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周南·关雎》主旨:从“以色喻于礼”到“夫妇之德”再探

对《诗·周南·关雎》篇主旨的解读从先秦以来一直存在不同观点:早期儒家从情感与礼义之关系角度,以“以色喻于礼”评论《关雎》主旨;汉儒则认为《关雎》体现着“后妃之德”,具有“风天下而正夫妇”的教化典范意义,将上博简《孔子诗论》和帛书《五行》联系起来,对历史时期相关论述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认为,早期儒家和汉儒关于《关雎》主旨的评论看似颇有分歧,实际上则是内在一致的:“以色喻于礼”之论,是对《关雎》将生命意义上的男女恋情升华和规范为伦理意义上的夫妇之德的肯定;而汉儒对《关雎》具有“风天下而正夫妇”之政教意义的肯定,不仅与早期儒家夫妇伦理观念相一致,而且与早期儒家《诗》学观一脉相承;恰当理解《关雎》诗旨,才能有效解读其蕴涵的礼乐教化与美善之德意义。     

论古代汉语的"诗性"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学性"--以《关雎》"今译"为例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中国古代文学就是古代汉语的艺术,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学性”与古代汉语的“诗性”之间具有深层的联系,但对于这一问题我们现在研究得还非常不够。把中国古代文学翻译成现代汉语作为一种文学行为里面包含着很深的对于语言“诗性”的误解。《关雎》的文学价值就存在于它具体的语言之中,改变其语言形态就是改变其文学性,所以《关雎》是不能翻译的。《关雎》的不能翻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关雎》可以作多种解读,而翻译实际上消解了《关雎》的复杂性、多义性以及开放性;第二,《关雎》在语言上的形式美没法翻译;第三,《关雎》的“意境”没法翻译。现实的把《关雎》翻译成现代汉语,在理论上经不起深入追问。翻译本质上是对原作的一种解读和欣赏,而不能替代原作。本文通过追问《关雎》为什么不能“今译”而追问中国古代文学的语言性。     

也谈《墨经》之“侔”--墨“侔”三款之我见兼商榷

《墨经》之“侔”,其得以成立之前提应为《墨经》之基本范畴“同”,而《墨经》所言之“同”凡十种,又可细分为“名”层面之“同”、“实”层面之“同”与“合”层面之“同”。墨“侔”正是基于上述三类“同”之前提得以建构,进而实现其“比辞而俱行”的内涵的,由此墨“侔”基于三类“同”之前提形成“侔”之三款,即“名”之“侔”、“实”之“侔”与“合”之“侔”;还可依据三种形式形成“加”之“侔”、“减”之“侔”与“换”之“侔”三款。此外,《墨经》中对“侔”之表述多为举例式,属经验性陈述,故墨“侔”成立之有效式只可经验归纳而得,先验演绎难以得之。基于上述认识,对以往学界所持之墨“侔”属西洋形式逻辑“附性法”、墨“侔”应包含“不是而不然”之“否定式”有效式及“是而不然”“不是而然”等“部分否定”有效式、墨“侔”之“减词”与“减辞”说、墨“侔”属“复杂概念推理”或“关系推理”、墨“侔”即“辟辞”属类比推理、墨“侔”属直接演绎推理等诸代表性观点进行商榷。     

《诗经·关雎》篇主旨再认识

作为《诗经》之首的《关雎》篇,历来为治《诗》者所重视.封建时代均解说其主旨为赞美“后妃之德”,但这一解说在现代颇遭非难.认为其系封建道德说教,故多不采信.本文从考察周初进一步强化父权制,扫荡母权制遗风,以建立嫡长子继承为核心内容的宗法制度入手,结合历来对《关雎》文本训释的辨析,认为美“后妃之德”实为《关雎》篇主旨之正解,它深刻反映了殷周交替时期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关雎》的原始结构与爱情本相

《关雎》是《诗经》第一诗,但《关雎》的结构却很少引起讨论。本文支持《关雎》错简说,并从“《关雎》之乱”、“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风雅七诗的结构、采艹杏的劳动程序、《诗经》中“采”字的位置与频率五个方面探讨了《关雎》的原始结构;又从“关关”并非雌雄和鸣、《关雎》中鸟与人的对应关系两个方面,演绎了这个上古时代的爱情故事——贵族青年单恋平民少女的乐哀情怀。     

“还原本义”与“强制解读”——《关雎》主旨学案新断

《关雎》主旨到底是什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诗经学”史上，“强制解读”现象相当严重，就《关雎》主旨而言，“还原本义”还得从深究其关键字句入手。正确解析“雎鸠”“荇菜”“流”“芼”以及“左右”“琴瑟”,方可还原《关雎》之情歌恋曲场景。在千年历史长河中，已然形成了《关雎》文化考古中的“《关雎》文化堆积层”。基于对文本解读习惯与动机的理论剖析，通过对《关雎》主旨迷案的认真清理和重审，可以结案判决“恋情说”“赞美说”“讽刺说”“贺婚说”四大类主旨说之得失是非。     

"《关雎》之改"与"四家诗"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第十简有“《关雎》之改”句,关于“改”,各家释说不一,李学勤释为“改”,学者们多从之。本文在儒家诗教的前提下,对《诗论》关于《关雎》的评说和汉以来“三家诗”关于《关雎》的评说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该字释为“改”,完全符合“三家诗”对《关雎》的理解,从而对李学勤的释说,又提供了新的证据。     

“平衡星体”与“消融之河”──论劳伦斯《恋爱中的女人》

本文对劳伦斯《恋爱中的女人》里主人公所欲求的两性间“平衡星体”般的理想关系和赋有血性的“消融之河”的实存状态作了文本上、传记上的分析尝试，指出了两者是作者对现代两性关系所作的批判性诊断和作者所寄寓的启示性希望。     

“《诗》亡然后《春秋》作”申说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一表述包含了两个前后相联的意思:其一重点在于"《诗》亡",即何以"《诗》亡"是"《春秋》作"的前奏;其二重点是"《春秋》作",即何以《春秋》继"《诗》亡"而起。这两个问题与早期史鉴思想及儒家教化思想密切相关,并对中国传统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心中的明天》“梦幻”世界观解读

文章以澳大利亚著名原住民作家吉姆·斯科特的获奖小说《心中的明天》第一章为例,通过分析文中出现的吟唱仪式和死亡之鸟的神话传说这两种澳洲原住民的文化形式,说明澳洲原住民的“梦幻”世界观是作者建构原住民身份和抨击殖民统治者同化政策的认知基础,读者只有了解作者内化了的“梦幻”世界观,使之成为作者——文本——读者互动的认知桥梁,才能理解文本特有的文化内涵,从而把握作品的主旨,体验作者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