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三类猪肉进口市场的SPS措施分析

该文根据SPS措施的严厉程度,将世界猪肉进口市场划分为三个类型进行分析,认为一类市场的进口标准高于国际标准;二类市场遵循国际标准;三类市场的标准一般低于国际标准,对价格更为关注。对于中国而言,进入一类市场的遵从成本太高,中国猪肉目前还难以达到,二类和三类市场是中国猪肉出口的主要选择。因此,我国应努力利用区位优势,切实加强生猪的疫病预防和控制,加强生猪屠宰加工厂的卫生、环境和猪肉品质检测,确保出口猪肉达到国际标准;应努力巩固俄罗斯和香港市场,积极拓展韩国市场、日本市场以及东盟市场。     

生猪疫病突发事件的机理及应对策略分析

近来年,我国生猪疫病突发事件频发,带来了较为严重的社会影响。合理的生猪疫病突发事件应对策略有助于降低风险、减少损失。通过相关的应急管理理论,对生猪疫病的全周期机理进行分析,发现生猪疫病发生初期存在人为过失等可避免风险因子,其影响范围的不断扩大主要通过空间的扩大和烈度的增强两个方向,同时验证了生猪疫病突发事件将会导致猪肉价格异动事件和舆情事件的发生。在机理分析的基础上,对生猪疫病突发事件的预警、处置和收尾3个阶段进行应对策略分析。结果表明,提高预警灵敏度、优化生猪疫病的处置及协调机制、建立起完善的猪肉价格稳控和供给保障机制、做好舆情信息的发布与疏导等策略,有助于全面提升防疫效果。     

中国猪业SPS措施的保护水平探讨

卫生与检验检疫(SPS)措施是与食品安全、动植物健康和环境安全密切相关的技术性法规、标准、要求和规范,其目的是阻止疫病、虫害、病原菌等从外部传入本国境内。猪肉是中国人最喜爱的肉类食品,随着进口的不断攀升,其安全状况直接关系着整个食品供应链的安全。分析中国生猪和猪肉进口的SPS管理系统,并采用SPS通报数量、猪群健康状况以及猪肉进口标准三个指标评估中国猪业SPS的保护水平。研究发现:就SPS通报数量和化学品残留控制标准而言,中国的SPS保护水平相对较高,但生猪疫病的控制却相对较低;中国SPS管理系统存在着多部门涉入,导致部分标准缺乏科学依据和标准执行力度低等问题。     

我国猪肉贸易环境污染效应分析

猪肉贸易对环境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首先估算了2001-2012年期间我国31个省级空间单元生猪养殖业主要污染物产量及其主成份综合值。其次,估计了我国生猪养殖业污染产量的规模、结构、技术和贸易弹性。估计结果表明,猪肉生产规模强度是决定生猪养殖业污染的最重要因素。资本禀赋增加降低了生猪养殖业污染,可支配收入提高则增加了生猪养殖业污染,生猪养殖业不存在“污染避风港”现象。猪肉贸易不能通过改变资本禀赋和消费者收入的方式间接影响生猪养殖业污染。在确保国内猪肉综合生产能力的基础上适当增加猪肉进口,既可以提高消费者福利水平,还可以取得积极的环境效应。     

辽宁生猪生产：30年波动分析与发展建议

辽宁省生猪养殖业作为畜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发展成为农业和农村的支柱产业。依据辽宁省30年生猪生产的历史数据，以生产波动的相关理论，运用回归分析对猪肉产量进行时间趋势拟合，得出辽宁生猪生产波动特征：长期表现为总量增长，短期呈明显周期性波动。生猪价格、利润周期、疫病发生的不确定性和农户饲养规模是产生短期波动的主要因素。结合周期波动分析，提出建立生猪期货市场，实现生猪规模化饲养，健全完善生猪疫病防控体系，加强宏观政策引导等辽宁生猪生产发展建议。     

我国猪肉出口结构与国际竞争力研究

分析我国猪肉出口的地区结构、市场结构、经营主体结构和贸易方式结构的特征与变化,运用国际市场占有率（MS）、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出口质量升级指数等指标对我国猪肉的国际竞争力进行了测定和比较。通过研究发现,我国猪肉出口贸易方式单一,加工增值程度低,出口猪肉主要来自于中西部地区,出口市场集中于亚洲中低端市场,私营企业是出口的主体。我国生猪比较优势未能转化为竞争优势,竞争力弱。     

我国猪肉进口关税有效保护水平估算

我国猪肉产业规模庞大,但生猪养殖业和猪肉加工业都具有弱质性,需要设计科学的进口关税政策助力猪肉产业发展。采用关税有效保护率模型计算了进口关税对我国生鲜猪肉产品和猪肉加工制品的有效保护水平,发现生鲜猪肉产品和猪肉加工制品进口关税有效保护率高于名义进口关税税率,猪肉进口关税政策有利于国内猪肉产业发展。我国可以适当降低猪肉产业上游产品进口关税税率,稳定生鲜猪肉进口关税税率,保持甚至提高加工猪肉制品的进口关税税率,在履行自由贸易的国际义务同时又能提高对生鲜猪肉和加工猪肉制品的实际关税有效保护水平。提升国内猪肉产业自身竞争力就是对产业的最有效保护,应大力推进猪肉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强生猪养殖一产,做优生猪屠宰和猪肉加工二产,做活社会化服务三产。     

中国生猪市场供需及政策效应分析

政策调控是推动生猪市场保供稳价及平稳有序发展的重要基础,探究政策变化对生猪市场供需影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生猪市场供需基础数据及政策指数,在构建中国生猪市场模型把握生猪市场供需未来形势基础上,模拟政策变化对生猪市场供需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2025年,中国能繁母猪及生猪存栏量将达到4060.83万头和44505.18万头,生猪出栏量和猪肉产量将增至70808.10万头和5535.81万吨,生猪出栏率及胴体重达到159.10%和78.18千克/头;城乡居民猪肉消费总量分别达到3197.36万吨和1180.86万吨,生猪及猪肉价格维持在23.11元/千克和31.44元/千克。生猪市场调控政策增强可推动生猪生产、提升猪肉消费,抑制猪肉净进口增加和生猪市场价格上涨,政策减弱对生猪市场作用相反;政策实施对生猪生产作用最为明显,生猪市场价格所受影响次之,城乡居民猪肉消费和猪肉净进口所受影响相对较小。建议优化生猪市场调控政策体系,强化应对重大动物疫情能力,科学引导城乡居民猪肉消费,进一步夯实生猪市场平稳有序发展基础。     

SPS对秦川牛贸易的影响分析

乌拉圭回合以来,卫生与植物卫生（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SPS）措施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农畜产品贸易的主要障碍。文章在总结陕西秦川牛生产、贸易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动物疫病和食品安全方面的SPS措施尤其是疫病和兽药残留对秦川牛出口产生的贸易禁止、市场准入、成本推动及消极扩散效应;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提出了应对策略,即：在宏观上拟加强疫病预防和控制、完善风险预警与质量跟踪溯源机制,在中观上应强化中介组织功能和建立牛肉的供应链体系,在微观上要强化牛肉生产加工全过程的标准化生产和质量安全控制,以达到促进秦川牛出口和农民增收的目的。     

SPS对我国典型农产品的作用机理探析

卫生与植物卫生（SPS）措施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农产品、食品贸易的最主要障碍。文章分析了SPS对水产品、蔬菜、禽肉和茶叶四种典型农产品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动植物疫病往往导致贸易禁止,是最为严重的SPS措施; 生物性污染主要通过影响产品的上市数量,达到数量控制和价格控制的目的; 化学品残留也是通过控制数量和成本作用于农产品; 物理性污染通过影响产品的数量进而达到贸易限制的目的。我国应针对不同类别SPS措施的作用原理,做好预防和应对工作,以减少贸易的损失。     

纵向协作模式对生猪养殖场户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意愿的影响

利用北京市234个生猪养殖场户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二元Logit模型定量分析了纵向协作模式及其他因素对生猪养殖场户猪肉可追溯体系参与意愿的作用方向和影响程度。研究发现：纵向协作模式显著影响生猪养殖场户的猪肉可追溯体系参与意愿,加入合作社的养殖场户比未加入合作社的养殖场户更愿意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通过市场自由交易销售生猪的养殖场户比通过协议交易销售生猪的养殖场户更愿意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另外,可追溯食品认知水平、养殖规模、文化程度和风险态度也显著影响养殖场户的猪肉可追溯体系参与意愿。     

食品安全风暴下湖南猪肉行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由于湖南猪肉安全生产的操作监管不力,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消费者缺乏安全意识或食品安全常识等原因,使得生猪及猪肉制品安全现状令人担忧,给湖南猪肉制品行业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因此,应该以标准化规模养殖力促湖南生猪产业提质升级;加强环境控制,构建湖南生态养猪新模式;加强猪场饲料管理,确保养猪经济效益稳步提升;强化屠宰、加工、运输等环节的监管力度;强化湖南猪肉制品市场供应的监测预警力度;普及知识,推动提高市民肉品安全消费意识,从战略上促进湖南猪肉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生猪养殖场户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的行为与意愿分析——基于北京市6个区养殖场户的问卷数据

利用北京市6个区183份生猪养殖场户问卷调查数据,研究生猪养殖场户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的行为与意愿,并运用有序Logistic实证分析生猪养殖场户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生猪耳标佩戴、档案建立、检疫合格证获取等关系猪肉溯源实现的基础性工作开展较好;养猪场户对猪肉可追溯体系的认知水平整体较高,65.03%的养猪场户知道猪肉可追溯体系;信息强化之后,养猪场户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的意愿程度较高,84.66%的养猪场户愿意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生猪销售、时间精力、养殖监控、政府号召、收购商要求、追溯认知、年龄、养殖年限、养殖规模显著影响养猪场户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的意愿。从加大猪肉可追溯体系宣传力度、鼓励支持生猪规模化和标准化养殖、大力扶持和落实动物标识责任制和基层档案制等方面提出具体建议。     

基于X-12和H-P滤波模型的猪肉价格波动规律研究——以四川省为例

猪肉作为重要的农产品之一,其价格波动备受关注。采用X12模型和H-P滤波方法,选取2008年5月—2017年12月四川省猪肉价格的月度数据,将其波动分解为季节性、不规则波动、趋势性和周期性4种类型。结果表明:四川省生猪生产、消费的季节性规律是猪肉价格季节性波动的主要原因;天气变化、市场突发事件、政府政策措施实施等因素是猪肉价格不规则性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生猪生产成本上升推动猪肉价格趋势性上涨;猪肉价格有明显的周期性波动特征,波动周期约为32个月。对此,需扎实推进猪肉生产各环节稳定发展、健全猪肉全产业链信息监测预警机制、完善生猪价格保险制度,确保养殖户收益稳定增长和市场供需基本平衡,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信息不对称、纵向市场特征与猪肉价格传递非对称性

价格传递非对称性使猪肉价格不能有效反映市场供求,扭曲了养猪业市场资源配置,是引起我国猪肉价格周期性大幅度波动的主要原因。以纵向市场结构理论和价格形成机制为基础,对比分析了纵向分离市场结构和一体化市场结构下的猪肉价格、猪肉销售量和纵向产业链整体利润情况。结果表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压价效应,不但扭曲了生猪市场价格、降低生猪养殖者利润,也误导了生猪养殖行为;数量众多的生猪散养户、可维持信息不对称和过多纵向关联环节是导致猪肉价格传递非对称的内在原因。因此,扩大生猪养殖规模和减少纵向关联环节数量是打破信息不对称、价格传递非对称性和促进养猪业健康发展的根本措施。     

我国猪肉国际竞争力及出口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通过贸易竞争力指数和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对我国1984-2006年猪肉的国际竞争力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我国猪肉的国际竞争力普遍不强,且存在一种下降的趋势。对出口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世界猪肉市场规模与RCA对我国猪肉出口影响显著为正,而SPS协议显著降低了我国猪肉的出口,价格不是影响我国猪肉出口的主要因素。     

养猪业上中下游产品价格波动变异率研究

将养猪业视作一个由饲料产业,仔猪饲养,生猪养殖屠宰以及猪肉的销售等环节构成的产业链,把养猪业上中下游产品定义为玉米,仔猪,生猪,猪肉,即玉米价格和仔猪价格为养猪业上游产品价格,生猪价格为养猪业中游产品价格,猪肉价格为养猪业下游产品价格。从价格变异率的角度,重点研究了养猪业上中下游产品价格波动幅度的变化规律,探究了影响养猪产业链价格稳定的重要产品。通过对2000～2009十年间的养猪业上中下游产品价格的统计描述分析、价格波动测度分析得出了影响养猪业价格稳定的关键因素,即仔猪和生猪价格。     

中国五省猪肉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比较研究

运用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专业化指数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对广东、山东、湖南、河南和四川五省猪肉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进行评估,比较研究发现,无论从现实状态来看还是从发展趋势来看,湖南省猪肉产品国际竞争力都是最强的。这一研究分析启示：要提高中国农产品,尤其是猪肉产品国际竞争力,应深化分工水平、加快产业转移,提高科技水平、实现产业升级和加强政府引导、确保经济稳定。     

生猪疫情网络关注与猪肉价格波动：加剧还是抑制？

网络媒体时代下,生猪疫情网络关注放大了生猪疫情事件的影响,引致猪肉及生猪产业链价格异常波动。基于信息传播视角,根据微博、微信与百度网络爬虫数据构建生猪疫情网络关注度指数,采用2011年1月至2021年6月价格数据,运用BEKK-GARCH和TVP-VAR-SV模型探究生猪疫情网络关注对猪肉价格波动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生猪疫情网络关注对猪肉价格波动具有显著时变影响,生猪疫情严重暴发时,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2）生猪疫情网络关注的猪肉价格波动冲击存在明显的反转效应,短期内生猪疫情网络关注抑制猪肉价格波动,而中长期则会加剧猪肉价格波动且影响具有持续性。非洲猪瘟时点下,网络关注的猪价波动冲击效应在2个月由负转为正,且非洲猪瘟集中暴发期下冲击效应高于疫情初始期。（3）进一步地,在网络关注冲击下,生猪产业链价格波动呈现出短期内抑制和长期加剧的反转效应,且产业链价格波动的纵向溢出效应存在非对称性,下游产品价格波动对冲击的反应速度、程度更大。农业部门应密切观察生猪疫情网络关注动态变动趋势,及时预警猪肉价格波动并调整猪肉储备策略。     

论乌拉圭回合对国际农业贸易的影响

乌拉圭回合对国际农产品贸易非关税壁垒的关税化,对现行农业关税的约束承诺,以及对农产品贸易的边界保护、出口补贴和国内支持等保护性措施的限制等改革,都不同程度地推动了国际农业贸易中保护关税的下降和保护模式的变化,从而有利于国际农业贸易的自由化发展。但是,由于目前国际农业贸易中实际存在的较高的关税等量及潜在的关税保护水平和上限税率,乌拉圭回合对国际农业贸易自由化的作用是有限的,未来的自由化历程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