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儒家民本思想述论

以实现王道仁政为目标和核心的儒家政治思想,在如何认识与处理君民、官民关系问题上,有一个基本而重要的思想,即世人所熟知的“民本思想”(或“民本观念”)。从夏商西周到春秋战国,再到汉唐盛世以及明清两朝,历代都不乏民本思想的阐述与主张(思想理论层面)、推行与实践(国家政策层面)。民本思想的内容颇为广泛,其基本思想主要表现为重民、贵民、安民、恤民、爱民、教民、富民、养民等。儒家“民本”思想不等于“民主”思想,但在历史上确实发挥过重要的积极作用。     

养与教的次序*--对孔、孟、荀养民教民主张的一种理解

养民和教民问题乃是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但针对其先后轻重的关系问题，学者间却各有持论，不一而足。本文取萧公权先生的观念为基本线索，检讨了学者对孔、孟、荀有关养民和教民之先后轻重的相关主张，指出其长短得失，并试图从理论上说明判定教养次序的方法论基础。     

论国家善治与法治

国家善治是当今时代治国理政的目标和主题,其民主政治的前提基础、国家善政的核心内容、社会和谐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国家善治的实现离不开法治保障;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通过发挥其规范功能和社会功能为国家善治的实现创造条件;以法治方式实现国家善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意,它要求以法治思维引领治国理政、以良法之治化解社会矛盾、以综合治理助力法治在实现国家善治中的作用。     

原始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

儒家学说的精神实质可以用“内圣外王”一语概括。它表现在创始者孔子那里,就是“修己安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它表现在“亚圣”孟子那里,就是以“性善论”为基础、以仁政为依归的仁学。它表现在荀子那里,就是以“化性起伪”的性恶论为基础、以“尽伦尽制”的圣王为最高理想的礼学。而儒家早期经典《大学》所阐发的以修齐治平为基本内容的三纲八目表现的正是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实践纲领。同样,《中庸》所阐发的以“诚”为本、以“成己成物”为主要特征的“合内外”之道更是从天道人道相贯通的角度发挥了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     

试论民本思想与新时期廉政文化核心价值的构建

民本思想是古代中国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也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代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背景下,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为政以德""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及重民尊民贵民等民本观念,能够使民本思想在当今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更为重要的是,民本思想所包含的"以民为本"的核心思想以及立君为民、民为国本、政在养民的基本要求,对于我国廉政文化核心价值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     

略论先秦儒家民本思想

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是我国传统政治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民为邦本”不是一个空洞的政治口号,它有切实的内容。民贵君轻、民心向背决定政治成败是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基本理念。他们为提倡民权提供了一条很好的思路,并提出了保民、养民、富民、教民为内涵的民生主张。从这些政治理念中将得出一个具有政治实践意义的结论:为政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一切政治措施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归宿,否则是离民背本,并由此而败亡。     

乡村善治:内涵、演进及特征——对乡村善治逻辑的中国特色刍议

走乡村善治之路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乡村善治体现的是以治成善或善之治,是基于人的好生活而对治理秩序的美好愿景及其实践活动,因而它成为乡村社会秩序的目标与价值基础.随着国家意识的确立进而有了国家对乡村的整合,乡村善治实现了乡土善治到国家善政,再到现代社会的善治过渡,并在国家及现代化意义上不断获得新的诠释、演进和发展,逐渐形成了国家及现代化、公共利益及其多主体参与等方面的善治特征.国家现代化由此成为乡村善治的逻辑起点.     

儒家伦理的治道逻辑—一种“权治”视域的考察

如果从行政治理视域来分析，无论德治、人治、还是法治，权力总是治理过程中必然要采纳的形式。在这一普遍形式下，不同历史时期包含不同的治理内容。儒家伦理的治理逻辑建立在 “以德配天” 的基础上。它以天人相通为起点，以天谴论为中介，以天人感应为沟通，从而赋予君主专制权力以神圣性。在解决了这样一个合理性基础之后，就必然要求统治者行仁政德治，而德治之关键就在于 “保民”、“养民”、“教民”。在实际的治理过程中，因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历史境遇，德治又不可避免地蜕化为人治。但人治的不稳定性、偶然性与任意性使得它必然为法治所否定。     

政府与公民社会关系视角下的我国行政决策的民主化

文章以善治理论、现代民主行政理论及协商民主理论为指导,分析当前行政决策机制所存在的问题,注意到加快我国行政决策的民主化进程,不仅要注重政府的主导作用,更要充分发挥社会能动性,因此,建设政民互动回应的公共机制将是一种明智而正确的选择.     

浅论丘浚的养民思想

本文论述了明代前期著名海南籍政治家丘浚的养民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及其进步意义。文章认为，丘浚提出的立政养民的主张，特别是关于“节用”、“人有所养”的主张，在当代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公民教育·公民社会培育·善治的当代诉求

"善治"(Good Governance)是西方近年来随着全球化与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而产生的一种倍受推崇的治理理念,其本质特征在于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进行合作管理,目的在于求得公共利益最大化.建立健全的"公民社会"是民主国家实践善治理念的基本诉求.实施"公民教育"以提升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锻造良好的公民品质和相应的政治参与能力,对于培育健全的公民社会,推进善治模式的普遍形成有着深远的意义.     

善治:和谐社会建设视野中的治理伦理

社会治理是由共同目标支持的、社会各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管理活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需要通过引入“善治”理念，积极建构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理伦理，从而实现和谐之治。善治理念强调在目的上增进公共利益、满足公众需要，体现“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的价值取向；在程序上加强公民与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与合作。治理伦理的生成主要不是靠制定伦理规则，而是靠公民的广泛参与和共同建设，其生成过程的重心在于监督和批评。     

和谐社会目标之下的政府治理

从统治到治理,从善政走向善治,是当代政府治理变革的基本趋势。追求社会和谐与善治,始终是我国治理变革的基本目标与价值。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几轮机构改革,目的都是精简机构,提高效率,惠及民众。然而,由于对“主体替代”模式的过度依赖,使治理的目标与路径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导致我国政府治理中出现诸多不和谐因素。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必须确立多中心治理理念,注重治理结构的均衡;必须完善公民参与机制,提高社会自主治理能力。     

网络拟态空间的意识形态治理路径

大数据、云时代的到来,将人们从现实空间延伸到拟态空间,拟态空间是一种对人们“观念世界”和“意识世界”产生深刻影响的象征化、拟似化的虚拟空间,网络拟态空间具有“难控性”与“可控性”的二重性.网络拟态空间的治理应该从统筹布局、完善机制、内容建设、议程设置、环境建设等方面保障主体参与治理的原动力、调动网民参与治理的源动力、增进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形成主流意识形态的约束力,最终形成网络拟态空间意识形态的治理合力,达到“善治”的目标.     

论中国传统文化中法治思想的三个层面

在中国传统的法治思想中,无论是偏重“德治”的儒家的,还是偏重“法治”的法家的,他们均认为“诚信”是“国之宝”、“民之所庇”;“身正”是治事理政、教化他人的前提;“别善恶”、“理万人”是“法”的初衷。     

善治视野中我国公民行政参与路径的思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善治"理念和模式在大众中产生了日益广泛的影响.本文以善治理论为视角,在全球行政民主化大趋势下,对我国公民行政参与的路径进行了思考.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非研究一般意义上的公民政治参与--"代议制民主模式下公民参与",而是对公民行政参与--"行政民主模式下公民参与"的思考.     

治理视角下的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模式研究

本文从政治学的视角,运用治理理论,分析了我国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的产生及其与治理的关系,并提出中国从治理走向善治的选择思路.     

政府责任审计服务国家善治的路径研究

善治是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和最终目标,政府责任的全面有效履行对于国家善治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政府责任审计的对象包括政府行政责任、政治责任、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政府责任审计在督促政府部门认真履责、维护民生权益、加强反腐倡廉、监督制约政府行政权力运行以及推进依法治国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政府责任审计服务国家善治的路径包括强化政府部门政策制定与执行审计、实施政府责任预算审计、加强政府责任内部控制审计、建立健全政府责任审计结果公告制度,全面推行经济责任审计并完善政府问责制度等。     

激光增材与精密切削加工铝合金技术的发展

江西余江的宅基地制度改革采用了国家与社会良性协同共治方式,是善治理念在乡村治理中的具体实践。在政府主导、村庄主体、民众参与的“三位一体”联合共治结构中,国家权威与社会权威联合机制、政府公开与社会监督机制、个体与整体的权责利相匹配机制、社会表达与政府回应的制度化、社会自治与政府治理的规范化,共同保证了宅基地制度改革过程中的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和法治性,从而实现了乡村善治“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基本目标。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协调是善治的本质特征,“三位一体”的治理组织主体和村民理事会的组织形式兼具理论与实践创新。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西部乡村治理结构探析

目前关于乡村治理结构的制度选择方案,基本不适合西部地区农村的现实。西部乡村治理结构改革应以乡镇机构改革为切入点,变精简机构为改革运行机制,将发展经济的职能从基层组织中剥离出来并上移到县和下移到农村经济合作组织,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使村民自治达到行政化和自治化的统一,从而形成"县统筹、乡执行、村自治"的治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