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地策的行文格式与相关问题

本文通过对秦代官府文书和汉代告地策的行文格式的对比,认为所谓告地策的行文程式,实际上是秦代官府文书的一种照搬。如果按照这种官府文书的行文程式来检讨那些被认为是告地策的材料,我们可以发现,真正的告地策都是出土于湖北江陵一带,而且一共也就5块而已。     

《周礼》中财用物文书制度阐微

财用物文书是《周礼》所言记载国家财用物出入情况的"要会",是周王室了解国廪、国库积储的主要依据。为此,周代建立了财用物文书制度:首先规定对出入的财用物要进行辨物、定贾、书眀、玺封和登记,目的是以制度的形式把住财用物的出入关;其次确立财用物文书上报制,要求官府每旬终、月终、年终、三年之时计报财用物账目,经考校对"凡失财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诏冢宰而诛之。其足用、长财、善物者,赏之。"目的是以赏罚制约束官府和官吏,以保障财用物文书的真实准确和国家廪库的充盈;另外限定了收受财用物文书的官府和收受的方式。此制度的制定对周代统治邦国、治理官府、节财用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东牌楼东汉简牍所见“督盗贼”补考

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中一件命名为"光和六年(183年)监临湘李永、例督盗贼殷何上言李建与精张诤田自相和从书"的法律文书,其中的"例督盗贼"实为"督盗贼",此件文书实际上是监临湘即中部督邮李永上呈督盗贼殷何实核大男李建与精张自相和从的案卷,从中可进一步了解汉代督盗贼参与调查解决民事纠纷和汉代督邮传递文书的职责。     

秦"所取荆新地"与苍梧郡设置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南郡卒史盖庐、挚田、叚(假)卒史目鸟复攸广隼等狱簿>载录的秦代案例文书,具体反映了秦灭楚国的战争进程与秦时苍梧设郡的历史事实.秦令中称秦"所取荆新地",应指秦攻取楚之"陈以南至平舆"、"淮南"、"荆江南地"等地,是相对于公元前278年秦"越宛有郢"置南郡的楚地而言的;"苍梧"之地由楚入秦为郡,成为秦所取荆(楚)之"新地",不应超过秦始皇二十六年,抑或即二十五年王翦"定荆江南地"时设置.     

宋代"乡原体例"与地方官府运作

宋代文献中,"乡原体例"一类的词汇时有出现,其含义大致是一定区域内被多数人所认可的地方惯例.从其实际内涵来看,包含"民间"与"官方"两个面相.从"民间"的角度来看,"乡原体例"属民间的土俗、乡例,所反映的是民间社会自我组织的能力与形式;从"官方"的角度来看,被纳入法令条文的"乡原体例"就成为地方官府运作法则的一部分,体现了赵宋政权与民间社会的相互调适.大体而言,官府常在田租收纳、赋役征发、平决词讼、修建公共工程、灾荒赈济等情况下认可某些"乡原体例",只不过表现的形式有所不同.官府采纳民间既有的惯例、规约,既出于行政便利的考虑,也在于惯例本身的效力与权威.而究其根源,各种土俗、乡例长期运作的内在动能并非来自官府,其权威的来源有着更为深厚的自然与历史背景.     

"公案"辨体

"公案"一词的含义,从官府摆放和处理文书的几案,被引申为官文书,再进一步引申为案牍.宋人正式把讲述官府断案故事的"说公案"归入"小说"类,使"公案小说"作为一种题材类型得到正式确立.此后,公素小说经历了重要的演变.明公案小说集标志着公案小说文体的初步形成,清代的章回体长篇公案小说体现了公案小说的成熟,而晚清的长篇公案小说则反映出借鉴翻译侦探小说的趋势.     

敦煌藏文ch.9.Ⅱ.68号"金钱神课判词"解读

本文探讨的是一份收藏于大英图书馆印度事务部的古藏文文书.该文书系用铜钱"文"和"曼"占卜的金钱神课判词.文书内容除了占卜词中常有的"仇敌会来否?出行人归否?有魔难否?病人能愈否?诉讼能胜否?行商赢利否?婚姻顺利否?"等内容之外,在开头和结尾处,标榜此卦词为神子孔子所书,由神圣李三郎定夺而成.这在其他占卜文书中从未出现过.此外,还对其他十一份占卜文书的占卜工具、占卜方法、卜辞内容的异同等做了分类介绍;对卜辞中出现的"投毒"、"土葬"等习俗也做了简单的阐述.     

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文书渊源探索

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一类编册文书为迄今汉代出土简牍所仅见.研究表明:以<元延二年日记>为代表的一类文书(即历谱和记事文字结合于一体的文书)有可能是汉代出现的一种具有特殊作用和意义、性质上与历谱完全有别的新的文书形式;这类文书的渊源,就新近公布发表的<周家台30号秦墓竹简"秦始皇三十四年历谱"释文与考释>简牍资料提供的信息来看,至少可以溯源至我国秦代末年,表明使用于西汉一代的<元延二年日记>一类文书至迟在秦时即已出现.其次,从<元延二年日记>一类简册文书记事文字内容皆与官府官吏日常公务活动有关看,它很可能应是各级官府所要求编制和保存的一种档案性、实录性文书,与秦汉时期官吏管理制度有关.     

秦代地方官员的文书传递职权——以里耶秦简异地同级文书为中心的考察

由里耶秦简可知,秦代乡官、县属吏、县尉间的绝大多数文书往来,均需经由县令、县丞转送;乡官、县属吏、县尉没有自主收发县外文书的职权,这一权力掌握在县令、县丞那里;县令、县丞能越过所属郡直接与外郡县令、县丞乃至郡守、郡尉以文书联系;目前所见,唯有文书传达目的县未明或目的县为同郡的所有属县时,跨郡的涉县文书才需要通过目的县所属郡的郡守或郡尉来转发;秦代县间的文书往来,一般遵循"县令→县令""县丞→县丞"的对等文书收发原则,但当县令、县丞中一方不在署或空缺时,另一方可代替其处理文书。这一变通亦适用在二者同上级的文书来往中。整体而言,县令、县丞处在秦代地方文书行政中的中心位置。     

宋朝公文的“检”与“书检”

宋朝公文在形成、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文书形态,以及这些文书的签署情况,构成了考察各官司日常政务处理及权力运作实态的切入点。本文探讨了宋朝公文制度中"检"与"书检"的含义和作用。"检"是公文产生过程中的一种文书形态,具有相关公文"存本"的功能,使得各项政务的处理有据可查,确保文书流转的严密性。与"检"的使用相关,"书检"这一政务处理的方式,在中央及地方各级公文制度中都有所体现。"书检"一方面表明相关负责官员的职权范围,保证了官司事务处理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维护官员的"身份秩序",是宋代公文制度中对官员等级秩序的一种巧妙安排。     

论式:修辞学、辩证法和逻辑学的关系纽结

古希腊的法律修辞学刺激了辩证法的诞生,辩证法的论证工具——辩证推理同时也是逻辑学的一类研究对象。亚里士多德于分析性推理之外创立了论式理论系统,这种理论继而成为改造旧修辞学的利器。西塞罗在法律语境中将论式理论和修辞学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高于古代法律修辞学的新形式。辩证法、修辞学和逻辑,通过论式学说纠结在一起。现代论式学说的复兴,以承认分析性推理和论式性推理或辩证推理的区别为出发点。法律论证三学科——法律修辞学、法律辩证法和法律逻辑的互动发展,表明一种全面的法律论证理论有必要反映这三个学科的不同视角和规范,并汲取它们的精华。     

HELP SAVE THE'WOW'

正These giants of the animal kingdom need help.Despite their strength and cunning they're no match for a poacher's rifle.For 50 years WWF has been securing protected areas worldwide,but these aren't enough to stop the killing.To disrupt the sophisticated criminal gangs supplying animal parts to lucrative illegal markets,we are working with governments to toughen law enforcement,We're also working with consumers to reduce the demand for unlawful wildlife products.Help us look after the world where you live at panda.org/50     

“美的艺术是天才的艺术”——试析康德审美天才观

康德以前的天才观往往徘徊于神与人之间 ,逗留于说与不可说之界。该文试图通过对康德天才观的自然性与社会性 ,独创性与典范性 ,想象力与理解力关系的勾勒和阐发 ,探寻其天才思想的现实基础、多维特征以及深层本性 ,从而达到对天才之人性的界定与论证     

论韩礼德的元功能思想

元功能思想,也称纯理功能,在功能语言学理论中占有着重要地位。作者就韩礼德元功能理论与其他学者的功能研究存在不同之处、他为什么采取三分的方法以及他的元功能思想理论依据等问题进行探讨,得出以下结论:元功能理论是对语言功能的抽象概括;它贯穿整个系统功能语法体系中,其功能分类构成系统功能语法的总体框架,成为功能语言学得以深入的发展的基础和平台。元功能理论三分方法不仅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而且是必须的。它反映了韩礼德的功能与结构的对应理论,充分体现了韩礼德的语言观、系统观、层次观以及语域和语境的思想,从而使整个系统功能语言理论成为一个完整、有机的体系。     

论涂尔干宗教社会学中的先验论倾向

涂尔干的社会学具有浓厚的康德先验哲学的背景 ,这在整个西方社会学传统中是绝无仅有的。涂尔干有意识地在其社会学研究中贯彻了先验论的立场 ,在他看来康德问题的实质可以化为这样一个社会学主题 ,即社会与个人之关系 :一方面 ,社会本身如何是独立于个人、并与个人相对立的普遍性的实在 ;另一方面 ,社会又如何成为个人价值的源泉 ,如何能提供一种个人必须受到约束的道德法则。本文力图分析涂尔干对这一问题的思索是如何与对澳洲土著部落的宗教生活的实证考察结合起来。由此可见 ,涂尔干的先验论立场及其在这一立场引导下的思索与他对西方人精神世界的关切是分不开的     

传播学视阈中的误读机制分析

当前学术界内外对布鲁姆的“阅读总是一种误读”的观点存在着赞成和反对两种尖锐对立的评价。其实运用S·霍尔的编码／译码理论,分析符号外延与内涵结构特点以及内涵与社会文化结构的联系,从符号传播的动态角度把握误读产生的原理和机制,并根据霍尔关于符号的意义是编码者和译码者共同建构的这一主导思想,可以说明布鲁姆观点的可论证性。但要准确表述布鲁姆的观点,传统上针对文本而提出的误读、正读等术语的内容则需要作重大修改甚至彻底摒弃,因为所谓的文本意义没有客观性。     

论小说诸要素审美价值的嬗变

当后现代小说正致力于淡化情节,淡化人物,淡化主题,等等,并愈来愈呈现出诡异的面目时,传统小说的必备要素似乎已被弃置一旁.这里旧话新提,针对小说的情节、人物、主题、环境、基调和气氛等传统要素的审美价值,历时性地检视其嬗变过程,为身处后现代语境之中的读者更好地把握小说的阅读和鉴赏提供参考.     

心脑关系的文化理解

从文化的视角对人类心理与大脑的关系进行考察，提出人的心理过程虽以大脑生理过程为基础，但不是从生理过程中自然产生。人的心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在人创造环境，环境又创造人的实践过程中生成的。心脑之间有生理和文化的双层功能-结构关系，二者并不一一对应。心-脑关系的建立及其本质，是在心理-脑-文化环境的大系统中实现的。     

是批评"非理性"还是提倡"非理性"--重新解读柏拉图的"迷狂说"

“迷狂说”并非柏拉图提出的诗学学说,而是他仅借用的一个古老的宗教术语来谴责某些“非理性”诗歌创作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它更不是柏拉图用来弘扬非理性精神的理论支柱。柏拉图的诗思与其哲学思想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以“理性生存论”为基础,提倡理性调配法规、神性教化人性,强调德性抑制情性、诗性造化德性。     

人类学的目的

人类学是以人及其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其目的在于通过对人类远古历史的研究,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发现人类文化的本质,消除人类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推动世界各民族的和睦共处与共同发展,并对现代文明作出反思,指导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