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机制设计角度看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优化（笔谈）：摆脱财政分权困境的可能性

主持人的话（张志超）：政府间关系主要是指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与划分，以及由事权划分而产生的财权划分、财政转移支付、财政管理体制等方面，而其中最主要的则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和划分问题。众所周知，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调整离不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能的划分，政府职能的有效行使和转变以及各级政府间的税收结构包括税制改革和调整都离不开政府间职能的界定，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建立同样要依赖于政府间职能的科学界定。显然，政府间职能界定与划分是财税理论研究和财税管理中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府间财权配置的科学依据，也是科学建立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条件，更是有效制定财政政策和预算管理体制的关键问题。     

政府间事权划分模糊性解决的民主协商路径

政府事权划分法定化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事权划分形式法定存在局限性，法律只能对事权划分进行大致规定，各层级政府与其职权范围不可能形成一一映射式的对应关系，政府间事权归属模糊在所难免。规范性文件将政府间事权争议交由上级机关裁定的规定，与事权法治化的要求并不十分契合。上下级政府就归属模糊事权展开民主协商，是转型期政府加快理性成长、促使事权明晰的一种认知活动。这种共识达成辅以必要的制度安排与程序配套，能够克服由上级政府单方决定划分模糊事权归属的认知局限，促使上下层级政府在相互制约和监督中就事权恰当归属达成妥协，进而增强双方履行各自事权职责的预期与责任意识。政府间归属模糊事权民主协商，与事权法定并行不悖，是事权规范化、法律化的内在要求。     

宪政视野下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是调整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法律制度,是调整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基本财政手段。财政转移支付具有重要的宪政意义：实现财政的纵向和横向公平、政府权力的分权与制衡、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均等化。但是,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缺陷,政府间事权划分不合理;政府间事权与政府财权、财力不匹配;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规范化、法治化程度不高。这可通过完善我国财政转移支付法律体系、科学划分政府间的事权、优化政府间事权与政府财力的匹配关系和规范政府财政行为来弥补其不足。     

政府间事权划分思路研究

对我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而言,在政府之间划分事权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政府间事权关系的划分存在许多难点。从福利经济学思想出发提出的新的划分政府间事权的思路经证明有其有效性:将交叉事权交给地方政府承办,可以使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目标函数一致。据此,可将政府事权划分的委托-代理模型细分为确定性事权和交叉性事权的委托-代理模型。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的成因与治理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迅速累积有可能形成地方财政风险以及连带的金融风险。政府层级多和部门利益因素是融资平台数量庞大的体制原因,地方政府财力和事权的不匹配是激发融资数量过快增长的制度原因。地方政府举债应当依据黄金法则、效率原则和风险可控原则,一是要筑牢防范风险的微观基础,使融资平台真正成为法律上能够承担责任义务的主体,使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真正成为管理规范、决策科学的主体;二是应从宏观上构建制度框架,解决激励约束不相容、信息不对称以及事权和财权划分的问题。     

我国省县直管体制问题探讨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电子政务与现代技术的迅猛发展,适用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市管县体制的局限性日益凸显,省直管县体制顺势应运而生。尽管省县直管能够避免市管县的诸多弊端,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但在现阶段仍存在一些管理幅度过大,财权和事权不一致以及市级政府的积极性受到影响等问题。鉴于此,笔者以我国实行省县直管体制的内因和外因为切人点,对省县直管体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对策,力求省县直管体制的顺利推行。     

公共财政框架下的财政体制研究

由于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 ,已经运行八年的现行财政体制 ,必须进行适当调整。在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目标下 ,地方提供公共产品的范围和领域都发生了变化 ,需要重新理清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的划分。应该在税收分配和政府间转移支付等方面对各级政府的财力格局进行新的调整。     

政府间公共服务事权配置的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政府之间事权配置出现了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事权内容扩大、公共服务事权改革分权化与集权化并存、社会性公共服务比重增加以及公共服务事权交叉问题仍然存在等特点。从建立公共服务体制的需求出发,需要在总结、梳理和借鉴国际上政府间公共服务事权配置规律以及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重新界定可操作的中央与地方的公共服务事权范围,加快建立相应的公共财政体制,明显提高社会性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同时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地区间公共服务的基本均等化。     

近代分权型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经验

政府间关系主要是指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与划分,以及由事权划分而产生的财权划分、财政转移支付、财政管理体制等方面,而其中最主要的则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和划分问题。众所周知,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调整离不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能的划分,政府职能的有效行使和转变以及各级政府间的税收结构包括税制改革和调整都离不开政府间职能的界定,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建立同样要依赖于政府间职能的科学界定。显然,政府间职能界定与划分是财税理论研究和财税管理中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府间财权配置的科学依据,也是科学建立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条件,更是有效制定财政政策和预算管理体制的关键问题。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中,激励问题十分重要。在我国,中央政府为了管理全国事务而制定全国性法律、法规和政策,但中央政府缺乏执行自己政策的工具,执行工作则几乎全部依靠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与执行相分离的体制下,从中央政府到基层政府漫长的执行控制与监督链条,可能使执行效率不断衰减。因此,必须有一套激励约束机制,督促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的法律与政令。中央应该怎样对地方政府进行激励,使地方政府的效用达到Pareto最优,是众多经济学家一直关注的论题。基于政府间职能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本文认为,有必要根据我国政府间财政体制结构的特点,用机制设计理论对政府间职能关系进行研究。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莱昂尼德.赫维奇、埃里克.马斯金和罗杰.迈尔森等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在创立和发展"机制设计理论"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该理论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在于,将高度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之解决大为简化。因此,将机制设计理论引入政府间关系的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思路。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中央政府面对的是一个由各级地方政府组成的行政体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着非对称信息的博弈行为以及动态调整的关系。中央政府是委托人,将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执行;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比中央政府拥有更多的信息,两者的行为相互影响。所以政府间最优关系问题也是一个激励机制的设计问题,它关系到如何诱使地方政府揭示私人信息和在非对称信息的情况下如何设计最优职能关系。职能分配的核心是利益分配问题,也即各方主体能否达成协议的问题。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从理论上为解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多主体利益协调问题提供了技术可行性。近百年来,我国在现代公共财政建设过程中于划分政府间财政关系方面时常遇到难以破解的"困境"问题。不过,按照"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原理,摆脱这种困境,从而实现可持续的财政分权体制目标是可能的。为此,南开大学张志超教授组织一些青年学人围绕这个问题发表书面见解,以期对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优化有所裨益。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财政体制改革中的机制设计

政府间关系主要是指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与划分,以及由事权划分而产生的财权划分、财政转移支付、财政管理体制等方面,而其中最主要的则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和划分问题。众所周知,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调整离不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能的划分,政府职能的有效行使和转变以及各级政府间的税收结构包括税制改革和调整都离不开政府间职能的界定,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建立同样要依赖于政府间职能的科学界定。显然,政府间职能界定与划分是财税理论研究和财税管理中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府间财权配置的科学依据,也是科学建立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条件,更是有效制定财政政策和预算管理体制的关键问题。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中,激励问题十分重要。在我国,中央政府为了管理全国事务而制定全国性法律、法规和政策,但中央政府缺乏执行自己政策的工具,执行工作则几乎全部依靠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与执行相分离的体制下,从中央政府到基层政府漫长的执行控制与监督链条,可能使执行效率不断衰减。因此,必须有一套激励约束机制,督促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的法律与政令。中央应该怎样对地方政府进行激励,使地方政府的效用达到Pareto最优,是众多经济学家一直关注的论题。基于政府间职能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本文认为,有必要根据我国政府间财政体制结构的特点,用机制设计理论对政府间职能关系进行研究。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莱昂尼德.赫维奇、埃里克.马斯金和罗杰.迈尔森等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在创立和发展"机制设计理论"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该理论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在于,将高度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之解决大为简化。因此,将机制设计理论引入政府间关系的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思路。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中央政府面对的是一个由各级地方政府组成的行政体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着非对称信息的博弈行为以及动态调整的关系。中央政府是委托人,将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执行;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比中央政府拥有更多的信息,两者的行为相互影响。所以政府间最优关系问题也是一个激励机制的设计问题,它关系到如何诱使地方政府揭示私人信息和在非对称信息的情况下如何设计最优职能关系。职能分配的核心是利益分配问题,也即各方主体能否达成协议的问题。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从理论上为解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多主体利益协调问题提供了技术可行性。近百年来,我国在现代公共财政建设过程中于划分政府间财政关系方面时常遇到难以破解的"困境"问题。不过,按照"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原理,摆脱这种困境,从而实现可持续的财政分权体制目标是可能的。为此,南开大学张志超教授组织一些青年学人围绕这个问题发表书面见解,以期对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优化有所裨益。     

城乡关系变迁与地方行政体制改革——基于中国传统与转型社会的考量

从历史上看,城乡关系与地方行政体制尤其是县制改革有紧密关联。传统“郡县制”体制下城乡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界;近代随着城乡的突变式分离,地方行政体制亦频繁变动。改革开放后,旨在缩小城乡差距的市管县体制在现实中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为打破这种城乡二元结构,不少地方试行了省管县的改革并取得一定成效。目前,省管县已成为统筹城乡的重要改革方向。而要搞好省管县的改革,必须平衡和规范市、县公共权力的行使边界,合理界定其权责界限。同时,省管县改革要做大做实县作为一级独立政权所必需的政治、行政、财政等各项权能,赋予其相应的治理资源特别是行政权力资源。       

我国财政分权与政治激励下的农村公共财政

对比分析1993-2008中央、省、市、县乡政府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发展趋势,发现农村公共财政薄弱。同时,短期GDP和财政收入作为政治激励的主要指标,诱使地方政府官员把有限的农村财政资源投入“单程晋升锦标赛”中,更弱化了农村公共财政。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须求真务实,务求实效,完善财政分权与政治激励制度,加强农村公共财政：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加大农村公共财政投入;规范财权与事权,完善我国财政分权制度;规划功能区域,改革考核选拔激励制度。     

政府的权力作用方式变革与社会治理能力提升

伴随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启动,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行政体制改革对政府变革权力作用方式,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新要求。回溯建国以来政府权力作用方式的演变与适应社会治理需要之间的互动过程可以发现,随着社会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理念的变化,政府权力作用方式需要相应变革以适应现代社会治理的需要。因此着重探讨新形势下的社会治理所要求的政府权力作用方式变革,进而通过变革提升其社会治理能力。     

江苏省强县扩权改革的必要性分析

为了充分发挥县（市）政府在本地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避免地级市对县域经济的不合理干预。鉴于“匀质型”地区“市管县”功能已经失效;以及行政组织扁平化的改革的要求,有必要改革目前的“市管县”体制,实行“强县扩权”。即赋予经济发展状况较好、行政管理水平较高的县（市）更多的行政管理权限,并在行政隶属关系上变“市管县”为“省管县”。     

省管县：“两难”困境中的可行性路径选择

由市管县到省管县,其焦点集中在管理幅度大小和行政层级多少的关系问题上。市管县的弊端、浙江模式的局限性;管理幅度、行政层级与成本、效率的悖论等,都反映了由市管县向省管县体制转换的复杂和艰难。＂两害相权取其轻＂,本研究旨在从改革的＂两难＂处境中,探寻体制柔性转轨、降低改革成本以达到省、市、县共赢的可行性路径：即从单项改革入手,由点到面,由易到难,稳步推进;适度扩充省级机构;扩展中心城市辖区;省、市分别事项共同管县;撤销乡镇建制,强化农村社区自治。     

中国“省管县”体制改革的现实审视——广东省“省管县”改革的路径选择

新一轮的省直管县改革是在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显著发挥、现代技术快速发展、有效政府和城乡分治理念被广泛接受的大背景下推进的,承担着壮大县域经济、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提升行政效率的历史使命。作为经济强省的广东省必须在“省管县”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解放思想,不断创新,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来化解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制约因素,促进生产力发展。在全球经济萧条的背景下走出广东省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即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结合两种不同模式和广东省自身条件探讨了广东省“省管县”改革的必要性、可行性、制约因素及其路径选择。     

从政府责任的视角浅析我国学前教育存在的问题

当前,“入园难”、“入园贵”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从政府角度来说,是由于对学前教育领域长期缺乏关注,经费投入不足,过分推向市场和资源配置不均衡。为促进学前教育的健康发展,需进一步强化政府职责,加快学前教育立法,保障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扩大公办幼儿园的数量,积极扶持和引导民办幼儿园,加强收费管理;提高社会支持力度,扩大并合理配置学前教育资源。     

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成因及对策

在概括分析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基础上,认为公共服务领域的财力、人力和物力资源配置失衡以及较低的财税体制调控能力,是造成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断崖式落差,阻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原因。缩小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必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厘清中央与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关系,完善中央对地方收入划分与财力调节体制,完善跨区投资税收分享机制与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加强京津冀财政协同合作与公共服务项目合作。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规范地方政府行政决策权的路径探讨

行政决策权力是地方政府的权责核心.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这一权力的运行就是要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进而确保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基于当前我国地方政府行政权力运行的现实问题和走向善治的时代要求,规范的基本路径是:要依法明晰地方政府行政决策权力的边界范围,科学设置地方政府行政决策权力运行的程序,积极构建地方政府行政决策权力运行的监督体系,并不断完善地方政府行政决策权力运行的追责机制.     

中国资源环保监管责任问题探析

资源环境代价过高问题已经成为掣肘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严重偏离我们“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和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的文明建设,引起了国家、社会和业界的广泛关注。201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实施的《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再次将人们的视线引向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对资源环境监管职责的落实:环境监管失职将受到严惩。但依笔者见,由于种种违法乱象的背后几乎都有政府的“身影”:或者存在政府及其行政主管部门管理不善的问题,或者存在政府的“藏私”目的,故过度依赖司法化的途径难以彻底根除资源环保的乱象。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我国五位一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应从源头上抓资源环保才是良策,即应从人民政府及其行政主管部门严格执法抓起,促使人民政府及其行政主管部门在资源环境领域能够切实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创新社会管理,真正成为法治政府、责任政府。