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主体与儿童主体的双重建构——评吴翔宇的《五四儿童文学的中国想象研究》

吴翔宇《五四儿童文学的中国想象研究》一书,从"中国想象"的角度来解读五四儿童文学,独辟蹊径,探究了五四儿童文学参与中国新文学建构民族国家的话语实践,深化了儿童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论题,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     

五四儿童文学对外来资源的融合与置换

五四儿童文学的发生受助于外国资源的译介与引入。儿童文学先驱并非生吞活剥地"横向移植"外国资源,而是基于本土文化的立场,对其进行了中国式的接受。这主要表现为:以"启蒙儿童"为诉求,译介教育儿童的文本资源;以中国想象为基点,扩容"儿童本位"的社会效应。外来他者的引入制导着中国传统儿童文学资源的开掘,而注重思想显效性的取向则限制了五四儿童文学的审美性的艺术传达。     

五四儿童文学建构中国形象的现代生成

五四儿童文学的历史生成是与中国的现代转型紧密关联的.认同危机内在驱动了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中国新文学寻找和建构国家形象的文学实践.儿童本体的书写折射了中国现代作家对现代中国历史及民族“新生”的思考.在西方形象与古典形象的双重他者的制导下,五四儿童文学建构中国形象体现了社会性与自然性的融合与冲突,其性质是对现代中国的一种价值重建与意义重构.     

文化世界主义视野下的新感觉派研究

"五四"作家在线性时间观和世界主义视角的支配下,将西方作为象征权利嵌入中国文化想象中。新感觉派在认同"五四"一代的基础上,将西方等同于现代,开始了对现代性的追求。他们采取分叉性的策略将都市西方与殖民西方作了区分,通过对上海的世界主义想象将自己放在与西方和日本都市文化对话的全球语境中,因此掩盖住了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半殖民统治的现实。新感觉派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模糊,导致了某种意义上的文化殖民。     

诚与真:五四文学的精神特征及其当代意义

诚与真,是五四文学获得永恒魅力的根源,也是其最明显的时代徽标.五四文学是中国新文学的儿童时期,散发着童真般的光芒,承载着诚与真的原始色调,显示了一个"健康儿童"应有的美学特征.所谓诚,即真诚,是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反复强调和捍卫的人格原则."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从启蒙现代性到城市现代性——中国新文学初期的上海叙述

从晚清到五四,多元现代性逐渐定于一尊。五四文学大多从启蒙现代性出发,将城市视为与新文化对立的旧文化环境,与乡村无异。20年代末期,现代性又呈多元状态。左翼与海派从城市现代性出发,前者表现上海城市的殖民性与无产阶级政治,后者进行对于上海日常消费角度的西方性想象。     

互文性视阈下审视古典文学对五四新文学的影响

在"全盘西化"虚影下片面认为五四新文学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以致造成文化"断裂"的说法失之偏颇。事实上五四新文学作家虽表面上对中国古典文学持否定态度,但在否定中是有肯定的。在西方互文性视阈下,古典文学的艺术手法、中国古代高度入世精神和愤世嫉俗的感情等方面明显看出中国古典文学对五四新文学的互文性影响。     

“五四”后文学书写中“中国形象想象”发生的溯源考简

中国形象的想象是“五四”后中国文学写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它甚至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中都具有空前的重要性。文章即从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的变化与文学书写主题之间存在的关联影响切入,论说“五四”后文学书写中“中国形象想象”发生的源头,进而揭示这一文学书写主题所具有的“民族主义”建构这一社会意义;以及说明只要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还未完全实现,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就不会在文学创作中停止。     

一个错位的"晚清"想象——评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说

王德威评价晚清小说的"被压抑的现代性"一说,近来备受学界关注,然而考察其"现代性"理论和观照文学的方式,发现其中存有一种理解上的文化错位,也就是说,王德威在理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时,不可避免地带有美国文化中的情感想象印记,事实上造成了对晚清文学和"五四"文学的双重误读.在这种情况下,较为有效的对话途径是,从文学语言这一角度,切入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理解.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辨清晚清、"五四"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历史关系.     

新式教育下的课程设置与五四文学的发生

新式教育下的西学课程的广泛设置,从根本上改变了学生既有的知识结构,颠覆了他们对既有知识的信仰,重构了他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是以接纳西学课程为起点开始了对西方文化和文学的接受,新式教育奠定了他们成长为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的重要基石。如此说来,我们要找寻和阐释五四文学的发生,也必然要回到其原初的起点———新式教育下西学课程的设置上。实际上,晚清新式教育下设置的课程,正是促成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的文化心理结构裂变与重构的原初动因之一,这也是五四文学发生的原点。     

中国援非政策的文化软实力因素

"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由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发展而来,它成为分析国际问题的视角之一。中国援助非洲的政策包含了传统文化的"诚"和"信"、革命文化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平等思想、改革文化的自主探索国家发展道路理念和经济先行的国家发展哲学等六个文化软实力因素。这些因素是中国在非洲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精髓,对于提升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具有重要的意义,促进了非洲国家和中国的积极互动。     

汉学“再现”视域下的儒家诗歌功能观

汉学家对儒家诗歌功能观的理解是和"再现"理论关联在一起的。不管是刘若愚对于西方"再现"理论的接受和转化,还是欧阳桢等汉学家对于中西文论背后的哲学差异的理会,都十分明确地展露了他们对于儒家诗歌功能观的理解。其在分析中国诗歌的反映和表现问题时,都或明或隐地参互进了对于"再现"这一源自西方诗学的理论范畴的体认。     

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尊——基于胡适“全盘西化”论的思考

＂五四＂运动前后,胡适等社会精英对传统文化的一味否定既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也给国人留下了文化自卑的缺憾。文章简要分析了胡适＂全盘西化＂的主张及其历史成因与＂缓慢渗透＂的西化策略,并论证了它对日后中国文化力式微造成的影响。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必须跳出文化自卑的阴影,增强文化自尊和自信。在吸纳西方文明的同时,重建我们的精神家园,继承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使我国的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和谐同步,健康发展。     

创业文化发展的辩证逻辑与和谐之维

当前,我国正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不仅开创了全社会创新创业新局面,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创业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创业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和谐创业文化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应有之义。创业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坚持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草根文化与精英文化、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辩证统一、和谐发展。     

《鹿特丹规则》承运人识别制度及其本土化反思

如何正确识别承运人、判定适格被告,是困扰我国乃至国际海商法理论与实践已久的问题。《鹿特丹规则》采用“运输单证标准”、“凭身份推定责任”的立法模式,力图建构出彻底解决承运人识别困境的制度,并在我国引起了是否要将该制度引入《海商法》的讨论。但是实际上,《鹿特丹规则》承运人识别制度不但在解释论上存在矛盾化的双重标准,可能在实际适用中造成混乱,其立法模式与内容也在立法时备受质疑,并且与国际社会主流构成要件主义立法例相差甚远而难以形成国际共识。更重要的是,若将这一制度引入我国,不但会因其与我国本土海商法治资源差异甚大而产生水土不服,亦无益于我国国家航运利益与贸易利益保护。     

身体隐喻与五四儿童文学的话语实践

在"身体道德化"向"身体国家化"转向的五四中国,儿童文学的"新人想象"实践契合了中国现代转型的时代主题。儿童形象与中国形象的内在关联主要通过如下两组隐喻系统完成:一是根性的儿童隐喻"疾病中国",二是失语的儿童隐喻"无声中国"。在破旧立新的话语逻辑中,五四知识分子开启了民族新生与未来中国建构的话语实践。     

中西方儿童观的对比研究

自古以来中西方思想家的儿童观有各自的逻辑,这可以从几个方面展开分析。第一,西方从"性恶"的角度,中国从"礼"的角度各自提出儿童世界是"充满‘应该’的世界";第二,西方以柏拉图的"相论"为基础,古代中国文学中提出了儿童世界是"游戏的世界";第三,西方在文艺复兴以后,中国以道家思想为基础,认为儿童世界是"理想的世界";第四,中国缺少工具主义的理论,因此也缺少儿童本位理论的复兴;第五,西方的心理学和早期中国的看法认为儿童世界是"蒙昧"的世界;第六,中西方的教育思想都不约而同地认可"交互"儿童观。     

论《围城》的陌生化效果

《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被誉为"新《儒林外史》"。钱钟书充分利用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韵味无穷的文字,并创造性地与西洋文字相结合,成就了《围城》出色的语言艺术。作品中语言艺术背后潜藏着一种贯穿始终的艺术手法——"陌生化",不仅是语言,更渗透了作者的人生观、世界观,成为一种自我意识,影响着作者的创作始终。本文试图从作家主体意识层次、话语意识层次的陌生化对小说进行分析,更深层次地领略《围城》的深刻意蕴。     

解读印象派大师莫奈及其作品

莫奈是19世纪是最典型的印象派画家（印象主义画家集团的核心人物）,而且是印象派绘画的创始人之一,人称“印象派之父”。其代表作品《日出·印象》、《睡莲》以其微妙、徇烂的色彩表现谱写了光与色的诗篇,甚至可以说改变了人们观看世界的方式。通过研究莫奈及其作品,能够启发、提高我们观察自然、感受色彩、表现色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