭”和“因农事而及祭祀”两类。经过分析文本的字词、内在逻辑以及联系古老的蜡词,《大田》乃贵族为祈年而祭祀田祖之诗。     

试论《九歌》与"二招"的祭祀文学特性

屈原《九歌》与“二招”都是用于巫祭活动的组诗。前者用于驱鬼 ,在楚国大典上颂神娱神以祭“国殇” ;后两篇皆用于国丧活动中招楚怀王亡魂 ,是祭事的两个阶段。两组诗鲜明体现了诗人爱国、忠君的思想情感 ,并在祭歌祭辞的创新、戏剧表演雏形、文学想象、隐喻与象征、情感抒发及语体风格上体现了祭祀文学的特性。     

朱熹《家礼》祠堂礼制的宗法制思想

朱熹《家礼》祠堂礼制的宗法制思想突出,要义有三:第一,祭祖制度.《家礼》祭至高祖的四时祭法以及冬至、立春、季秋三祭的规定,与程颐的观点一致.《家礼》大宗与小宗的祭祀秩序及宗族结构,与《礼记》别子宗法类似.第二,宗子之法."大夫不夺宗"可为《家礼》坚持选立嫡长子的宗子法提供理论支撑.受科举制影响,张载、程颐认为选立宗子更应偏重贤能、仕宦,并以"诸侯夺宗,圣庶夺嫡"作为礼制依据.宗子法的不同是其他人与《家礼》设想的宗族稳定社会秩序的不同作用方式的体现.第三,支子的祭祀权利.以王懋竑《家礼考误》为线索,《家礼》比《礼记》在重宗的前提下扩大了支子在代数、场所两个方面的祭祀权利.     

仪式的“绾合”与“漂荡”——《诗经》农祭诗文本结构溯源蠡测

祭祀仪式推动主导着《诗经》农祭诗的文本结构形态产生变化,使之呈现多样丰富的景致。分析各叙事质素所占权重及叙事逻辑编排方式,其文本结构形态可分为:线性时间贯穿的圆形循环结构;祭祀仪式统摄的程序化封闭性结构;外部叙事质素介入祭祀仪式的混合型结构(半开放性结构);外部叙事因素占主导,祭祀仪式退却的开放性结构。文本结构不同则是由周王室社会时代的变迁,雅颂之体对于籍田礼仪进展程序的捕捉与表达,农祭乐歌诉诸的农业之神、祖先崇拜在神格属性、等级上的差异等因素造成的。然农祭诗文本结构的相似性特征,是与周王朝始祖神话的记忆孑遗,农业立国之本的重视,国人对于丰穰之年的诉求期盼、民间信仰绾合在一起的。     

《诗经》祭祀诗的诗体变迁与程式化叙事探论——以“尸”之主题为个案

搬演受祭祖先的尸存在于祭祀全过程。与此相关,《诗经》祭祖诗中存在大量尸之主题。这一主题在《颂》中消隐,在《雅》中或显或隐于嘏辞而大量存在,祭祀诗和祭祖仪式的张力关系决定了尸之主题的呈现,进而影响了《诗经》诗体构型和结撰技术的发展。     

《湘君》、《湘夫人》臆说

屈原《九歌》包括十一篇;《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所存问题颇多.比如,篇名之缘由何在?《国殇》是否当“不入《九歌》之中”?笔者认为《国殇》并非刘永济先生论定的太史公所读之《招魂》,是祭祀神灵,而非人鬼,当属《九歌》无疑.《九歌》除送神曲《礼魂》外,每篇祭祀一神,共祭祀十神,但其中湘君、湘夫人实为一神,即“湘灵”.九歌是九神之祭歌,这便是《九歌》得名之由.本文在上述整体认识之下,从抒情线索、语言特色,论证《湘君》、《湘夫人》是一篇之二章,探讨了屈原将之断为二章的原因,并指出后人因混章为篇而出现九歌祭十神的难以理解的事实.笔者好奇,是非得失容或不同于通人,然“道并行而不悖”,要亦无伤大雅也.     

北宋皇帝丧葬礼仪的性质及其对北宋社会的影响

北宋皇帝丧葬礼仪的主体是儒家传统丧葬礼仪，其绝大多数仪式见诸《周礼》、《仪礼》、《礼记》，还有一部分是源于这“三礼”或前代丧葬礼仪，只有极少数仪式源于佛教、阴阳五行学说及道教。北宋皇帝丧葬礼仪对北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有着广泛的影响。     

被夸大的前郊祀时代——从《秦汉国家祭祀史稿》对史料的误用说起

《秦汉国家祭祀史稿》一书存在着对基本史料的误读、误用。如其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怀疑《史记·封禅书》所说秦国诸畤祭五色帝有误,进而判定"秦不祭五色帝",汉初才确立五色帝之祀。该书将武帝时代歌颂天地合祀的《惟泰元》《天地》两篇郊祀歌曲解为单纯歌颂"太一"之辞,进而认为太一地位甚至高于"天",这无疑拔高了汉武帝创立太一之祀的意义。在探讨西汉末年元始仪时,《秦汉国家祭祀史稿》还忽视了《三辅黄图》中关于元始仪的核心史料。此外,在阐释秦汉祭祀演变时,该书过度诠释了相关史料,夸大了秦汉东西祭祀格局之差异。     

试论孟子说《春秋》——关于《诗》与《春秋》的关系及《春秋》的三重内涵

从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叙述不仅可以看到《诗》与《春秋》在时间上的前后承接,更重要地还可以看到它们在政治上所发挥的功能具有相似性.《春秋》取代《诗》而出现,意味着史已经从诗中分离独立出来.由《诗》到《春秋》的这种变化,意味着先秦史学的一种发展,而也正是因为先秦史学自身的不断发展以及史书所具有的鉴戒特点,孔子方能干《诗》亡之后以《春秋》担当王道教化的作用.进一步分析孟子对《春秋》事、文、义三个方面的叙述,可以发现先秦时期中国传统史学就已经奠定了大致的基础.而细究史所蕴含的这三个方面,因“事”而著“文”,由“文”而见“义”,传统史学似乎有以“义”为终归的倾向；然而“义”信必有待于“事”真,而“事”之不存,则“义”将焉附？“义”只有立于坚实的“事”的基础上,才能避免无限制的主观发挥与牵强附会.而《春秋》具体特殊的“事”与抽象普遍的“义”最终统一于“文”的载体,事、文、义之间各自存在着一种张力,三者密不可分.     

《左传》赋诗习俗的渊源与流变

《左传》赋诗是由典礼性用诗而来,典礼性用诗是西周时期祭祀礼、朝聘宴享礼、射礼等仪式中的一项重要礼仪活动,《诗》的礼仪性功能非常显著。随着诸侯征伐和“礼崩乐坏”局面的形成,典礼性用诗已不能适应新的政治和外交形势的需要,于是赋诗传承典礼性用诗,用《诗》的文字意义来实现其政治性实用功能。而战国纵横捭阖的政治形势使各国完全撕去了文质彬彬的外衣,赋诗从此销声匿迹。     

《论语》的形成与七十子的祭祀行为

以《论语》为代表的孔子语录文献,开始编纂于七十子＂祭祀＂孔子的严肃活动,祭祀活动产生了第一批孔子语录文献。＂祭如在＂是孔子及七十子所追求的祭祀境界,斋戒过程和祭祀进行中要求七十子必须追忆孔子生前的言语笑貌。当这种祭祀活动到达一定程度之后,必然产生孔子格言体语录。用尸制度要求由孔家的孙辈来充当孔子,目的在于重演孔子生前的种种情状;祭祀过程中所要求的表情及动作行为,必然产生叙述性文字。七十子的祭祀行为,产生了最初的《论语》类孔子语录文献。     

《采蘩》、《采蘋》、《甘棠》创作年代考论——《诗·召南》创作年代考论之一

《采蘩》为写召南贵族夫人采集白蒿以奉祭祀之作,《采蘋》为写将要出嫁的召南贵族少女采集浮萍、水藻后举行婚前教成祭祀仪式之作,二诗皆当作于周平王（前770年~前720年在位）初年;《甘棠》为召伯虎卒后故西周王畿遗民的悼亡怀念之作,当作于周平王元年至十二年（前770年~前759年）＂二王并立＂之时。     

《说文解字·木部》与中国古代文化

汉字是汉民族文化的载体,它的形体构造与演变过程记载了华夏先民观察探索客观世界及其自身的思维成果和心智轨迹。通过分析汉字的本体结构和发生系统,对《说文解字.木部》进行文化学考察,揭示了木文化在中国古代日常生活、农业种植、房屋建筑、军事刑罚、祭祀丧葬等方面的表现。     

《诗经·君子偕老》解——兼论假发与祭祀的关系

我国古代曾以盛发高髻为美，因而在祭祀中戴假发是对参祭妇女的仪表要求之一。根据《周礼》及相关记载，《君子偕老》中出现的“副”“象衣”“翟”“展”是王后在祭祀中专用的假发和服装。从祭祀的角度理解《君子偕老》，可以对诗歌有更深地认识。     

权变的论证——以《春秋》祭仲废立事件为研究案例

祭仲废立事件是《春秋》的著名公案.它跟中国许多权变个案不同的是,历代很多儒者都不同意《公羊传》以废君为行权的意见,多所攻诘.鉴于这个案例的高度争议性,所以有必要援引康德伦理学的说法,剖析祭仲行权在行动上的真实意义.透过图尔明的推理模式,以及经学史背景的简单梳理,人们可以发现:今本《公羊传》有关“君死国亡”的论断,作为“普遍性前提”的内在限制,既解释了《左传》在叙述上何以压倒《公羊传》,也解释了从汉至清不同儒者对祭仲的经传记载何以呈现不同理解.     

《诗经》互文略论

互文是《诗经》中常见的一种修词手法。我们求之古籍训释,发现《诗经》中的互文可分两种类型: 第一类:两物各举一边而省文——同时说两件事,一件只说相关的一面,而被省略的另一面靠互相补充说明而得知,如: 《周南·关雎》:二章:“窈窕淑女,琴瑟友之。”三章:“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言琴瑟钟鼓友乐之。 《召南·采蘩》:首章:“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二章:“于以用之,公侯之宫。” 传:“之事,祭事也。”疏:“序云可以奉祭祀,故知祭事。祭必于宗庙,故下云宫,互见其义也。” 《唐风·葛生》:“葛生蒙楚,蔹蔓于野。” 疏:“此二句互文而同兴。葛言生则蔹亦生,蔹言蔓则葛亦蔓;葛言蒙则蔹亦蒙,蔹言于野则葛亦当言于野。言葛生于此延蔓而蒙于楚木,蔹亦生于此延蔓而蒙于野中。”     

《左传》叙事的解经意义

《左传》是《春秋》三传之一,对于解读《春秋》之“义”,它的价值在于,只有通过《左传》的叙事,才能了解《春秋》“事”的始终本末,进而探求“文”的“笔削褒贬”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